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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陈铁健)
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十四  从上海到瑞金
     
    《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
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
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
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
①
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
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
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
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
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
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
②
    ②据手稿影印件。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
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
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
《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
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
管尖锐，而说理透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
①
    ②瞿秋白在《红旗周报》上发文约13篇，署名范亢；在《斗争》上发文约20篇，署
名狄康。这些文章长的一两千字，短的仅几百字。
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
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
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
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①
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
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
“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
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
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底，中共
②
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
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
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的长文，提出
“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
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11月，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
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
    ②《红旗周报》第61期，1933年10月30日。
期，1933年7月20日）、《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第49期，1933年7月30日）、《国际反
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第52期，1933年8月27日）。这些文章的内容，无
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
反动政府投降卖国，反对和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
对苏区开始采取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
入改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远比
“左”倾路线的指导者高明得多。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被中央认为错误“特别”严重。这篇文章短短八百字，
观点明确，文字简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国民党的报纸，不久以前还说苏联的政
策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说苏联农民的困苦还‘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这当
然是抄袭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诬蔑苏联。然而国民党自己却的的确确在实行‘有组织的
饥饿政策’。最近庐山会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其余
的决议，什么察哈尔问题，什么新疆问题等等，都是军阀混战的‘准备’，消息也都是
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实行对于匪区的严密封锁，
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都严禁输入匪区，并在匪区附近实行这些东西的公卖，凡
是没有‘良民证’的人都不准购买。”瞿秋白严厉地谴责道：“这不是‘有组织的饥饿
政策’是什么！其实，这不但是饥饿，而简直是造成活地狱的政策。这是要使江西、福
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几千百万的民众没有盐吃，没有煤油用……
受了伤和生了病没有药可以医。总之，是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几千百万的民众”，
“要靠饥饿政策去逼迫红军”，“庐山会议就决定了这个大阴谋”。瞿秋白在下面又写
道：“然而这封锁政策的别一方面，却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的白军比红
军多四、五倍，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等等比红军的胜过几十倍，然而
国民党的白军不敢开到前敌去打。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
平赤匪’。然而不！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
为营’。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士兵群众不大靠得住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极大多
数是‘非良民’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都是红军的‘暗探’和‘眼线’。”
    这篇文章中，如果要找错，那么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对兴起于察绥抗日前线的察哈
尔抗日同盟军，缺乏正确的估计，错误地认为这是“军阀混战的‘准备’，”这是照抄
“左”倾错误的观点；二是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国民党军
的士兵靠不住了，不敢命大队兵士打红军了，这也是“左”倾指导者的主张。十分清楚，
除了“左”的错误，这里绝对没有临时中央决定中所强加给瞿秋白的下列罪名：“非常
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
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
‘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
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
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
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
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堆罪名，自相矛盾，颠倒黑白。它反映了“左”倾领导人压制和拒绝不同意见，
坚持“左”倾错误的顽固立场，以及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
在中央苏区的福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残酷斗争，
从1933年春天到秋天，逐步升级，愈演愈厉，到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已达到狂热
的地步。
    “左”倾领导人，对于因为“左”倾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表示怀疑和反对的同志，
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的帽子，进
行无情打击。他们在白区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正是这种斗争狂热的扩大和继续。他们
妄图以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把这样一位曾经主持过中央领导工作，在党员群众中享有
威望，而又对现行路线表示异议的领袖人物，彻底打倒，以消除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影响。
    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决定下达以前，临时中央已向瞿
秋白打了招呼，指出他的“错误”。瞿秋白写了声明给《斗争》编辑部，承认自己在那
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革命形势”，即承认自己“左”，
而不承认右了。于是引起更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说他是“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
①
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
②
    ②《忆秋白》第231页。宗派主义分子，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半年后他就当了可耻的叛徒。
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了他的健笔，没有再写多少文章；此后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文章，
也几乎全是奉命的应景之作，差不多是没有思想、没有怀疑的机器的产品。当然，他毕
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
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1931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和关心苏区，听
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
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
②
组织反映。瞿秋白身患重病，苏区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差，他要求让一直照料他生活的
妻子杨之华同行，绝非非份之请。第二天，上级领导人的答复是：暂时不能去，因为她
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这当然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谁能说它不是理由呢？但是，王明集
团的要人们，有谁从中国到苏联去，或者从白区到苏区，或从苏区到白区去，不携眷同
准备行装，一只整理好的衣箱已经放在屋角。他对杨之华叹息着说：“可惜《茨冈》没
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译稿又放下，自语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一会
儿，他又说起驳斥叛徒叶青的七、八万字的书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遗失，实
在可惜。他感到今后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再从事著述；过去所写的东西，即使
不能公开出版，也应该妥善保存，留待革命胜利以后与读者见面。一旦遗失，就难以弥
补了。
    瞿秋白对于和杨之华的这次分别，心里很不平静。他似乎预感到苏区的前景微妙；
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许多同志都可能有这种预感。离别的前一夜，瞿秋白照旧晚睡。
但这夜的情形却异于往常。下面是杨之华的回忆——
    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来的习
惯。但这一夜却与往常不一样，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
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
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
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
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
我发现他一直为分别后我的生活耽心，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象小孩子似地轻松地对他
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一样！”他说：“我们还
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
    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
地见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
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
也是幸福的！”
    这是无限的依恋之情啊！但是，瞿秋白虽文弱而又坚毅，温情又不怯懦。他和她都
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他们可以舍弃一切，直至献出他们的宝贵的生命。
    这一天的晚饭比较丰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个菊花锅，买了几
①
    到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
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
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
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说：“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
    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①
记载：7日昼阴，“夜雨雪”，9日白天微雪，而11—12日都晴。据此可知，瞿当于7日夜
离沪。9日鲁迅得瞿来信，当为杨之华在瞿走后寄出。
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
宝坑，然后从这里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
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
由中央交通局的工农通讯社管辖，下设十几个站点。大站管中站、小站。小站之间相隔
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交通员大多是经红军军官学校训练
的班长以上的共产党员。
    他们负责递送文件、护送干部、保护物资运输。
    瞿秋白走的大致是这一条路线。瞿秋白化装为医生，在武装交通员的掩护下，大约
在1月中旬到达赤白交界地区。这里只能在夜间行进，白天就在山顶上隐蔽休息。有时离
敌人的警戒地区很近，不仅可以看到灯光，甚至可以听到敌人的说话声。他们在赤白交
界区连续走了几夜后，到达闽西根据地边沿地区。白天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晚间在农家
住宿。瞿秋白从这里分别给鲁迅和杨之华写信，托人转送到上海。这就是杨之华收到的
①
    ②
中央教育部长，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瞿秋
白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在同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推毛泽东、项英、张国焘为正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
为主席，分设各部，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由于瞿秋白身在上海，不能
到职，3月间中央政府第八次常委会议，议决以徐特立代理教育部长。1934年1月22日至
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
3日，即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
    ②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
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就分手了，如毛
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很
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石联星的一段
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
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
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
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
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
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
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
始，先后四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都失败了。这一次他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
法，在苏区周围筑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同时在经济上进
行严密封锁，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连坐、怀柔等政策，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和红军作战原则，只凭军事教条进行瞎指挥。他甚至躲在房子里，凭
误差很大的地图指挥战事，其荒唐可想而知。战争开始时，李德等人采取进攻中的冒险
主义，要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坚固阵地。1933年9月底，敌军占领黎川后，李德等
人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攻打白区敌巩固据点，屡败屡攻，转
战于敌碉堡区。11月，福建事变发生，事变领导人愿与红军合作反蒋。毛泽东此时建议，
红军主力应突破敌围攻线，进攻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根本重地，迫敌回援，既可粉碎
敌之“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李德等人拒绝这一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
石飞往建瓯督战，连克厦门、福州，镇压了福建事变。同月，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六届五
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军事上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
节抵御，使红军损失严重，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
    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
作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
①
    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象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
要关头。……
    ……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
    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
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
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
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
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
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
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
众性社会教育。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
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由之路。
    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
又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
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
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等一起，
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
    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会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
育法规二十四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
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这本《苏维埃教育法规》中收录的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关于省教育部报告》中
说：会议听取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但瞿秋白这个
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对于他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任内的具体情况，所知很少，
仅从《苏维埃教育法规》中和一些同志的回忆中，略知一二。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所写的回忆录说：秋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写了一个苏区文
化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计划，召集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据当
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说，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
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同意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
①
瞿秋白对于苏区教育路线和政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同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
这是可信的。他所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中，没有出现“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
国民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提法。但是，在制订教育法规条例时，便不可避免地有所迁就，
写进某些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法。例如最后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小学制度暂
行条例》第一章《总纲》便明确规定：“第一条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
学校学生组织大纲》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必须在斗争中劳动中实
际工作中去学习。离开了斗争劳动与实践，专拿书本来读，是说不上共产主义教育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规条例还是力求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使
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
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
课程设置为例：
    国语——“初级小学国语课，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
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
的三学年中教授儿童以最简易的叙述文的作法，使初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简单
语句的短文。”“高级小学的国语，仍应包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
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
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
①
    算术——“初级小学的算术应教完整数加减乘除四法及诸等数、因数以及小数的最
初阶段。”“高级小学的算术至少应学完百分数，小数，分数，开方及比例，并给以最
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关系的常识，从社会现象的叙述，逐
渐引导到时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的观念。（二）科学常识
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从具体的自然界现象的叙
①
    应该说，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是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
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
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
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
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
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
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
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
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
①
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知识的富农地主！”
②
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
③
④
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
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
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
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
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
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
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
①
    苏维埃大学在7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月间，中央红
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
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
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
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
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
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
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
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
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
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
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心得，写了《关
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期。文中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
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
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
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
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
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
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
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
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
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
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
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
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
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
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
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
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
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
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
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
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
东关系极好，他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
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笑，问
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愤慨之情，曲折地
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
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此，报纸大
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
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
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的运动，号召人民
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红色中华》还报道了苏区的“肃反”，批评
了官僚主义。当然，在“左”倾路线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红色中华》不可避免地要宣
传“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张，诸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过
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政策，等等。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瞿秋白，而应由中共中央
来承担。这是不说自明的。
    在瞿秋白主持下，《红色中华》这时在依靠群众办报方面有所发展。报社成立了通
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
员发了聘书，定期给他们发报道提示，并出版油印的《工农通讯员》，二十天或一个月
出一期。内中对通讯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有通俗浅近的讲解。通讯员的人数
不断扩大，由报纸创刊时的二百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方、各系统
的庞大通讯网。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了保守红
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一切照
旧：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
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行动情况。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
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
班，后来在敌人大搜查时被捕叛变。瞿秋白带病和其他同志一起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
每周出二、三期。以后，敌军逼近了，瞿秋白便随军行动。白天，他与大家一起步行，
爬山，沿途还做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报
纸按时出版。他也注意调动身边工作的同志，鼓励他们经常为报纸写稿。这样，直到19
35年1月中央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
了其中的一些成文。
领导苏区文艺工作
    苏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起居室和办公室，
设在一个狭小的土房里。房中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一
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文件和书籍。瞿秋白到达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
因而生活也最困难。据老同志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每日十四两到一斤四两；食盐
每人每日只有一钱，且职无高低，人无老幼，大家一样。
    有些人处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奋斗的勇气，留恋或追求物质生活的安
逸。但是，在苏区的革命者们却充满了革命理想和追求，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这集中表现在苏区文艺工作的蓬勃发展。
    苏区的文艺工作，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统以红军大学为中心；一是地方系统，
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隶属的艺术局统一指导。瞿秋白在苏区期间，始终把文艺工作放在自
己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苏区工农剧社，最初是由外来的少数文艺工作的爱好者与红军中
高级干部发起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推广到省县区建立分社。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
委员部批准的《工农剧社简章》明确规定工农剧社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工农剧社是
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
斗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工农剧社支社各在所属俱乐部筹备
并举行演戏晚会或表演活报，组织音乐队、唱歌队，以及其他更简易的化装表演、双簧、
说故事等游艺；平时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戏剧理论及剧本，收集当地材料，练习上述
各种游艺，并按时将工作情形及所收集的材料报告分社。”支社由工厂、工会、合作社、
学校、部队、各级苏维埃机关及革命团体组成，隶属于各该团体机关的俱乐部。在一县
范围内，已经建立了三个以上支社时，可联合组成县工农剧社分社；然后产生省分社和
中央总社。由此可知，工农剧社是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组织。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
文艺工作干部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为此中央苏区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戏校原称“蓝
衫团学校”，瞿秋白提议学校名称应以高尔基来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
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
①
校长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局长李伯钊担任。戏校任务是“栽培苏维埃戏剧运动与
②
“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之下，举行定期的巡回表演”，“助理戏剧学校的实习课
③
    ②《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④《工农剧社简章》。
文化参差不齐，有粗通文字的，也有文盲。最感困难的是教员太少，又多兼职，内中钱
壮飞、胡底，每周每人竟担任二十四小时课。经党和瞿秋白同意，决定请被俘白军军官
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等专业，并经过一时期工作考验的人来当戏校教员。学生
却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学生们，他说：
“广东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
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
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
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散伙就只好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家，学校关门……你们天天
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
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
    ①
    在讨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学计划时，瞿秋白强调指出两点：第一，戏校要组织剧团
（即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
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
来的。”第二，戏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中文娱工作与各军团剧社
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瞿秋白认为戏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艺术干部，就失去了
创办的重要意义。他还建议调瑞金、长汀等地及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到戏校，开
一剧，剧中表现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姐姐用生命来保守革命的秘密，
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动。这剧每次演出，群众都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瞿秋白
召开了剧作者、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剧的成功。他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
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
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他指出剧本中有些台词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
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让
群众闭上眼睛，也能听出是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
条件。他鼓励大家用老百姓中流行的民歌曲调写歌曲。他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
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
    ②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
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有时他到梅村的戏校看演出，或者
为教职员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他那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听众总是精神集中，不时
发出笑声。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师生围住他，不让他走。他每次都说：隔两天我再
来听“哎哟来”（兴国县青年农妇歌手刘秀章的绰号）的兴国山歌。一阵如雷的掌声把
他送走。剧团中两个最小的演员丘兰、郭滴海每次都把瞿秋白送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才回
来。
    有时他骑马跑远路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他去看望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
个同志。王稼祥和其他同志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
②
时他实在支持不住，卧床时仍旧要看文件，处理工作。战友们深知瞿秋白长期带病工作，
总设法给他弄来一条鱼和几只鸡蛋。但煮好后送到他跟前时，他总是问这东西从哪儿来
的，别人吃过没有？有时，邓颖超从几里路外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
张糖饼给他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年秋，主力红军出动长征以后，瞿秋白把苏维埃剧团分成三个团，按部队形式
编组。石联星、王普青带领火星剧团；施月娥、刘月华带领红旗剧团；赵品三（这时李
伯钊已随军长征，由赵接管工农剧社总社和艺术局的工作）带领宋发明负责的战号剧团，
分成三路独立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演出和创作活动。这时，瞿秋白对剧团的指导更加
具体，要求更加严格。他要工农剧社的全体社员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要进行集体创作，
以求多写和写好剧本，提高话剧创作水平。为了诱导大家写作，他写了很多故事，同时
要大家也先写些故事给他看，然后再编成剧本。他说：“先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
①
即使是很短小简单的故事，也应该记录下来。他要大家体验各种生活，他说：“没有丰
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
②
秋白要求制订剧本的审查和预演制度。审查时，他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当有的同志说
“这个行”、“那个不行”时，他说：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
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有些很差的剧本，经过预演、修改，都成了
很好的剧作。几个月过去，由于采取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并重的方针，写成了不少剧本。
经瞿秋白选编、写序，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选入《牺牲》、
《不要脸》、《李保莲》、《非人生活》、《游击》等五个剧本。油印出版了三百多本，
发到全区。瞿秋白对于优秀的儿童演员，亲自制订培养计划，经常检查训练情况，先后
培养了四个童星，并为他们举行晚会，给他们戴上红领巾和红花，从而推动了儿童演员
    ②同上书，第329、330页。
局驻地进行会演。经过几天的行军，剧团来到雩都县小密附近的山村，瞿秋白冒雨在山
口茶亭前迎接了大家。他非常高兴地拿出剧团寄给他的山歌，上面有很多经他修改的笔
迹。他让大家休息两天，准备会演。彩排时，他时常来看。会演的那天晚上，山上村里
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
潭秋、何叔衡、毛泽潭、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站在那里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
出。人们兴致极好，台上台下的情绪交融，晚会高潮迭起。节目演完，天已经快亮了。
二十七年后，1962年赵品三写诗怀念这次晚会：“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
①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剧团的人员一律分到红军中去。瞿秋白要和这些可爱的文艺
战士们分别了。他是在会演后的第三天夜间离开小密的。当天晚上，赵品三、石联星和
剧团的二位同志到住处来看他。这是一间农民的茅屋，有一个不太大的窗，窗前放了一
张小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文件。小警卫员在收拾东西，瞿秋白也在灯下整理文件和书。
他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正式到部队里去了，一定要好好工作，有机会能演出就演
②
传。
    当天夜里，瞿秋白离开小密。苏维埃剧团的文艺战士们，铭记着他的语重心长的叮
嘱，也踏上了新的征途。
    瞿秋白领导下的苏区群众文艺运动和专业文艺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它对于宣传群
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
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1939年5月的一个月夜，与萧三散步时谈起瞿秋白
    ②《忆秋白》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同上书，第176页。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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