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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犁没有再去同口教书。这年秋天,滹沱河发了洪水;9
月下旬,保定陷落。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的人群,
他们扶老携幼,和站在堤上的人们匆匆交谈几句,便连忙往南走去。“就要亡国了吗?”堤
上的农民望着茫茫河水,慨然地发着兴亡之叹。
     
    随着这一幕逃难的景象,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到冀中平原上,对此,孙犁在长篇小说
《风云初记》中做了十分真实的描写:
     
    第二天,雨住天晴,大河里的水下来了,北面也开了口子,大水围了子午镇,人们整天
整夜,敲锣打鼓,守着堤埝。开始听见了隆隆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占了保定。大水
也阻拦不住那些失去家乡逃难的人们,像蝗虫一样,一扑面子过来了。
     
    子午镇的人们,每天吃过饭就站在堤埝上看这个。……
     
    “看,飞艇,三架,五架!”
     
    他们像看见稀罕物件一样,屋里的跑到院里来,院里的上到房顶上去。小孩子们成群结
队的在堤埝上跑着……
     
    逃难的女人回过头来说:“乡亲们,不要看了,快躲躲吧,那是日本人的飞机,要扔炸
弹呢!”
     
    没有人听她,有些妇女,还大声喊叫她们的姐妹们,快放下针线出来看:“快些,快
些,要不就过去了!”
     
    飞机没有过去,在她们的头顶仄着翅膀,转着圈子……
     
    ……
     
    轰!轰!飞机扫射着,丢了几个炸弹,人们才乱跑乱钻起来,两个人炸死在堤埝上,一
头骡子炸飞了。
     
    飞机沿着河口扫射,那里正有一船难民过河。河水很大,流的又急,船上一乱,摆渡整
个翻到水里去。大人孩子在涌来涌去的大浪头中间,浮起来又淹没下去,一片喊救人的声
音。
     
    日本人的飞机扫射着,轰炸着,河里的水带着血色飞溅起来。
     
    ……①
     
    侵略者就这样把战争推进到孙犁的家乡,推进到滹沱河沿岸。这时,人民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往南逃,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
天,郎仁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
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①这年冬天,
冀中平原动荡起来了,几乎每个夜晚,都可以听到乱枪的声音,有绑票的,也有自卫的,有
时竟如年关的鞭炮。有一天夜里,东辽城村的村长被人用撅枪打死在东街土地庙附近。孙犁
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还是委派,只记得他家是富农,正房里悬挂着县长的奖状,小个子,黑
脸,略麻,冬天有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有的羊皮袄,在街上走路时总喜欢提起皮袄右面开襟
的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他觉得这样才势派。他是深夜从一个相好的寡妇家里出来遭打
的,被打死的还有送他回家的寡妇的儿子,不料这一次村长竟没死,第二天一早他又活过
来。他死在第二次:1938年日军占领县城,地方又大乱,他在夜里被绑架到村外,割去
阳具,大卸八块。
     
    有一些绿林式的人物也乘机而起,他们扯起“抗日”旗号,有时却扰民。性情粗野、桀
骜不驯、能双手打枪的高顺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任丘县人,“七七”事变前已有百余
人的武装,活动在文安、新镇和白洋淀一带,事变后他拉起的部队曾奉命到安平县整训、驻
防,终因抗拒党的改造和图谋不轨被击毙①。《风云初记》中描写的反复无常、性情蛮悍的
“大贼”高疤,就有这个人的影子。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一味南逃的颓败情势下,有一支英姿勃勃的小部队却回师北上,这就
是由团长吕正操(他出生于1905年,当时刚三十岁出头)率领的原东北军的六九一团。
这个团队随国民党的五十三军退至大清河一带,就伺机摆脱了主力部队的辖制,单独北上。
他们在石家庄东南的梅花镇打了一次胜仗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至晋县的小樵镇,经过
讨论,甩掉了五十三军的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
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官兵平等。”
随后,人民自卫军继续北上,渡过滹沱河,进驻深泽县城。“在日军大举进攻,到处奸淫烧
杀,国民党官兵溃逃,沿路抢劫骚扰,冀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支戴
有红星的抗日队伍,立刻鼓舞了渴望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广大人民群众。”②
     
    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西安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北上抗日,就是贯
彻了北方局“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北方
局的预想:冀中抗日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了。
     
    关于这段历史,《风云初记》作了极其真实的描述:这些日子,冀中平原的形势,紧张
起来。日本人顺利的爬过黄河以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它的脚踝上,狠狠插上一刀,并
且割向它的心腹。起先,它没把吕正操这个名字放在眼里。这个年轻的团长,在整个国民党
军队溃退南逃的时候,在大清河岸,抗命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挺身反抗的战争,扫除
了在军民之间广泛流行的恐日情绪。部队损失了一半,青年将领并没有失望,他和地方上共
产党组织的武装结合起来,在平原上坚定的站住,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根据地。当日本人明了
吕正操竟是一个共产党的时候,才深深恐慌起来,它布置向冀中平原进攻,沿平汉线增加了
部署,在北线,进占了河间,威胁着高阳。
     
    …………①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人民就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现在,威胁已经变
成现实,变成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在强敌压境之际,人民一度苦于没有党的领导;现在
有了党的领导,他们蓄之已久的抗日热情,便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这是他们进行的一场最自觉的战争:“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
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
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
羊也不能活。”①认真说,在冀中平原,就是鸡,也学会了和侵略者作斗争。孙犁描写过这
样一只鸡:由于敌人的不断骚扰,它已经习惯在树上睡觉、栖息。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发现
了它,便举枪瞄准。鸡见状哇的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直飞村外。日本兵紧追不舍,见鸡
钻进一个大苇垛……这一次,他们在苇垛里遇到一个藏在那里的女孩子,挨了手榴弹。最
后,侵略者用机枪归射苇垛,引起漫天大火。结果,不但女孩子(还有她的两个女伴)穿过
苇垛向淀里安全转移,那鸡也从垛里钻出来,逃向茫茫的苇海了②。
     
    总之,平原的动荡导致了一次火山爆发、一次真正的人民战争:
     
    1937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
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③
     
    孙犁也在这个大时代的推动下,走向了抗日战场。
     
    本来,当国民党政权南逃之际,孙犁也每天站在村北的大堤上,望着茫茫的河水和逃难
的人流,以及“国军”的散兵游勇,感慨不已。“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
是①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出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的眼前是滹沱河水,其中也流
着逃难人群的血和泪;但是,难道这半壁河山,就这样丢去了吗?
     
    他剪去长发,农民打扮,也想南下;但苦无路费和去处。这时,从同口捎回来的服装,
寄放在安国父亲所在的店铺里,被乱兵抢去,更增加了他的烦恼——不是为那几件衣服,是
为破碎的国土和混乱的世界。
     
    报国的时候终于来了。1937年冬季,他接到侯士珍一封信,是由安平县抗日政府转
来的。这时,侯士珍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的身分,他在同口、冯村一带,和孟庆山组织抗日
游击队,后称河北游击军。孟庆山是蠡县人,1931年参加过宁都暴动,经过长征到达延
安,“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抗大学习,受党中央派遣,回冀中开展敌后抗日工作②,是冀
中抗战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风云初记》里对他做了细致、生动的描绘。
     
    河北游击军成立以后,孟庆山任司令员,侯士珍是政治部主任。侯士珍的信,邀请孙犁
到滹沱河北岸的肃宁看看,那里驻有抗日军队。孙犁于次日即整装——那不过是穿上一件灰
色棉袍——赴安平县城,家里不放心,令堂弟陪去。在县城,见到县政指导员李子寿,转达
司令部电话:让随杨队长队伍前去。这是新收编的一支队伍,杨队长土匪出身,队伍也不整
饬,长袍、袖手、无枪者很多,一路上散漫无章,安平距肃宁只有七十华里,孙犁骑马,至
晚才到。司令部有令:杨的队伍暂住城外。孙犁只身进城,至城门被岗兵用刺刀格拒,这种
战时情景,给了他一种异样的感觉。经联系,先见到政治部宣传科的刘科长,很晚才见到他
的老同学侯士珍。
     
    肃宁城内大街,灯火明亮,人行如织;抗日队伍歌声四起,威武雄壮;饭铺酒馆也都家
家客满,锅勺相击、借酒行令之声,不绝于耳。显然,在这个有抗日战士驻防的县城内,人
们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他们尽情而大方地享受着这种安全感,虽然人人都明白,一场更残酷
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侯士珍同爱人带着孩子茜茜,住在一家地主的很深的宅院里,身边放着上好了子弹的盒
子枪。第二天,他对孙犁说:“这里太乱,你不习惯。”他便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带孙犁
乘卡车去安国县。那天风大,他又取来一件旧羊皮军大衣,送给孙犁路上御寒。到了安国,
又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的同学、同事,他们都在吕正操的政治部工作,有的还住
在孙犁父亲所在的店铺里。朋友们见面,自然很高兴。不安的倒是孙犁的父亲,他看见儿子
披了一件军大衣,还以为他投了八路军呢。
     
    随后,孙犁同父亲回到东辽城,在人心惶惶中度过了一个春节。1938年初春,人民
自卫军司令部移驻安平县黄城一带,那里正是孙犁的岳家。就在这时,“李之琏,陈乔到家
来访,并作动员”①。这样,孙犁就在这年春季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
棉袍,频繁地往返于东辽城和安平县城之间,从事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他首先在家里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这本小书,由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发行。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多年的历史动乱中,居然保留了一个复制本,使人们得以亲睹它的“战
时风采”: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
     
    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
     
    下篇: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
     
    三、怎样演出。
     
    接着,他又选编了一本题名《海燕之歌》的诗集,收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在安平铅印
出版。因为当时人力、物力都很匮乏,主事者还受到刚上任的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批评,
以为这并非当务之急。不过,这本有着紫红色封面的厚厚的诗集,连同因为印刷技术问题留
在封面上的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毕竟给抗战的文化工作壮了行色,留下了纪念。
     
    后来,政治部宣传科介绍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邻近的侯町村,正在组织一个编辑室,
很需要他这样的人去工作。孙犁这样记下了他和路一见面的情况:“初见面,给我的印象太
严肃了: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冬天的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见到的风雨衣,
腰系皮带,斜佩一把大盒子枪,加上他那黑而峻厉的面孔,颇使我望而生畏。”①在后来他
和路一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热情爽快的人。
     
    在编印《海燕之歌》的同时,孙犁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路
一主编)第一期上。“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
理论的读书笔记”②。在这之前,他在子文镇街头上认识了王林。王林是那时冀中地区资历
较深的作家,他生于1909年,衡水县人,30年代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时任该校地下
党支部书记,还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后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孙犁在
《大公报》副刊上,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现在,王林读到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因
其中引文太多了,他对孙犁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在孙犁
听来,这是“客气地讽刺”,但当时适值抗战军兴,共举大业,同志关系,融洽无间,并不
以为这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做为主编的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还对经他手发表的这篇
洋洋万言的宏文,非常满意,他把孙犁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按:吉尔波丁是苏联文学
批评家,参加过国内战争,曾任联共(布)中央文学处处长),一再对人说:“我们冀中真
有人才呀!”
     
    不久,孙犁又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鲁迅论》,占了这张区党委机关报的一个版
面。
     
    对于这些文章,孙犁自己的看法是:“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
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
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
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①历史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冀中平原的“大风起兮”刮出了一
支抗日的武装队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学队伍——孙犁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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