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江记“样板”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
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
“女客人”相称。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
尺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
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
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
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
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
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
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
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
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
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
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
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
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
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
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
得毛泽东的赏识。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
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
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
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
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
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
“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
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
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
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
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
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
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
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
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
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
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
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
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
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
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
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
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
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
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
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
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
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
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
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
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
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
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玻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
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
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
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
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磺的战友，有的
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
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
说：“俞铭横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
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
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
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
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
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
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
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
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
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
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
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
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
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
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
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
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
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
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
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
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
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
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
“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
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
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
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
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
加以注意……”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
‘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
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
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
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
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
此时也遭到“麻烦”。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
“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
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
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
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
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
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
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
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
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
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
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
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
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
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
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
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
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
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
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
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
常高兴。①
①《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
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
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
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
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
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
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发
“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
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
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
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
B角钱浩梁所代替。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一九八七年，
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
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
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①
①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文汇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
树《沙家换》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沪剧《红灯记》不久，江青于一九六三年秋，又看中
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一九
三九年九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
湖的张家洪（剧中称“沙家浜”）留下三十六名伤病员（剧中为十八名伤病员）。
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
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沪剧毕竟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江青仍要把
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以树为“样板”，推向全国。这一回，江青把任务
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
一九六四年元旦，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一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
东选集》。江青对他们说：“坚决按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
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江青对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似乎特别热情。江青曾特地到后台去见赵燕侠，
说了一番“火热”的话：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
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这番话出自“第一夫人”之口，顿时使赵燕侠受宠若惊。
在排练时，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沪剧中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赵燕侠。京剧跟
沪剧，毕竟是不同的剧种，赵燕侠借鉴了沪剧中的表演，但并不照搬。赵燕侠说：
“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
青顿时大为不悦。
后来，发生了“毛衣风波”，赵燕侠终于被江青所冷落了：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沙家洪》（引者注：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京剧
《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来沪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
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
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一起，给赵燕快送去了两件毛衣，说：
“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深知江青喜怒无常，不敢穿，
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
燕侠嫌我肮脏！”
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
换了别人。①
①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新民晚报》一九九○年二月二十
六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
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
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
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
二十七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
‘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
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
便是柯庆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
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
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
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
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
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
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
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①
①江青，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童祥警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
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一九六六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
“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
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
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
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
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
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一九六九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
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
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
工作。”①
①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一九九○年二期。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
江青有了“资本”。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
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六月四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
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
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二十九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上演了
《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
《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
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
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
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八
月一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
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是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三日接见了各演出团、
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
讲话。这是她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二十七年间，第一次在
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
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要。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
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
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
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
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
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
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
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
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
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
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
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
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
民种的粮食，穿着—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
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
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
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
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
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
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
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
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
《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
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
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
张春桥“挂帅”改《奇袭白虎团》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东
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
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
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
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
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
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
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四十七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
——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一九六三年从北京来到上海
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罗嗦，一口气
讲两、三小时，滴水不漏。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员。他给
上海各报写文章，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笔、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前已述
及，据沈醉回忆，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他也“在崔
家见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过，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
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四个月，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后来，他出任
《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而该报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一九四九年，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成为华东
新闻出版的副局长。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参与上海机要。一九五五年，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接替陈毅，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
政治秘书。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
须知，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担
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为柯庆施起草种种报告，发言稿，随柯庆施出席种种会议。
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张春桥便随柯庆施出席了会议。后来，
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
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
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她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
的“才干”。正因为这样，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
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磺，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长张春桥。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跟柯庆施的联系日趋频
繁，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避其
所长！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
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
张春桥却深知，巴结“第一夫人”，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只有投其所好，
才能使江青欢喜。他只得急就章，从不听京戏的他，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
躲在家中“速成”。
柯庆施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诸事冗忙，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但只能
倚重于张春桥，代他过问。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青看中这位
山东同乡。正因为这样，请张春桥“挂帅”，主持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江青接见《奇袭白虎团》剧组，说了一番意见：
“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战斗故事，但艺术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
艺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艺
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但他们
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要照顾到两国的关系，我们谦虚一点好。”
张春桥变得颇为忙碌。江青让他“挂帅”改《奇袭白虎团》，又要他“过问”
《智取威虎山》剧组，按照毛泽东看戏时说的意见修改。如此这般，连张春桥自己
也说：“我成了京剧书记了。”
伸手“抓”《海港》
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这是闻名于
上海的“兰心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一九三○年。在当时，是
上海豪华型剧场。解放后，改名上海艺术剧场，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热闹非凡，迎来了一批
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
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
石西民、王一平等。就连观众，也不是普通的观众，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不是开会，却是观看上海淮剧团上演的淮剧新戏《海
港的早晨》。淮剧，又名“江淮戏”，流行于苏北、安徽和上海一带。虽说淮剧已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毕竟流行区域有限，影响也有限。这天，嘉宾盛赞《海
港的早晨》，刘少奇等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成了上海淮剧团历史上的难忘的一
日，难得的殊荣。
淮剧《海港的早晨》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是因为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黄
埔剧场看过这出戏。周恩来赞扬这出戏，说道：
“感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舞台上反映青年问
题的戏有《年青的一代》、《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说明当前教育
青年的重要性。”①
①葛昆元，《江青一伙插手（海港）我见我闻——记上海滩剧团李晓明谈话》，
《上海滩》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
连看了三次淮剧《海港的早晨》！
正忙于“京剧革命”、正忙于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
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江青惦记着淮剧《海港的早晨》，忽忽匆
匆又赶往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八月
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
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
召开的座谈会。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
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
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
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
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
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
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
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
港的早晨》。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
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
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
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
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
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
便问世，着手排演，由重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一九六五年三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
江青看罢，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
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
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
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
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审看，剧名改
为《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
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僻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
《红灯记》、《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洪》。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①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
“桂冠”，便源于此。
①后来，从一九六七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
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
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
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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