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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十字医院
    前面说过，１９５６年的秋天，他病得像撒了气的皮球，亲友们都在考虑他的后事了。
     
    在天津的医院看了几个月，管文教的王亢之，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中药西药也吃了
不少，但终不见效。
     
    第二年春天，他被送进新建的北京红十字医院。这里设备很好，庭院也宽敞。
     
    他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陈设讲究，光线充足，四周静得
很。吃饭由护士端来，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一边不断地称赞着铜蒸锅里的菜，劝他多吃
些。饭菜确实很好，可惜他那时吃不下。
     
    每天晚上，医院叫他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被带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姑娘，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
轻盈旋转得天使也似的。孙犁每晚睡下后，床头柜上的蓝色灯光映在粉墙和下垂的窗帘上，
像是一种梦境。他只能靠烈性的安眠药入睡，护士照顾他服药后，还站在床边替他按摩，听
着他呼吸均匀了才轻轻离去。其实，他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很尽心，还叫他去做体疗：病人围成一圈，拿着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
着，走一阵就完事。他觉得好笑，心想，如果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也许就不会得这种病
了，现在耍得晚了些。但是，在这里，他的病情毕竟得到了缓解：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
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
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
中了。①在这期间，医院总务处长董廷璧，给了他许多具体的帮助。他是蠡县人，为人慷慨
热情。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帮忙，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是他中学时
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为孙犁会诊。丁玲那时
的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作家，田间的爱人）带了信来看他，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
一位李大夫来给看看。李大夫，即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的儿子，后来终于来到病房。看来
他主要是进行心理治疗的，他给孙犁讲解神经系统怎样容易患病、应该如何医治，还有第一
信号、第二信号等等。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这时人会想到，他就是直观教
具，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正在他身上起着作用。
     
    他给孙犁讲了两三次，然后叫他吃一种药，据说是兴奋神经的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
——但不是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服用的那种类固醇。孙犁吃过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李大夫给孙犁看病这件事，丁玲也记得很清楚，她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３０日致孙犁的
信②里是这样说的：记得是１９５７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
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
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
吧。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
总之，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关心，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了。
     
    现在，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他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他先回到天津。当他从家里动身时，母亲——她已经八十多岁——站在廊子里送他，
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不料这竟是他同母亲的永诀。他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照顾他。老同志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
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
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①出了城，汽车行驶在狭窄不平的公路上。已经是７月份，两旁都
是高粱地，天气干燥闷热，一路很少行人车辆。他正枯坐无主，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马
车，拉着一具棺木，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他皱起了眉，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好，这景
象，使他一路心绪不佳，直到抵达小汤山，他的敏感而脆弱的脑膜上，还散乱地飞舞着这不
快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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