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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
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
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
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
“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
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
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
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
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
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
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
“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
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
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
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
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
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
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
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
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
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
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
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
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
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
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
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
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
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
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
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
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
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
《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
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
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
“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
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
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
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
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
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
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
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
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
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
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
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
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
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
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
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
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首题为《匪徒颂》的诗共有六节,不仅歌颂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的领
袖人物,而且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
杰出代表三呼万岁。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沫若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
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她勾勒新颜,为她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同时他把养育他的
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吐衷肠。
    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上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冈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
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
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驮”(日本的木
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
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他偎倚在“母亲”的怀中,有那么多贴心的话向她倾诉: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紧张地奔到家里,连话都顾不上跟安娜说一句,随手拿了一张纸,也来不及摆正,就一
头扑在矮桌上写起来。诗成后,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口中反复低吟着,好象在向
“母亲”宣誓:“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
姐妹们。”这种对四海同胞的深切感念,又驱使他随即走出家门,去为一位回国探亲的
广东同学送行。他自告奋勇地扛着沉甸甸的大皮箱,连肩都不换一下,便一口气把同学
送上了火车,他觉得这是大地“母亲”给自己体内输送来了安泰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
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
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
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
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
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
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
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
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
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
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
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
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
    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
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
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
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
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
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
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
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
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
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
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
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
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
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
《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
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
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
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
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
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
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
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
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
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
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
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
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
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
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
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
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
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
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
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
“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
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
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
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
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
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
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
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
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
“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
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
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
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
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
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
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
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
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
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
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
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
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
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
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
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
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
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
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
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
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
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
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
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
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
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
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
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
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
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取《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
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
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
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
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
九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
“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
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
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
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
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
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
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
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
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
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
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
(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
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
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
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
“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
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
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
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
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
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
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
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
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
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
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
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
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
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
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
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
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
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
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
然独步的浪漫主义精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
《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
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
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
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
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
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
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
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
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
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
文诗”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浪人
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浪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
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
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
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浪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潮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
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
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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