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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 (陈香梅自传)
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我们陈家共有6个丫头（北方人称女孩为“丫头”）。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岁。
她出生美京华盛顿，我是父母自美国留学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同住，
生活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说是住在东总布胡同。我只知
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虽然众多，
但半个世纪的离乱，各散东西，大家对往事都有点模糊，远亲甚多，近戚则寥寥可数，
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对五六十年前陈家与廖家的往事就无啥记忆了。
    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
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
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
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
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
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
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
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亲当
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资助，因为我们两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亲和三姨丈
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儿去求救，这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后来求证于我的六
姨、九姨、十姨，她们也说当年大家的确都靠外祖父提携。
    母亲名香词，适陈。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籍广东。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
在香港算是大商贾。父亲是长子，踢名应荣。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当年与
外祖父私交甚殷，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若都是男的或
同是女的，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后来陈家是男，廖家得女，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
道地地的指腹为婚。
    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15
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
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
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亲如今年
事已高，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带来很多苦恼；
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大使（曾任驻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
年29岁即染肺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
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
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老七
是女儿。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陆；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
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
美国纽约，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
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数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母亲和她的三妹被送到英国留学，母亲因为喜欢音乐和绘画，因此又到了意大利和
奥地利。在英国母亲和一位贵族发生了感情，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当时外祖父
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那时两国还没有大使），便差人到欧洲把廖家的二小姐和三小
姐接回古巴任所，并择定吉日举行婚礼，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终身大事。母亲本来不肯，
后来外祖父与她约法三章，让她婚后再到欧美读书，父亲也是在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取
得法学博士，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父母亲到了华盛顿，
大概父亲还想拿一个博士学位，而我的大姐陈静宜就在华盛顿出生。这是陈家和廖家的
第一个孙子，虽然不是男孩，但两家都非常兴奋，要父母立即回国，因为担心小夫妻不
会照顾孩子。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
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
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
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
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
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她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小脚。有几次
我在门缝中偷看她洗脚，那真是一门大学问，而且很费时费事：丫头先将一盆热烫的洗
脚水端进祖母的睡房，然后协助祖母把那数丈长的白缠脚布一层又一层地解开。祖母坐
在圆型的三脚凳上，光是解开缠脚布大的就要10多分钟，整个过程态度非常谨慎。祖母
偶尔会叹一口气，那轻微的叹息，正象征着中国旧时代女性的无限哀怨！
    丫头若发现我和姊妹们在偷看“脚员，便向祖母说：”又来了。”祖母就说：“快
到外面玩，这儿没啥好看的。”可是我们对这项每日进行一次的活动充满好奇，愈是不
难看愈想看，据说当年祖父就非常欣赏祖母那双三寸金莲。可怜的中国女人，为了取悦
男人，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据祖母说，她3岁时就被缠足了，当时痛得喊救命，但她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
只好忍痛把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说，半夜里，忍无可忍时常试着把缠脚
布解下来，后来被她母亲发现了，干脆将她的双手也绑起来。这种痛苦维持了很久。刚
缠脚不仅疼痛，而且无法走路，只好由丫头背着走。两三年后再学走路，一步一声哀嚎，
有时痛得晚上想上吊，真是可怜。
    记忆中，祖母长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烧香、拜佛、念经，佛珠很少离手，
除了吃饭和吸水烟筒。
    祖母穿的衣服只有3个颜色，夏天白色，冬天是深蓝和黑色，好像终生带孝似的。但
她的衣着非常简洁，而且无论是布是绸，总是洗得光亮整洁；头髻是”二妈妈”（祖父
的二妾）每天早上替她梳理的，梳好后，用一种“刨花”使头髻发亮，跟我们现在用的
发胶差不多。祖母很少出门，没有串门子的习惯，出门不是上寺庙烧香，就是去参加喜
事和丧事。她知书识字，因此也读些古书。我小学六年级时开始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和《京华春梦》，我把这两部书给祖母看，我想她一定看过了，因为有一天她说：“北
京的戏子比广州的开放。”这可能是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后所得的结论。
    祖母30出头丧夫，57岁过世。在这20多年的岁月中，除了主持家务，念佛读经之外，
不知她是怎样挨过来的。有些女人喜欢玩牌九、搓麻将，东家长、西家短地说是论非，
祖母对此一无所好，我想诗中所谓“心如止水”正是祖母守寡的后半生的写照。
    如今女权抬头了，我们有了公开爱与恨的自由、跟祖母的时代比起来，委实不可同
日而语了。更有甚者，在欧美国家同性恋也可以公开宣扬了。近年来同性恋运动的男男
女女常常到街上游行，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政府的支持。最近有几宗同为男性结婚的妙事。
1991年初在华府还有一对男子到市政府登记结婚，《华盛顿邮报》除写了新闻，也把两
人的合照登在报纸上，堪称一绝。假如祖母还在，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作何感想。
    清朝男人玩女人、吸鸦片、聚赌……可能是与“父母在，不远游”有些关联。做父
母的多半不愿儿子远游离乡，希望他们守在身旁，一方面可以帮助管理田产或生意，一
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儿子照应、继承家业，不致让外人欺侮家中妇孺。因为中
国到底是个农业社会，不但要有儿子送终、传宗接代，还得靠子孙扫墓、继承香火。孔
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男子可以有借口娶妾。做娘的想儿子守着祖业，
不要东奔西跑，便容忍他们卧在烟床上，吞云吐雾，虽无壮志，最低限度不会大有精力
去外边闯祸。这是一种多么愚昧的办法，久而久之，抽大烟已不光是有钱人家的专利，
贫穷的人也来这一套，清朝的灭亡是注定了的。
    在中国较为高雅的男人玩花鸟、下棋、吟诗、饮酒唱和。
    女人的担子很重，因为她们不但要理财、担家计，还得为丈夫解决许多乡里间的大
小事务。中国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虽在压迫中仍得挣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个
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她还算有远见，丧夫后把大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她不想
大儿子受旧社会的影响，她已失去了丈夫，不愿儿子步其后尘，这一点我很佩服。
    再说廖家。
    廖家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两人相守至80多
岁。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号忏庵，讳思灵，别署珠海梦余生，与廖仲恺先烈是亲
兄弟，同是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入外交部后先后任古
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国，而认识了邱家小姐，他们在旧金山结婚，外祖
母受的是欧美教育，婚前从未到过中国，是个地道的土生华侨，和陈家祖母刚好是个鲜
明的对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国服装、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莲；外祖母能用英、法、
日、德、西班牙、葡国话与人对话，祖母则专念佛。外祖母养了两只哈巴狗，又坏又淘
气，而且宠到极点，这在当年的东方社会并不可多见。
    外祖母弹钢琴、玩桥牌，回到中国又学会了搓麻将，但她最喜欢的是跳舞，而且常
穿红缎做的高跟舞鞋，据说那都是在巴黎订做的。外祖母穿洋装、烫头发，喜欢用各种
名牌香水，为此她的儿女们都有点洋化。外祖母读过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
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这么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馆常常车水马龙，热
闹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这么一位出众的娇妻。
    外祖父精通外语，他的中文根底也极深，当年和梁寒操、汪精卫、叶公超等文人有
诗词往来。抗日战争，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卫投敌，组伪政府，一再到上海请外
祖父出任伪外交部长，但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变卖家藏古董名画度日。汪氏送
年礼，廖公也不收。
    夫妇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撞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与女儿女婿（上海名律师
钱乃文）一同过日子。壮年时代的富贵荣华，以及北京时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车水马龙的
盛况，都成了过眼云姻，但廖公处之泰然，日以诗文自娱，寄情诗酒，不为利诱不为名
谋，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心。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
妙而深刻的，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
是最无私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双向线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多半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
    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小时候，我和父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父女之情，
甚至可以说，幼时父亲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仿佛我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后来自己年岁
大了，为妻为母，方体会到我当时许多观念实在幼稚，可能甚伤父心。
    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我虽只髫龄，己饱受战乱之苦，很自然的，我认为我
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
恼，教练我们要节省用钱。母亲比他达观豪爽，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
    外祖父家里，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理，父亲则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在这种情
形下，很难将两人的观念拉近。父亲和我虽然不是非常亲近，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
很爱我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比较特别罢了，也许他之所以不大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
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
是否快乐。
    现在父亲和我的继母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关注他们。此外，我也趁此犹未
太晚的时候，向他二老表达我的爱与关心。有时候，我也告诉父亲我多关心他，然而这
并不太容易，爱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脆弱，有时很难将它诉之于言辞，而且当你真正爱一
个人的时候，一切言辞都是多余，所谓尽在不言中。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
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
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
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
仍不乏爱的温馨。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
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
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着“淑女”这
个词真正的含义。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
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
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
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
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
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
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
陪伴着我。
    每回姐姐或老妈子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倾诉的对象。因为母亲
经常不在家，他会抹干我的眼泪，说：“宝宝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给母亲和我
取了乳名。
    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讲他第一次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历，我百听不厌，有时候
我倒在他杯里睡着了，老妈子就会来把我抱上床去。
    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
“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
说：“我要告诉妈妈。”听了这话，姐姐会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啊！你见不到她的。”
这是实情，母亲经常午夜12点以后才回到家中，很少起来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购物，参
加宴会，就是在家里忙着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学，才逐渐认识母亲。她去世前几年，
我们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里，我对她敬爱交加。
    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
    记得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说一位穷酸表兄的坏话，她当即告诉我：“淑女应该居心
仁厚。”接着她又说，“一个人的出处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义。”
那时我还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但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到她的睿智，和她生前对我
的训示。
    表面上，母亲一径是那么高兴愉快，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她并不是真的快乐，事实
上，她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中国有句俗语：自古红颜多薄命。母亲和
她妹妹维德丽亚就应了这句谚语。母亲撒手人寰时，才45岁。阿姨死得更早，29岁就离
开了人世。记得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段日子回想起来，恍若昨日。19
37年到1941年，抗日战争早已爆发，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对其
他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冬天。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进攻华北，我们一家从北平逃到香港，我还记得
我们住铜锣湾金龙台。我们在香港安顿下来后，父亲单独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中华民
国驻新墨西加利领事。临行前，父母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待父亲
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来，就会接我们去团聚。日本侵占华北，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荡然
无存。我现在怀疑，当时父亲没有接我们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处无着落，而是经济拮
据所致。在中国战时公务员的待遇低得可怜。早几年，父亲从来不靠薪水维持8口之家的
生计，抗战开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对家中经济发生问题，
毫无所悉。不过，从母亲那儿，我感觉得出，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印象最深的是，母
亲不断地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却很少见她戴用，偶尔，我听见她在电话上和陌生
人谈论某几样首饰的价钱，心中极为不安。
    一个春天的下午，放学回家途中，我想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件和同班同学雪莉一模一
样的绿外套，都种款式很特别，雪莉是我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读书，一同做功课。
    回到家，我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客厅里和母亲谈话。那女人嗓门很大。她说：“陈
太太，就是这个价钱了。这对钻石手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样
东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将就这个价钱吧。”
    其后我又听到母亲低声和那人说些什么，我站在门角，女佣要我走开，我死也不肯。
    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与苦恼。
    幸好母亲忙着变卖东西，老佣人又因为我不听她话，在那儿生气，没有人注意到我，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地里下决心要做个好学生，努力求学，将来奉养母亲，永远不要
做金钱的奴隶。当时，这也许只是孩子气的诺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钱方面，从
来不愿孜孜为利，同时，对于那些锱铢比较的有钱人，常常为他们惋惜。
    我照顾母亲、奉养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亲进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注定永无实现之
日，她进医院还是好好的活人，出来时即被送进了殡仪馆，这一切就恍如昨日。还记得
那天早上，上学前，我和平常一样到母亲房里向她说再见。通常，时间那么早，她都还
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来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只箱子。我对她说：“我以为
你只检查一天就回来了。”
    母亲说：“也许要好几天。”然后她搂着我说：“假如我要在医院待久一点，你会
照顾家里和妹妹们吧？”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妈，您别担
心。”接着我说，“也许我该留在家里，等您进了医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学了。”
她说：“不，你现在还是去学校，下了课再来医院看我。”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我觉得孤单极了，但为什么，却又说不出个所
以然。如果当时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家计和照料4个幼妹的责任，将落在我一
个人肩上，我除了孤单外，或许还会不胜惶恐。
    整整一天，我人在课堂，心不在书本，恍恍忽忽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老师在上面
讲，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听不进去，只焦急地坐着等下课。4点钟，铃声一响，我头一
个冲出教室，老师把我叫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没规矩。依照旧式传统，学生一定要
等到老师下课后才得离开，我难为情极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记得我转过身去，用全
班同学都听得到的声音，吼着：“我妈病了！”就跑了出去。
    从学校搭乘公共汽车赴医院时，我初次尝到了贫乏的滋味。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
是从学校返家的车票钱，如果我要从学校坐车到医院，回家就得走路。我决定先走到医
院，因为两相权衡之下，从学校到医院距离短，从医院到家距离要长得多。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
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
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
常情。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我走上前，向她请安：“妈，我来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
    医生还要作些检查，得在医院再耽搁几天－－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她接着又
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她握着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证，不会有问题，但她
的声音却不能令人心服，我有个预感，她没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诉我。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
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
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
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
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
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
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
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
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
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
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
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
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
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
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
何以为生？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
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
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
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
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
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
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
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
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
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
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
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
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
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
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
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
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
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
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
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
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
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
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
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
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
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
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
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
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
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
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
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
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
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
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
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
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
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
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
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
再也没有醒过来。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
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
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
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
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
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
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
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
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
的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
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
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
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
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
息。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
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oo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
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
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
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
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
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
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
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
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
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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