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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既肮脏又肥大的
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
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
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
《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廖廖
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
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
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
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
金仲华等朋友闻迅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
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
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
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
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
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
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
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
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
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
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
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
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
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
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
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
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
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
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
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
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
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
（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
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匀换着各家的新闻，杂
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
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
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个钟点，对他来说是太
宝贵了。
    然而，“两部鼓吹”却常干扰他的运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写着，“两部鼓吹”又
开场了，嘻笑谩骂，撕打哭闹，扰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把笔一扔，冲到天井里，对
“立部伎”中的宋云彬大声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将、讲赌经，我可是要
靠做文章吃饭的！你要讲，好不好回到房……房里去……去讲！”
    看他气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宋云彬知道茅盾是真的发火了，连忙说：“好，好，
不讲了，不讲了！”
    “坐部伎”的几个女佣也吓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声骂街。
    孔德沚低声对丈夫说：“你平时忍着性子不声响，一发火，倒蛮灵光哩！”
    这以后有六七天，“两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志地写一百多项
原稿纸。
    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题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长篇小说。
    8月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问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么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叫《文学创作》。要柳
亚子、田汉和我帮忙，给他写文章，还派定我每期至少写一篇小说。”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他有那么大的劲头，应该支持他。”
    茅盾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要比自己上阵更为有利，也更有效。而
且，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脚跟。于是，他改变原来的打算，提笔再写短篇小说。
    可是，现实性很强的题村无法写，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选择圣经中的一则故事来写，
用它来隐射现实。凶就写了《耶稣之死》。写到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要来捉拿耶稣时，
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捧出来捉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
手拿我，倒这样鬼鬼祟祟来干？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黑暗掌权了！”影射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掌了权。茅盾正是要借喻圣经中耶稣
与法利赛人的斗争，诅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熊佛西读了这篇《耶稣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创作意图，担心通不过国民党图书期
刊检查官的审查。岂料它竟顺利逃过了“关卡”。
    在熊佛西的怂恿下，茅盾又用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写了《参孙和复仇》，预言国民
党法西斯统治的没落。
    对这两篇借用圣经故事改写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欢。他后来说：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
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茅盾在桂林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是《列那和吉地》。他在这期间还写了大量的创作
艺术技巧短论、书评及杂文。九个月“笔耕”的收获竟有五十多万字，真是惊人！
    他还和柳亚子、陈此生等人论史作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和对
延安亲人、同志的思念。其中一首七律《无题》写道：
     
    　　　　　　　　偶遣吟兴到三秋，
　　　　　　　　　　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
　　　　　　　　　　剑芒山老岂惠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
　　　　　　　　　　拜日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
　　　　　　　　　　侧身北望思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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