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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
    ●共和国在额抖……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想把这句话用于乔治·桑的政治生活。他们说：“她没有理论，
她在思想上追随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爱某一个人之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肖邦是个贵
族，缪塞是个怀疑论者；他们都没有使乔治·桑变成贵族或者怀疑论者。她曾从米歇尔
·德·布尔日、拉姆奈和皮埃尔·勒鲁等人那里，吸收过他们的一些思想，但是这些思
想是她原来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来就是极端大胆、热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历史上起过
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妇女之一。
    乔治·桑从孩提时起，她就已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她珍重人民，并且
常常喜欢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亲密无间地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她认
为母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小就对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因此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不
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尝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也
参与这种腐化，于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众的美德上。
    因此，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至少她自认是民主主义者。和拉夏特
尔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反对君主派，为共和派和拿破仑派辩护。在她看来，凡是
国王，即使他自称公民，都是暴君。当莫里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个班上学时，她禁
止儿子接受年轻的亲王的邀请。她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她在寻找最好的共和国。
    乔治·桑从来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给妇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认为母爱的职责，同
公职不相容。她说：“妇女将同男子一样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将仍是爱情、忠诚、
耐性和慈悲的庇护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这
种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为妇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权和选举权，而是公民权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认为，
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幸福，而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
获得。如果女人能如愿以偿的被人爱，她们也许就无所求了：“但是，男人们虐待她们、
责备她们被迫养成的习惯，鄙视她们的无知，嘲笑她们的学问。在爱情上，男人们把她
们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则把她们看成佣人。男人们并不喜欢她们，男人们使唤
和利用她们，并且希望这样迫使她们屈从于忠贞的戒律。”
    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时代就发出的呼声。这在她后来的作品里都有
反响。男人认为忠贞是徒劳无益和可笑的。但是，凭什么公理，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公
理，人们能够要求妇女忠贞？如果那男人是个追逐女色、粗暴放荡之人，为什么妻子还
要对他保持贞洁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在我们的偏见和习俗里，一个男人越是交了好运引人注意，
人们就越是对他笑脸相迎、巴结奉承。某人吃得脑满肠肥，情场上春风得意，就被看作
是快活的伙伴。而被指控为奸妇的女人，却不会有这种地位。这就是人们给予妇女的唯
一的荣誉。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她变得憔悴，被人轻视；在子女眼里，她也是很丢人的；
她该受到侮辱性的惩罚，比如说坐牢。
    乔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妇女因结婚而被剥夺了的公民权利归还给她们；并且希望
废止对通奸的妇女实行侮辱性惩罚的法律，因为那是“使通奸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加
的野蛮法律。”
    她认为整治两性结合不合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变夫妻关系，而这种
自由那时还不存在：“在世上，一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已经进化到懂得完美
的爱情的时候，就不能够——最好说，就不允许——走回头路，仍旧像野兽一样对待性
行为了。”
    当肉体的结合不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时，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行为，
即使是结了婚，也是如此。女人应有权躲避这样的结合：“我认为，在爱情中显露虚假
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爱情里极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认为，并且要说：
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来，错误和罪过并不在于更换情人，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
不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
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
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
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
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
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
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
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
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
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
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
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
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
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
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
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
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
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
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
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
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
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
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
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
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
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
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
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
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
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
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
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
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
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
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
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
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
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
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
“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
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
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
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
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
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
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
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
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
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
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
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
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
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
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
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
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
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
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
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
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
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
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
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
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
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
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
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
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人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
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也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
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
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
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恐吓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
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
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
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
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
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
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为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
尽可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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