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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陈铁健)
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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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 八 大革命风暴中（上）
七 江南一燕
《新青年》、《前锋》主编
1923年1月初，瞿秋白乘坐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
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到达哈尔滨，下车后时时受到军警的盘问。瞿秋白不得不缓
行，在哈尔滨停留三天，直到1月13日方才到达北京。当火车驶进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
城楼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
①
警，竟在众议院门前，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的、宣言“只谈教育”的青年学生，
和封建军阀（此时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北京政府）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中
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
①
中国读者报道。但是，当他看到中国的现实后，不能不先对中国发表自己的主张了。回
国三天后，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国之方：
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
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灭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
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
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
②同上书，第198页。
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农民运动也在广东兴起。面对中国工农革命斗争的新形势，瞿
秋白回到北京不久，于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
识阶级》一文，从政治上新旧两大营垒的斗争入手，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
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
争中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但有些人对自己估计过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阶层在阶级分
化中的复杂性，从而忽视了工农群众的力量。胡适曾说：“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
①
统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针对这种观点，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
②
“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经受“欧风美雨”薰陶的“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
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
③
④
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新型的知识分子
还应当知道，他们是“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平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识’来代表
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何况在此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中国社
⑤
把自己的命运与工农群众连结一起，以工农群众为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高潮到来，不
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正确地阐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
月薪约二三百元，但在京城居大不易，一些必要的排场不能不讲，家中雇佣看门人、车
夫、女仆，每逢年节必备礼物向亲友、上司敬献；这一笔花销，只能维持一个虚假的体
面，家中饮食并不好。瞿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到北京
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当时北大俄文系只有三个俄国教师，没有中国教师，也
没有系主任。但北大实权掌握在反动派手中，迟迟不发聘书。北京政府也准备聘用他在
外交部任职，月薪二百元。但瞿秋白拒绝了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颇使堂兄不解。事后，
瞿纯白才知道，堂弟已属于共产党人，从此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了。
瞿纯白的住宅，是一个不算小的宅院，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偏院，左边第一进是前
院，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瞿纯白夫妇的
房间相对。右第二进的大院周围有三个小院，分布着厨房、客房、洗澡房等。夜里，瞿
秋白经常伏案写作，睡得很晚。白天常常出去。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
女高师去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瞿纯白夫妇和侄儿重华、小农，绘声绘色地介
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
自己创作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夏之交。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
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罢这首歌，他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
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接着
他耐心地向重华讲解工人、农夫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若没农夫种田，工人做工，
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也都笑了起来。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在此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
有三种译文，但由于译文不够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歌唱。为了使
《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配译中文歌词。瞿纯白家有
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
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
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再则法文原稿，本有六节，
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亦暂限于此。”
惨案发生后，北方工运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开北京到了上
海，并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
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当时，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党
中央的这三个机关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侧重理论问题；《向导》侧重政治评
论；《前锋》侧重经济理论。但是实际上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
专刊，并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
中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飘展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
之声”。创刊号的十五篇著译文章作品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
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
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理论文章六篇，及创作
歌词《赤潮曲》、译词《国际歌》各一首（篇末附歌曲词谱）。稍后出版的《前锋》创
刊号，在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三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
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
文章很多。同时，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
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开创阶段，亟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并
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瞿秋白深深知道：“中国
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
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
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
①
党早期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们，包括瞿秋白在内，担负着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度里探索革
命道路的使命。他们要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独创性地找出一条适合
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
想‘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列宁说：‘自然………与其要革命，毋宁做革命。’我
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既不应
幻想明窗净几闭户著书的余暇，那么，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也就未始无益
②
败和胜利，再失败，再胜利。每一个探索者的理论都不免包含着正确和偏颇，成功和失
误，不存在任何“天纵之圣”。来自知识界的瞿秋白，对于知识界包括其中先进的思想
代表的弱点，似乎看得更真切，他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
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
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
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
③
④
外的同志：“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
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
⑤
主义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情操，表现了共产党人胸襟博大，心地坦白的品质。这种
情操和品质，是只有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才具备的。
⑥
论家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他自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力求严格遵循着这
一方针，从而使他成为当时党的理论和宣传战线上，最活跃最有功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集》曾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排印到五分之一时，因“四一二”政变而未能出版。
②《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④
的文章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1925年五卅运动前约占半数，可以说，这是他的
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
社会状况的基础上，他精辟的、富有远见的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
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情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
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
革命的指导权；农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的道路等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都作
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首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1923年后
所写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作
出了大量开拓性和奠基性工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开创中国无产阶级哲学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4年1月至4月，瞿秋白在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一至四卷上，
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现代社会学》一书。作者是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
学这一概念的。书中对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都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指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
有由其内在原因所决定的客观规律。所谓目的论的观点都是依附于宗教的，是唯心主义
的。指出主张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客观束缚的无定论是错误的，而主张人的意志不自由受
客观束缚的有定论是正确的。指出一切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必然的，所谓偶然只不过是
没有被人们认识而已。书中对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问题作了详细的深刻的论述。他认为
心物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科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物质的发展造成精神文化
的发展，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社会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中，在互相联系之中，因此不
仅要研究社会每一形态的特殊性，而且也要讲究每种社会内部变动的历史规律及其相互
间的联系。
1924年暑期，瞿秋白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作了《社会科学概论》的演讲，进一步阐
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社会基
本矛盾问题，对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政党、领袖、宗教、艺术等问题，作了历史
《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是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进一步传播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主要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方面传播了
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传播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发展
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在《社会科学讲义》中，瞿秋白还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一书。书中指出思维对
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他分析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
也区分了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差别。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精神作用，而
只在物质的基础上解释精神作用。它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书中对宇
宙和生命的起源，对物质与意识，必然与自由等关系问题都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
特别是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事物的矛盾及其互相
转化的规律，乃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的互相转化就没有宇
宙的一切。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1926年瞿秋白在翻译苏联哲学家哥列夫《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后，写了《唯物
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附录于书后。此文进一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物质观、真理观，特别是对于人们的认识来源、内容和认识标准等问题，都作了
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他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物质性，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发展变
化，而发展变化是由于事物的内在原因所决定的。他指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际，认识
的正确与否要靠实际来检验，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过程
中形成起来的，因而充分显示了它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的特点。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力图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认
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锐利武器。他不仅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为无产
阶级服务的，而且也对中国现代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胡适的
实验主义、梁漱溟的新儒家哲学，张君劢的柏格森主义，丁文江的马赫主义，以及戴季
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等，都受到瞿秋白的有力批判。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
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首先提出了
“互辩律的唯物论”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费尔巴哈
哲学则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批判的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
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起来，创立了辩证的
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不曾
涉及到的。瞿秋白也是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进行
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前此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传播了唯物史观
的若干基本观点，但对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却很少涉及，只是到瞿秋白才开始注意在中国
传播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如果
说1937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哲学家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么
瞿秋白早在1924年就提出了这部教科书的基本轮廓。应该说，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瞿秋白正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重新开始观察和认识中国社
会的。他后来回顾这一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时，说：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
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
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
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
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人，决不过分。
如实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即认识中国的国情，是一切革命党人进行中国革命斗
争的出发点。近代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号称列强的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打进中国，给这个
古老封建帝国奴役下的百姓，又套上了一副新的镣铐，同时给中国的社会，涂上了一层
异样的色彩。只有剥去这层色彩，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瞿秋白对于中国社会的剖析，
就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个命题开始。
瞿秋白根据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通俗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帝国主
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手段和特点；揭示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的历史进程、步骤和方式。由此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帝国主义共有共管的
“国际殖民地”，即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但它
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又不平衡。瞿秋白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之
后，明确指出美国、日本是中国的两个主要敌人。两国在欧战中坐收渔人之利，又都竭
力争夺远东和中国。美日两国的侵略方式不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带有更多的政治和军
事色彩，往往以强力夺取中国领土和主权；美国的侵华政策具有稳健、狡诈和虚伪的特
点，一方面大放外债，进行工商业侵略，一方面注重文化侵略，“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
政治势力”，以便赂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历史发展清楚
地证明，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曾以这两种方式侵略中国。瞿秋白的论断，是极
有预见性的。
瞿秋白根据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新的世界形势，明确指出了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以战
胜帝国主义的途径。从1923年开始，他根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从理论上论证了
党的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多次指出五四运动以后
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说，帝国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
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已经不是孤军奋战，它们的斗争互相联系，并且联络着国际无产阶级。具体到中国来说，
五四运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
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加入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但对于
①
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部分。瞿秋白根据列
宁关于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而又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
弱的、也是最容易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突破的环节的理论，敏锐地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
在东方矛盾的集中点，“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
②
先突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历史必然性。瞿秋白所阐述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一部分的命题，和十几年后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完善了的同
一论断完全吻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关系的这种科学的
认识，说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比以往任何阶级的思想家
②《瞿秋白选集》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杂的状态，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原理，首先从经济领域，即从帝国主义侵略制造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入手，来
观察和探索中国社会。他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帝国
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不适应中国的经济生活，
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势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
具有特异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
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出卖中国独立和主权，造成官僚军阀割据局面，
破坏民族经济的发展，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制束缚，
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而有革命性，又有妥协动摇性。这就决定了这个
阶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承担
了。
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1923年就提出
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
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
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1923年2月，他指出：
“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
①
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
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
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
②
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
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
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
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
③《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不开的。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
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
主筹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
①
识，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
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
②
③
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
④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页。
⑤
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
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
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
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
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
不通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
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
①
②
③
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
④
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
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
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
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
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
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
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
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
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
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
①
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
③
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
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④
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
⑥
⑤
‘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
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
①
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
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
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
②
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
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
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
③
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
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
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
④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
③
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
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
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
①
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
文明为武器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
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才高呼“向
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和托尔斯泰，都是“向
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
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
科学艺术的进步心灵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
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
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然而，不论
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农村，至少要用锄和犁，
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生活里
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
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
国，当农民举行暴动，大杀贪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
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
②
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
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
点电灯，用自来水，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
③
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
④
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
界跃入自由世界，——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
③
玄学”之争。这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
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
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
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
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
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
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
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
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
争论。1923年11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
①
②
最后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
③
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
④
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
人及时地予以反击，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
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年夏，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
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
的历史原因。瞿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
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论的真
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
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
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
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
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
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
①
在中国尽管对于封建主义而言，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其主要是作为同封建主义的思想结
②
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
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利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
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
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
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
③
④
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
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指出，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
一种思想，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才能是有益的。实验主义否认离开人的种种色色
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否认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
主义所尊重的是科学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某种主张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
我们有益，而在于它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化趋势（规律），它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说理的批判，尖锐而又公允，足以服人。
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斗争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确地宣传了马
克思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
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
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和指导下，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
作，随着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血的教训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
懂得，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由工人阶级孤军奋战，而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结成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
命家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高潮中，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瞿秋白积极地投入
到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去。4月25日，他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
建制度》一文中写道：“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
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平民有罢工罢市拒纳租税撤回代表之能力’”。
“劳工阶级在知识上或者因为替人家作牛马没功夫求学，比资产阶级的文化程度差
表，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它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
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与此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
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这表明国民党改组工作已有了进展。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但
是，孙中山已下了决心，必须把改组工作付诸施行。
在共产党方面，为了正式讨论和决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等问题，决定召开党的代
表大会。1923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以决定
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入中国革命
史册。在大会正式开会前，举行了预备会议，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大会以共产国际于同年1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
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
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也正确地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决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
一战线，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把国民党改组为民
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成为三大讨论的中心议题。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
观点，片面地强调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而低估了国民党的革命作用，错
误地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会导致共产党的腐化，丧失独立性，因而反对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瞿秋白、陈独秀、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同意张国焘等人的意见，
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
质。当时全党对反帝问题没有原则的分歧，而对国内阶级结构的分析上，张国焘夸大中
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
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充分估计了封建制度的统治，把反
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既要反对帝国
主义，也要反对封建主义。第二，关于联合的对象。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
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又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反。陈独秀虽遵照共产
国际指示赞成国共合作，但他从“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
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忽视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他从这种观点
出发，对于瞿秋白主持起草的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不正确的修改。三年后，瞿秋白在《中
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回忆说：
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义修改了再付印的。除
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
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
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
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
（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
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一派同
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大学
旁听过当时已蜚声海内的陈独秀的讲课，同时又是陈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
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
担任他的译员。瞿秋白回国后，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很器重。然而，
两个人竟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以“二次革命论”
来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则是直接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试图把它运用于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制定中国
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发生分歧。
几乎与“三大”召开的同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秋白撰写的
《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
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
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
业。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即国民革命——引者）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
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
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之间的分歧，
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
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了大革命的前途命运。
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
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代表团中有共产党张太雷、沈定一（玄庐）
等。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
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10月25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
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国
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鲍罗廷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11月，国民党发表改
组宣言。12月，孙中山连续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反复申述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
心。但是，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右派势力不小。还有不少人，看到国民党处
境困难，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的支援，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
策。真正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改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内是少
数，例如廖仲恺、宋庆龄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
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赞助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的决策。
1923年12月19日，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肯定国民党在
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的功勋：“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
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同时指出，国民党过去
的活动“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
的漠视”。现在“国民党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
共同奋斗”。全国人民“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应
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
①
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
鲍罗廷在东山春园的公馆，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鲍罗廷经常邀李大钊及其他中共
代表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
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宣言草案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了讨
论。参加上海讨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罗
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瞿秋白进行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并将用俄
文起草的宣言草案译为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在广州期间，瞿秋白应青年
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
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和李大钊、谭平山、
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大会通过的
宣言，孙中山深感满意。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
①
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最高纲领等方面不同，但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
在基本上是相符的，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
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
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广州上海之间，负责处理两
党合作问题。因此，有人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不管部”。
1924年7月11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中央政治会议），
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
汉民、瞿秋白（原为谭平山，7月16日谭即辞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
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先后出席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多次会议。8月6日，中央政治委员
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会议决
定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
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统归训练处管理。训练处由孙中山任主席，
委员有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及鲍罗廷。9月3日，举行第七次会议，
讨论北伐问题，孙中山、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议决：（一）发表北伐宣言，
大本营移驻韶关；（二）韶关大本营特设政治训练团；（三）9月7日国民运动大会宣传
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方军阀。本日为反帝运动周的开始。9月10日，举行第八次
会议，继续讨论北伐问题，除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外，
还有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云梯出席。此次北伐，起始于9月3日爆发的江浙战争
（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
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企图共同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孙中山因与皖
段、奉张两系有反直联盟的关系，加上广东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
广州形势危急，希望向广东以外谋求出路，于是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
移驻韶关。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弭平商团叛乱，初步稳定了
广东的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
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
作。他为《民国日报》写了《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
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中国解放运动
的公敌——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回民族主权，争得国民民权。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
暴镇压，革命者应当唤起民众，告诉他们：每次逮捕一个反抗军阀与列强的奋斗者，可
以产生几百万个新的革命家；而肖（耀南）、吴（佩孚）的牺牲品——监狱里的绞场上
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亲，国民革命终将胜利。在国共合作大业中，瞿秋白是一位卓越的
政治活动家。
上海大学教授
1923年6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的
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里，与妹轶群、弟景白、坚白等团聚。四伯父此时已
经罢官赋闲，经济十分拮据。不过外面还讲究一些排场。瞿秋白对四伯父礼节周到，内
心也是颇为尊重的。叔侄见面后，叙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
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虽然是大热的天气，会意者都有涤尘解惑，俗念俱除之感。
当然，家中大部分亲友对于这位从外国回来的人不免觉得新奇，也有些不解，无从交流
各自的思想。这引起瞿秋白的沉思：“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宗
胡适三十三岁，在政治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在学术界已是
海内闻名，颇有声望的学者。瞿秋白来访，使他对这位年青的学者，也很看重。他嘱瞿
秋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辑的位子，做些学问。这一建议，与他提倡的“整理
国故”，似乎不无关系。7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
①
适：“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
②
③
谓家用，只是托词，因为瞿秋白从杭州回到上海后，经李大钊的推荐，已决定到由国共
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去工作了，而那里的薪俸是极薄的。8月，瞿秋白到南京东南大
学，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
实、恽代英、施复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于国
共合作的方针。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刘仁静不赞成
加入，瞿秋白、施复亮赞成加入，并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1922年10月，由上海私
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东南高师原有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
科和附中。创办人校长王理堂。学生约一百六十人。学校设备简陋，教师缺乏，并且多
不称职。学生中很多人受过五四运动洗礼，极不满意学校现状。由学生会向校方交涉，
无效。校长竟携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去东京留学，使学生忍无可忍。于是组织十人团为核
心，决定驱逐前校长，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革命声望的人担任校长，办一所革命的大
学。十人团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学生对三人素不相识，
仅慕其名而已。经多方探询，得知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而于右任自这年
8月因靖国军失败，从陕西到上海后，发表过救国须先从教育入手的言论，于是决定请于
来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学生还找到共产党，要党来接办这所学校。中共中央考虑，以
请国民党出面主办，于学校的发展更为有利，而且筹款也方便些，请学生即派代表邀于
右任出任校长。其时，一部分国民党人因广东陈炯明叛变，革命遭到挫折，转而谋求在
教育方面寻找阵地，培养干部人才。所以，当学生敦请于右任出任校长时，邵力子、柏
文蔚、杨杏佛、柳亚子都极力促驾。于右任答应出任校长，同时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靖国军总司令，他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他打算把上海大学的活动，纳入国民革命的政治轨道，曾对上海大学学生们演讲，说
①
②
是老朋友，私交很好。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邀约李大钊、张继赴宴，专
③
但他言而无信，并未南行。李大钊介绍邓中夏（安石）出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
主任。邓中夏到校视事不久，瞿秋白就来了，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8月8日，
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聚宴，校长于右任主持推定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邓
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陈德征等九人被推为评议员。同年12月改评
议会为行政委员会，瞿秋白等八人为委员。1924年2月，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二、三次会议，
②于右任《国民党与社会党》。《东方杂志》第二十周年纪念专号，1924年1月出版。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此任事，决意把学校办好。他在1923年7月30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到这一点：“既就了
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
①
信中所说的文章，是指他写于7月23日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已经寄给
作家的书屋，出入那里也多是些青年作家。他与于右任关系融洽，过往颇多。除了担任
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外，他集注全力于整顿改革上海大学的学务。8月2、3日，《民
国日报》副刊《觉悟》全文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文章指出：中
国作为“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
能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生活。”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甚至连概括反映社会现象
的名词术语也没有。
“等到骤然遇见‘西洋人’，一二十年间，钱店变成了银行，商铺变成了公司；
‘不知道哪里活见鬼似的’跑出个外国银行团来，暗中把持着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几
万里外的伦敦纽约，可以左右中国商界的金融；此等‘捞什子’的背后便是世界资本主
义——现代社会最复杂的现象。于是中国的思想界里不期然而然便要发生所谓‘改造社
会’的思潮。”中国的文学艺术，逐渐吸收外国文学艺术的养料，必将逐渐形成新的系
统。因此，“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
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瞿秋白根据这一设想，为学校
的未来，规划了一幅引人入胜的蓝图。大学设两院：社会科学院，文艺院。社会科学院
预计设立六个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史学系。文艺
院，在文学方面预计设立五个系：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艺
术方面预计设立三个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社会学系课程设置，必修课目有：
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社会学史，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史，政治学大纲，政治学史，法学通论，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学，人类学及
人种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第一、二外语。他强调外语学习，说：“在
中国现在要研究学术，非有二种外国语不够。社会学系的选修课目包括：现代政治（中
国和世界），国法学概论及各国宪法略史，民刑法通论，财政学通论，统计学通论，银
行论，货币论，政党论，社会政策及经济政策论，哲学概论，伦理学概论及科学方法论，
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文学系的必修课目有：文（群经诸子附），诗词，
戏曲，小说，修辞学，历代文评（并及世界文学），文字学，古籍校读法，言语学，文
学概论，美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现代世界文学，中外文化史，伦理学及
科学方法论，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概论，外语二种。选修课目包括
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教育、哲学、艺术史、金石学及书画史等。英文系、俄文系，
也都安排了课目。这是一个称得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教学设想和规划，即使今天看
来，也很有借鉴的意义。
瞿秋白还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要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
生的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负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担起革命的责任。因此，学校应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类型的社团，提倡学生深入社会生活
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加强自我锻炼。瞿秋白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人不一
定是诗人，做一个‘公民’却是你所应当的”，指出上海大学各系都应当有“现代政治”
的选修课，——其实是每星期一的各系共同的、自由讨论研究的集会。学生也可以自己
组织其他的研究会。他说，这种研究会有几种好处：（一）不是搬着死教科书背的；
（二）学生自动的以其现在所知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三）全校学生共同一
堂可以锻炼青年的“集合意识”；（四）不是“书房里的”少爷生活，而是社会里的公
民生活。导师要于中国政治、世界大势的当时问题作有系统的说明论断；要多给予学生
机会自己发表意见，讨论答辩。
上海大学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循着上述规划方针进行的。他们敢于创新，采取很多
好形式好方法进行文科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如上面所述，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知识面。社会学
系的学生学完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历史以及研究现
状。学生毕业时，对于文、史、哲、经、法，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又有比较扎实的功
力，比较熟练的掌握外语、古文字和考据方法等，算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同时又为
从事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上海大学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在瞿
秋白主持下，社会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
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并通过其他课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在当
时的大学中是极少有的。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有一些是在上海大
学教学中产生的，如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肖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蔡和森
的《中国进化史》，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
诚的《现代经济学》，董亦湘的《民族革命讲演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等，其
中瞿秋白的著作最多，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
《现代民族问题》四种。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学生初步具有了观察和认识社会
的能力，许多学生以这里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上海大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改革，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
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不象别的大学教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
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这样的教授在上海大学里一位也寻不出。上海大学的
教授，既担任这一门学科，他总能切心的研究他将怎样使学生了解？怎样使学生研究这
学科比较的容易些？怎样使学生在这学科上得到些利益？这些都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所愿
①
如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沈雁冰讲的《奥德赛》、《伊利阿特》，俞平伯讲的宋
词，以及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课，都能引人入胜，成为叫座的课。瞿秋白的
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
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
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
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
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
讲课了。他的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
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
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
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
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知识，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
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
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
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
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
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
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
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
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
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象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
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来校演讲。如李大钊讲
《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马君武讲《一元哲学》，胡适讲
《科学与人生观》、杨杏佛讲《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讲《中国语
音系统》，郭沫若讲《文学之社会使命》，美国学者华德讲《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
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八个星期中，共有名流
学者三十五人参加演讲，作了五十一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报告中有瞿秋
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叶楚伧的
《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讲座、演讲，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对于活跃学术空气，
扩大学生的视野，都是有益的。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社会
①
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如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湖波
文艺研究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对于培养学
炽烈如火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走进了瞿秋白的生活。
事情是从1923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开始的。前面说过，党的三大后，青年团
在南京开团的二大，瞿秋白到会。会间，施存统拉着他去看望原来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
读过书的两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这时，她叫蒋冰之，是她的本名），一位是王剑虹。
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
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
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
①
她们。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她们听，这非常引起她们的兴味。过去，她俩在平民女校，
也听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给她们的感受竟如此不同，先前
那一位象瞎子摸象，瞿秋白的讲法，象熟练的厨司剥笋，十分得要领，使听者感到层次
清晰，丝丝入扣。当瞿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
他的话就更多了。她俩就象小时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也许可以这样说：瞿秋白
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
员。1918年丁玲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时，王剑虹已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剑虹成了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
定的眼睛。在有校长、教师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她的带有煽动性而又极富应变才能的
演说，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几乎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那些守旧的校长、
教师问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丁玲对她的赞誉的评语是：她象一团烈火，一把利剑，
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尖兵。不久王剑虹来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
女校，并参加了妇女工作。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创导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
《妇女声》在上海创刊，王剑虹参加了编辑工作。她还在《妇女声》、《民锋》等刊物
上撰写文章。她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上进求知。1921年寒假，她
回常德，动员丁玲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但是，不久她们不满足于在平民女校的学习生活，
又双双来到南京。一年多来，两个姑娘，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买了书。正在她们
渴求满足更多的知识欲望的时候，结识了瞿秋白这位良师益友。
瞿秋白极有兴趣地听着她们讲述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以及她们的不切实际的
幻想。他鼓励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
以打消她们猜测上海大学又是第二个平民女校的顾虑。于是，她们来到了上海大学中国
文学系。
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瞿秋白
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施存统夫妇一起同她们到附近的宋
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很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
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他不常来她们的小屋了，即使来，也多是沉默
不语，不象往日那样滔滔不绝地议论风生了。人的自尊心哪，有时会把成熟的爱情之果，
毁之于一旦。王剑虹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对丁玲说，她准备跟父亲一起回四川酉阳。
丁玲问她为什么，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丁玲
对女友的这个突然的变化和仓促的决定，事先竟一点儿也没与自己商量，感到意外的不
解。正在烦躁时，瞿秋白来访，丁玲对他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
来！”他带着惊愕的神气走了。当天，丁玲于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垫被下边发现了她写
的诗句，那诗中燃烧着的爱恋之情，完全是献给瞿秋白的。丁玲一下子明白了：“她在
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也不会显露出
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丁玲想帮助好友，把她从爱情的痛苦中救援出来，成全这对热
恋中的情侣。
瞿秋白住地离学校不远。这里街道不宽，是一排比较西式的楼房。丁玲来到这里，
瞿秋白正在同房东夫妇一道吃饭。他看到丁玲，立即起来招呼，他的弟弟云白把她引到
楼上一间精致的房间。房里很讲究，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
橱，中间夹杂得有几落线装书。大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
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当丁玲正审
视房间的陈设时，瞿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和平素一样，好象下午丁玲的恶作剧根本没
有发生一样。他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丁玲，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
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丁玲无声地把王剑虹的诗交给
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
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
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
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他曾向她们讲过母亲的自
尽的事，她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瞿秋白握了一下丁玲的手，说道：“我谢谢你。”然后到王剑虹的宿舍去了。当丁
玲回到那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
纸，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
给了他。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她俩一眼，下楼走了。
不久，1924年1月，他们结婚了。这时上海大学迁到西摩路，他们也迁到了附近的慕
尔鸣路。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
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统厢房放着瞿秋白的几架书，王剑虹和瞿秋白住在统厢房后面
的一间小房里，丁玲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娘姨阿董住在亭子间，为这一大家人做饭、
收拾房间、洗衣服。九口之家的生活，全由瞿云白当家。
寒假期间，瞿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外出时，西装笔挺，
一身整洁，精神抖擞，精力旺盛。除了给上大讲课，还给鲍罗廷当翻译。常常在外忙了
一整天，晚上还要赶文章，通宵坐在桌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王剑虹陪着他。他一
夜能翻译一万字，稿纸上的字仍然写得端端正正，秀秀气气，几乎一字不改。有时奔波
了一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
给王剑虹的情诗。他们每天谈论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
渔洋、郑板桥……。瞿秋白有时把他们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青田石、
寿山石上。王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比较好，但如此醉心地爱好，却是因了瞿
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瞿秋白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有时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照
节拍吹箫，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或棉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晚间
闲时，有几次，瞿秋白和王剑虹来到丁玲的小房间，围坐在煤油烤火炉前，把电灯关掉，
只有炉火从炉盖上的一圈小孔中射向天花板，象一朵花的光圈，微明闪烁，给屋中抹上
了一种朦胧的美妙的气氛。瞿秋白这时总是给她们谈文坛的轶事，他谈锋很健，又常带
幽默。他谈沈雁冰和郑振铎，也谈徐志摩和郁达夫，而对她们两人，似乎这一切都是新
鲜的。丁玲后来说：“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的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
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
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和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
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
1924年1月12日：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
“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
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愔愔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
—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
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多画几个“！！！！”，可怜，可怜啊！
“梦可”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瞿秋白称王剑虹为梦可，是把她视同宝贵的心，
爱的极深。
2月16日：
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
——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知道怎样过来
的，我真不懂了。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
2月28日：
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自己承认是
“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人非木石，都有相近的七情六欲，其中包括夫妻情和同志爱。爱情生活中，有欢乐，
也会有痛苦。新婚之恋，分离之苦，谁也难免。年轻而多情的瞿秋白在新婚后远别爱人
之际，写下这些炽烈如火的爱的文字，是十分正常和健康的感情。
他不仅珍惜自身的爱，而且憧憬人类社会的爱：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
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的早日到来。他在给王剑虹信中所附的一首诗，写道：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年轻的革命家，满怀豪情地呼唤着光明的未来。他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只直射云天
的青燕，衔碧铺绿，让大地充满生机，把春天带给人间，使古老的中华回春再造。这首
小诗，象征着青春，热烈，追求，信心，可以看作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
誓言。
击退右派反共逆流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代表腐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
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推行新三民主义，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等十一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人帮助
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攻
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改组后，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
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刘成禺、
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孙镜亚、朱和中、孙科、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
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事先征
得蒋介石等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
①
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
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其违反纪
②
产党和青年团的三个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
评国民党的文字。兹将弹劾书所列三个文件照录如下：
③
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
左派中，吸收真有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
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
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联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
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目前的政治斗争，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
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
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要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的组织，
②《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乙）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
③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大会提出本团尤须注意强
烈的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行动（如示威及政治罢工等）”。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
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
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
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
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
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
以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
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
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
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
这几个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读，也毫无理由否认它们是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
于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
接受本党的领导，并须努力从工人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
子加入本党，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
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作而能收
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名义去作；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
名义进行活动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
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妥协的事实
（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组织孙、张、段三角联
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
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
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
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
革命。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只
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
“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
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
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
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
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
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
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
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
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
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
“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
①
之等八十多名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
②
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
《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
②上海《时报》1924年8月4日。
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
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
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
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
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
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
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
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
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
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
久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
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
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
——“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的心……。但是，这时广州
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
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
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
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
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
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
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
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
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
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
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
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
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
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
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
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
展，何用疑忌？
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
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
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
①
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
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
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
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
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
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
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
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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