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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梦幻般的夏天很快地过去了,1948年秋天,他到石家庄参加了一次文艺会议。那是
在8月,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联成一片,成立
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驻石家庄附近。他和方纪同行,那次会议,将酝酿成立华北文艺协
会。
     
    这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旅行:孙犁这年是三十五岁,方纪还不满三十岁,正是阅历丰
富、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们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方纪的家乡束鹿县,在县署驻地辛集
镇看了京剧。他至今记得戏班里有一名武旦,艺名“九阵风”,她的精湛表演很使他陶醉。
自然,这又是他爱好京剧的缘故。他和方纪,在延安虽不相识——方纪1939年由重庆去
延安,曾在《解放日报》任文学编辑,他们当时只有文字之交——回冀中后却共事很长时间
了。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红高粱和老玉米的夹道上,竞相驰骋。有多少个黄昏,在农村
驻地的场院里,在瓜棚豆架下,方纪神态庄重地操演胡琴,他则纵情尽意地唱着京戏。孙犁
在饶阳县大官亭参加土改的时候,方纪正在饶阳县影林村参加土改。”现在,他们在赴石家
庄开会的途中,看了“九阵风”演出的这样精彩的京戏,正是知音相遇,同好相求,能不击
节而和、同声一赞?到石家庄后,开会之余,他们仍不放弃观赏戏曲的机会。当时,在这个
刚刚解放的城市,环境还不十分安全。在这里,他们又迷恋上一位唐姓女演员主演的地方
戏。一天夜晚,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去看她演出,果然,演出中间,突发警报.剧场顿
时大乱,有些本地同志,虽然路熟,临危却不相顾,他们只好从后台逸出。
     
    看来,他们还不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安适地领略一下都市的生活。连吃饭也遇到了问
题.一次下饭馆,吃的竟是腐烂牛肉,因而腹泻,新的营养没有补充上,把原来的营养也赔
进去了。这时,饭馆还用着旧式女招待,讲花架子,不讲卫生。
     
    战争尚在进行,“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
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①两个“默
默”,表现了难能的超然。“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②,白纸黑字,来日方长,青史由
人论是非——也许他这么想,所以才默默?
     
    事实上他有自己的态度。在他受到批评的作品中,有一篇题名《爹娘留下琴和箫》③的
小说。这篇小说写于1942年秋天,最初发表于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的
文艺副刊《鼓》上。小说很抒情:一个爱好音乐的老人,(他一直领导着本村的音乐队),
非常钟爱自己的独生女儿,竭力供给她上学,并鼓励她和一个音乐能手结了婚。这对年轻夫
妇在很多场合下,不是用语言交流思想,而是用音乐:丈夫从墙上摘下南胡,除去布套,妻
子从床头拉出一支黑色的竹箫,交流就开始了:丈夫望着胡琴筒,妻子凝视着丈夫的脸,眼
睛里“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她的脸很严肃,而且多变化,但总是笼罩着微笑,真挚而
神秘的。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妻子与其说什么,不如拿过箫来吹一支曲子,丈夫
对于妻子,则诉诸南胡。生活就这样推演下去,而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大菱和二菱。
     
    抗战了,丈夫参加了游击队,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女人喜欢沉默,但谈起孩子,话
就多了。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喜欢音乐,她不信,她说:一个人爱好什么,早就应该学习
了,早就应该会唱会奏了,既然不会,那就是不爱。这位朋友有点儿不服气,他指着依偎在
她怀里的大菱说:“你说大菱爱好音乐吗?”
     
    “爱!”
     
    “她也不会唱不会演奏啊。”
     
    母亲笑了,笑这位朋友和一个孩子比。不过,这位朋友还是明白了;这孩子能继承父母
的爱好,“她虽然才八岁,当母亲吹箫的时候,她就很安静,眼里也有像她母亲那样的光辉
放射出来了。”
     
    母亲后来也参了军,和丈夫在一起。在一次战斗中,丈夫牺牲了,她的箫失去了南胡的
伴奏。整理过遗物,她和那位朋友商议,把大菱交给他照看,她带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亲
留下的南胡,二菱随着母亲,去和箫做伴了。这是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
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姐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进行琴和箫的和
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交在二菱的
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处工作,便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
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这位朋友在秋
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
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
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
是大菱姐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小说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
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
箫。
     
    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华北文艺会议
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
别嘱托对方:“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
到。”①《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
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小说。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小说并没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们差不多把
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跳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流动的神采飘
溢出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小说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出现,改题《琴和
箫》,并于翌年首次辑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
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
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
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缺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
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
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小说进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体现着作者
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精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
篇后记没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琴和
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感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
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子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
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
母亲为他们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道之佳,使他至今不忘。
     
    方纪的家庭是中农,抗战时祖父当村农会主任,遭日军杀害。还有两个叔父也被杀害。
他自幼托养在外祖母家里,常听她讲故事。据他自己写的《传记》①说:在延安,“曾得到
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笔改稿的荣幸。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给《街头画报》的一篇评论稿中亲自
改稿,亲自添写了这样一段话:‘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
研究,自己错误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
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文革”出后,方纪健康情况很不好。有两次开会的时候,孙犁看见了他,看他走路、
签名那样吃力,孙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且以年长之身,搀扶了比他更弱的伙伴。“文
革”前,孙犁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抄给他: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看来方纪不以为
然,反其意而唱,吟成四句诗,孙犁只记住了关键的第三句:“为了革命故”——。“为了
革命故”又怎么样呢?看起来,比较好的解释是:为了革命故,也不能忘记“顿足而后起,
杖地而后行”。
     
    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文章仍在,“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
事求是的评价。”①还是诗圣说得对: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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