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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再生了
    解放战争之初,他因为在冀中农村工作,一半是环境驱使,一半是兴之所至,他曾热衷
于民间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他那时认为,大鼓词这种形式很好,很为群众喜
闻乐见。他以为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以后写诗、写散文,都很有好处。
     
    其实,他在抗战时就对写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
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
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
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①因为当记者的缘故,他当时写的是叙事诗,如《儿童团长》,
《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②等。他认为,诗以质取胜,很难写好,至少比散文
难,因而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暂时和诗分手。
     
    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回到冀中写大鼓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继了他写诗的余绩。当
时,他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尝试的形式已经不算少了。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的创作路子还
是比较宽的。这会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只独木舟驶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较
多,根基稳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词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能看到两篇:《民兵参战平汉路》、《翻身十
二唱》①。前一篇写1946年蒋军进占张家口后,民兵如何组织起来参战、破路;后一篇
写土改后翻身农民的生活。前者出场的人多,有较完整的故事,开头便是:“说的是,8月
9月大秋天,庄稼全拉到了场里边……”从内容到语言,都具有鼓词的特点;后者主要写一
个三十八岁的单身汉孙老德,土改后如何分房、分地、娶亲……没有连贯的故事,句式短,
更像诗,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说书人在“正篇”开始前演唱的一个“小段儿”。我们还注意
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纪普”的署名,这个署名虽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较早的
一次,它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很可是为了纪念在抗战时期夭折的长子(名普)。他写得
更多的,自然还是小说和散文。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时代的进程加快了,新中国大厦的
基础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他也日益接近了那个新的历史的大门口。事变每日每时地发生着,
一切都是来得既迅猛,又朴素,在不如不觉中,他和一个新的国家一起成熟了。虽然在战争
环境里滚爬了十多年,他却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他说。
     
    但在1948年初夏,他到了一次前线,目睹了战争的场面。那是青沧战役攻占唐官屯
的战斗,战前,冀中区党委在一次会上,号启作家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他报了名。“这
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
住气。”①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像他解释的这样,纵然是这样,他的态度仍然是可爱的。
     
    头一天他从河间骑自行车到了青县,第二天下午就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战斗
打响了,十几分钟以后,他在过河的时候,看见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
正在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他被震倒了,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幸好还没有事情。他
乘上一只箔箩,渡到对岸,天已经黑了。同行的一位宣传科长,把他带进了街,安置他在一
家店铺里歇下,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街那头还在战斗。他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屋里,听着前面的枪炮声,过了一夜。黎明时
分,科长回来,告诉他已经开仓济贫,叫他去看市民领取粮食的场面,以为这是到了作家用
武的时候了。
     
    这就是他经历的一次战火的试炼吧。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得到战利品,却丢了一条皮
带,和皮带上挂的小洋瓷碗,这只小洋瓷碗,已经跟他多年了。此外,还丢了一件毛背心,
那是一位女同志用他年幼时的一条大围巾改织的。他不知这些东西是怎么丢的,也许是遇到
炮击时翻滚在地上弄丢的,也许是遗忘在店铺里了。看起来,他也是从生死线上闯过来,没
有功夫计较这些东西了。在战前行军的路上,他曾遇到也是来体验生活的一位同志,听说是
茅盾的女婿,他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孙犁更多看到的,是人民的牺牲,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人民对待牺牲的态度。
     
    下面是他叙述的一个极平常的例子。那一年他正在他的家乡安平采访,这件事就该是发
生在他的家乡:张秋阁父母双亡,没有看到翻身的日子,是哥哥照看她和妹妹二格长大。土
改后,哥哥参军上了前方,她带着妹妹二格过日子。这一年是1947年,时值春日,冀中
区正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方打仗,张秋阁当上了妇女生产组组长。有一天晚上,她正在
屋里纺线,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来了,他是秋阁哥哥小时候的伙伴。曹蜜田犹豫着,
说出了信的内容:秋阁哥哥作战牺牲了。讲完这个消息,他的眼睛湿了。
     
    这消息是一声闷雷,使秋阁惊叫,发呆,最后趴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她想到的是:
“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单薄。”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
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
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
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①蜜田走后,她这一夜几乎没有睡觉。第
二天一早,她叫醒二格,姐妹俩到碾子上轧了玉米,然后叫二格先回家做饭,她去找她的组
员,商量生产方面的事情去了。对方也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从秋阁的眼睛上看出她哭
过,简直看不出这一夜发生过什么事情。
     
    孙犁家乡的人民,就是以这样坚强的意志,承受着牺牲的痛苦,以这样从容的态度,迎
接着每一个黎明。谁也无法测量,一个正在向上的时代的人民,他们的心地到底有多么宽
广。
     
    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间,孙犁在博野参加土改试点。在他蹲点的村子里,发生了这样一个
小小的事变:一个老人,儿子十年前参军了,好久没有音讯。他纺线,儿媳织布,带上一个
小孙子,如此度过了十年战争,孙子也有九岁了。老人精神很好,对于战争的前景,他非常
乐观,“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②儿媳还年轻,侍奉公
公,照顾孩子,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劳作,却异常沉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希望着的
那个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于年轻女人来说,希望有时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煎熬,于是,
沉默就是她想说的一切。
     
    孙子还幸运,父亲不在身边,老人给了他双倍的慈爱,加上母亲那一份,他真地成了一
家人的“掌上明珠”。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老人背着孙子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
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
大艰难的革命战争。”①土改当中,老人很积极,对孙犁特别关心,农历六月初一晚上,国
民党军队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孙犁转移——……在那挂满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
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五天过后,我回来,那儿媳和孙儿却穿上了新封的白鞋。敌人来了,老者照旧背负着孙
儿去逃难,敌人叫他站住,他不听,拚命地背着孙儿跑,敌人用机枪枪扫射,他死在炎热的
高粱地里。进犯的敌人在宣传不杀人,不打人,就在村庄北边,敌人践踏过的庄稼地里,新
添起埋葬老人的坟堆。平原的田野,有无数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的烈士坟墓,这一个
是十年革命战士的父亲。②这个“革命战士的父亲”的形象,不知在多少家庭里出现过。我
们知道,在孙犁参加抗战工作以后的那些年,他的父亲照顾一家老小奔波、逃难,在他父亲
身上,就反映着这一形象的某些影子。在《嘱咐》①里,“女人”这样向刚刚回到家来的丈
夫描画着公公的形象;“……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老年人照顾了咱们全家。这是什
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价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唯恐不到。只怕一
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
水生家起来吧,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么冷,多么热,他老人家背着孩子逃
跑,累的痰喘咳嗽。是这个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
死。……”这样的描画,差不多也把孙犁的家庭生活叙述了一遍。
     
    总之,战火还在燃烧,但是,希望的日子也日益迫近了,这一点,就连农村一个不识字
的老太太也感觉得到。孙犁在安平县耿官屯访问过一个人称“李大娘”的抗日家属,抗战
时,她送儿子参了军,抗战胜利后,儿子继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谈到前途,她对胜利充满
了信心:“蒋介石会变也只是七十二变,八路军是杨二郎,准能打败他。”②人民是在生活
中感到胜利已经向他们招手了,他们也就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通过实际行动迎接胜利的到来:
缴纳公粮时,李大娘把碾细的米拿出来,糙米留给自己吃。
     
    孙犁注意到,人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1947年,他在博野县大西章村工作时,
认识了一位贫农姑娘王香菊。她只有十七岁,天真,健康,态度安静,对人亲热而爱脸红。
但是,晚上开会,孙犁在那边说话,声音稍小了些,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
啊!”确实,在斗争中,她变得勇敢了。从前,她不敢在地主的田边走,也不敢走过地主的
大门,她怕那些富贵小姐们耻笑她的衣衫褴褛;土改以后,她可以挺着胸脯在她们面前走
过,因为这些从前命定上车都要人来搀扶的、不劳而获的人,也必须到田野里去劳动了。孙
犁对王香菊的印象很深:“这个女孩子在对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勇往直前,在分配斗争果
实的时候,留心的是生产工具。分得土地以后,那时正是初秋,庄稼很缺雨,她整天整夜在
园子里用辘轳浇水,井水往上浇,她的汗水往井里滴。一天黄昏,我走到她的井台上,她喘
息着吐露了愿意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①香菊的形象,在《浇园》②这篇小说
里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她在井台上吐露的这个愿望,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某种时代条件。
     
    香菊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但在她的家庭内部,又有一层奇特的关系。
     
    香菊的母亲三十七岁了,六七岁时,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香菊的父亲做妻室。这在冀
中,似乎并非个别现象,孙犁的小说《正月》③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卖给人家,并不是找
到了什么富户。这一带有些外乡的单身汉,给地主家当长工,苦到四五十岁上,有些落项的
就花钱娶个女人,名义上是制件衣裳,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身价。丈夫四五十,女人十三
四,那些汉子都苦的像浇干了的水畦一样,不上几年就死了,留下儿女,就又走母亲的
路。”香菊的母亲,似乎就承继了这样的命运:丈夫并非有钱的人,做了一生长工,饥寒劳
累,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实际上,长工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傻
子,除了默默劳作,整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孙犁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他发现,每天围在
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和她的母亲、叔父。这位叔父四十一岁,没有结过婚,而她的父
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父亲就端上个大碗,夹些菜,独自到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
里的妻儿不是他的一样。香菊有个三岁的小弟弟,整天抱在叔父怀里,孙犁没见过那年老的
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
     
    显然,这个家庭里包孕着某些时代的悲剧。对此,孙犁慨叹道:“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
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
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
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
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
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
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①应当说,孙犁这些议论,都说到
了香菊母亲的心上。在孩子中间,母亲最爱香菊,土改以后,就更爱她了。有一天,她凄然
地指着香菊对孙犁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这意思很清楚,香菊这一代人不用再走母亲
们的老路了。孙犁当然同意她的看法。在孙犁看来,“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
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①在历史接近了它的目标之后,出乎人们意料地大大
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战争已经推进到津浦线上距离天津不远的地方。这里是冀中平原东北部
的边缘地区,孙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解放战争的壮观图景:正当金秋季节,天朗气清,地里
的庄稼全收割了,人民军队从南北并列的一带村庄,分成无数路向前推进:
     
    部队拉开距离,走的很慢。我往两边一看,立时觉得,在碧蓝的天空下面,在阳光照射
的、布满谷楂秋草的大地上,四面八方全是我们的队伍在行进。只有在天地相接连的那里,
才是萧萧的风云,低垂的烟雾……
     
    那里是云梯,一架又一架;那里是电线,一捆又一捆;那里是重炮、重机枪。背负这些
东西的,都是年轻野战的英雄们,从他们那磨破的裤子,拖带着泥块的鞋子,知道他们连续
作战好些日月了。…………
     
    到了冲锋的地点,那个紧邻车站的小村庄。古运粮河从村中间蜿蜓流过,这条河两岸是
红色的胶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浑很深,流的很慢。两岸都是园子,白菜畦葡萄架接连不
断。一条乌黑的电线已经爬在白菜上,挂到前面去了。
     
    战士们全紧张起来,我听到了战场上进攻的信号,清脆有力的枪声,冲锋开始了。我听
见命令:“过河!”就看见那个小小的炮手——马承志,首先跳进水里,登上了对岸。
     
    这孩子跃身一跳的姿势,永远印在我的心里,这是标志我们革命进展的无数画幅里的一
幅。在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汉线作战牺牲的马信涛,勤谨生产的姐姐马
秋格;从他后面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大进军,和那时时刻刻在冲过天空、吱吱作
响、轰然爆炸的、我们的攻占性的炮声。①
     
    这轰然爆炸的、攻占性的炮声一直延伸开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是火光冲
天,到处都是欢呼解放的人群。在腾腾烈焰和如潮歌声中,一个新的国家的形象已经孕育成
熟,五四时期那位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所召唤的凤凰,就要再生了!
     
    于是,在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
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方纪的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
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方纪、秦兆阳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
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在胜芳集中的,除了《冀中导报》的人员,还有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来的一批人,
它的副总编辑郭小川,也属于这批人之内。这两部分人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天津日报》
的出刊。当时,孙犁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他在冀中时,常在该报驻地食宿,但只在
今天,才成了它的正式成员),和方纪共同准备了进城后的副刊版面,他写了一篇题为《谈
工厂文艺》的文章,后来登在1949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二张《天津日报》上①。从这
时起,他已经想到,随着进入城市,文艺工作的对象和重点将要发生具体的变化:“在农村
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
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②“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主要是建设了乡
村的艺术活动。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③以后的事实
证明,和孙犁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发展工人的文艺和培养工
人作家方面,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下面的情形,让我们转录作家本人的纪
事: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
背后有枪声。
     
    过一村后,见三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比至城区,
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
上。①孙犁后来说过,这是差一点儿没有挨了国民党的黑枪。
     
    过去的都已过去。现在,天亮了,解放了,睡在地板上的这一夜,迎来了一个新的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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