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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留河间
    在蠡县刘村住了三个月以后,冰消雪化,春水融融,按照原来的计划,他本想由沙河乘
小船去白洋淀。当时冀中区党政机关在河间,路过此地的时候,值“冀中八年抗战写作委员
会”成立,又是王林挽留,他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一员,留在河间了。
     
    区党委要他主编一个刊物,即《平原杂志》。他确实是“主编”,因为编辑部并没有别
的人。地址呢,就设在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社的梢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连床
带坐位都有了,床前再放一张小破桌,这就是编辑部。
     
    接受任命之后,他邀集冀中区各个有关方面的人士,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
会,议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然后他就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了:上半月,他经常到各地
体验生活,搞创作;下半月,回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就又走了。区党委看他太忙,打算
调一个女同志给他当助编。一天上午,这位女同志果然姗姗而来,坐在了“编辑部”的门板
上。她是柳溪,是新从北京来的洋学生,后来成为一名作家。孙犁在前些年得悉,她还是纪
晓岚的后代。但在当时,孙犁却没有接受她当自己的助编,原因是:他觉得以前在山区时,
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习惯了,添一个人反倒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便,于是回复上
级,辞谢了。关于柳溪,我们不妨借着作家的笔,做几句交代: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
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
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
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
①
     
    没有助手,什么都得自己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要下蛋,又要孵鸡。但刊物办得相当
认真:每期都有一个中心,除去大家的来稿,围绕着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动手,写了梆
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回顾:1940
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也有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新酒新瓶”,
另一些人倾向于“旧瓶新酒”。孙犁是倾向于前者的,他在《晋察冀日报》上登了一篇短
文,其中有一句话,大意为,“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句话曾引起两位戏剧
家的气愤,主张先不要讨论,要先编一部文艺词典,弄清名词再讨论。对于他们的态度,孙
犁也很不满意,嘲笑他们过了二十年还没有编出这样一部词典。孙犁解释说,他那时的意思
是: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②。总之,那时孙犁对于利用旧形
式,是并不热情的,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
生硬”①。但这一切,都不要紧,正像他在《回忆沙可夫同志》的文章里说的:“凡是真正
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
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
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爱上了中国的‘三
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
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②现在,证实了他写的这些话,
他自己也热心梆子戏、大鼓词和通俗文学的理论了。而且,他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对通俗文学
的热心,还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创作前途的疑虑。事实上,这又是多余的了,倒毋宁说,经过
一些欧风的冲击,再经过一个时期对通俗文学和传统形式的执著的追求,他的文风锻炼得更
加遒劲、圆熟了。
     
    《平原杂志》出了六期,他仿照鲁迅编杂志的方法,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在有一
期的编后记里,还特别介绍了陕北著名说书盲艺人韩起祥说的《时事传》,指出“韩瞎子”
(这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字)的成功不只在演唱技能,更在于他能接受新事物,善于创造进
取,不死守旧的一套。他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场面:一面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万
的人,里七层,外八层,围得风雨不透①。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孙犁那时为什么如此热
心通俗文学的原因。他自己写了些什么大鼓词、梆子戏,我们虽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②,但
肯定属于“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的那一类。
     
    孙犁作为一代著名的编辑,他的有独特风格的编辑作风也在这时开始形成。他很注意参
考前人编刊物的经验,特别是鲁迅编刊物的经验。鲁迅主持编辑或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如
《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文学》、《译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学
习,特别是留心阅读鲁迅在每期刊物后面写的“后记”:
     
    从鲁迅编辑的刊物中,我们可以学到:对作者的态度;对读者的关心;对文字的严肃;
对艺术的要求。
     
    对待作者要亲切也要严肃。这主要表现在对待他们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
件,要求尺度相当。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无(非指意识形态,指生活资
料)。
     
    …………
     
    改稿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认识的字,不知道的名词,就查字典,或求教他
人,或问作者,这都是工作常规,并不丢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别是创作
稿)。偶有删节,要使上下文通顺,使作者心服。
     
    …………
     
    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有事写信商量。这样不干扰日常工作,保持编辑部正常秩序。
鲁迅说,他从来也不轻易召作者到编辑部来。①上述各点,是他多年实践的体会,纵不能代
表他的全部编辑工作的经验和特色,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吧。
     
    孙犁深通人情,对于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够体察、照顾的。他说:“敝帚自珍,无论
新老作者,你对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没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当或伤筋动骨,他就更会难
过。如果有那种人,你怎样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现他的胸襟宽阔,只能
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②他举出30年代文坛上的一宗旧案:《文学》主编者之一傅
东华删了周文的小说,因删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门去,时称“盘肠大战”。他自己也有
过文章被人乱改的痛苦经验,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③里说:“说实在的,溺爱自
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这边发表了几个杂感,因为他们胡乱给我动了几个字,非
常不舒服……”但对于好的“改笔”,他一向是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的。
     
    除了编刊物,他还在河间第八中学教了一个班的国文。他这样做,除了有意模仿“五
四”以来某些城市作家的职业习惯外,“还有调剂生活的意味,跑跑路,接近冀中的新一代
男女少年,比只是编辑室好。”①说到生活,他在当时的生活还是很苦的。抗战虽然胜利
了,也并没有脱离“游击”生活(何况,另一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那时最苦的是文化
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
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
饱穿不暖的状态中。”②在河间的这一年冬天,有一天他的叔父来了。他正在下乡,叔父看
见他蹲在炕沿下烧秫秸取暖,弓腰弯背,活像一个叫化子,就含着眼泪走了。
     
    在河间的这一年,他还失去了父亲。那是他刚刚到河间不久,就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
匆匆赶回家去,侍奉不及一旬,父亲就故去了。这个老人,自幼学徒,熬至一个县城杂货店
的经理,直到老年,才回到东辽城自己的家中。一生所得,除买了五十亩地,还在村北盖了
一所新房,另有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家农民过日子的产业,总算都有了。父亲在世时,
母亲说孙犁是个“大松心”;父亲去世后,孙犁忽然感到家庭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
     
    父亲很爱他,他也很爱父亲。延安归来后,父亲一时高兴,说了句待对的话:“丁香
花,百头,千头,万头;”孙犁当时没有对。现在,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已经去世,他想对
时,已经太晚了。
     
    父亲起病并不凶险,只是耩地耧播,出汗受风。无奈日伪占领时期,损耗了身体,经不
起折腾了。
     
    孙犁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并且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一个石匠那里看了
石料,请一位老战友写了一篇碑文,其中有“弦歌不断,卒以成名”等句。后来因为土改,
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来河间,原是朋友的一番雅意,在他,则并非初衷,是“羁留”。但是,正像一粒成熟
饱满的种子,落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开花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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