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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的故事
    几个月以后,他来到天津郊区的干校,先是种地,锄头,铁铲、小推车……一应俱全,
而且都是新的。后来又盖房,砖瓦、洋灰、木料……也挺充足。只是孙犁有病,身上的力气
是有限的,和他同来的,也大都不是壮劳力。但孙犁喜欢劳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能一顿吃
两个窝窝头了。消息传到市文教书记那里,她大笑起来。她和孙犁在延安时认识,当时关系
不错,还做过邻居。
     
    干校办得很不起色,渐渐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农民拿走大半,还流传谚语:“五七干
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他在这里,也接待过一次外调: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
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刚到干校的时候,大棚还没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间小棚里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
个原来要好、平时也很尊重他的同事进来说:“我把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孙犁
以为他劳动回来晚了,先去吃饭,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众专政室”的头头照例集合人
们训话。这个头头是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惯会无事生非。这天,他先是批判孙犁,孙犁正在
低头听他大放厥词的时候,那位同事忽然说:“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
绳子。”孙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状,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
的!”
     
    他没有说话。头头威风地冲孙犁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当时排队的有几十人,不少人对孙犁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孙犁知道,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如不当场揭发,后果是很
危险的。所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会有那种气压“群小”的表现。
     
    他在干校呆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
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小说”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
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
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
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
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
“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
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
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
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
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
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
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
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
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
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
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
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
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
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
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
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
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
得传授,母亲给请了一位师傅,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我随母亲、舅舅逃到衡阳。那时
我才十三岁,母亲急着挣钱,叫到街上吆喝着找生意,我不愿意去,求母亲给一元钱,在一
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
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
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
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
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在衡阳,我幸亏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
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他没想到她能活学活用,一下子联系到他的职业,稍稍一愣,随即苦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被菜窖负责人听到了。她很不满意,夜晚回到宿舍,问杨秀玉:“你和孙
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
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
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
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
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事情平安过去了。又有一天,他实在烦闷极了,忽然异想天开,问杨秀玉:
     
    “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他慢腾腾走过去,并没改那副潦倒、萎靡之状;而且像是有些
犯愁,眉毛锁得更紧了些。
     
    她认真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
伤!”她说。
     
    “是,”他显得高兴起来,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她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我有一男三女。”他回答,“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你眼上的白圈,实在
不好。”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了。这叫破相。长了这个,
如果你当时没死,一定有亲人亡故了。”
     
    “是这样。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不过,那都过去了,无关紧
要了。大相士,你相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我们的情况,会有好转吗?”
     
    “4月份。”她肯定地说,“4月份会有好消息。”
     
    外面传来脚步声,她赶紧向他示意。负责人走进来,他们正面对白菜垛工作。
     
    果然,入夏后他们的境遇逐渐好起来,8月份他算得到“解放”,回到了家里。
     
    孙犁给我们讲完了上面的故事以后,用古人的口吻评点说:“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
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
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
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
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其二:《高跋能手》。
     
    孙犁用下面一段文字,给我们叙述了他的第二个关于干校生活的故事: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
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
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
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
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
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故事就是讲他的。他叫李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丢了槐字的
木旁,从此人们叫他李鬼。李槐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讲个情面;但惟其是
工人,变成“资本家”就更有教育意义,因此批判的次数也就更多。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
罪……”每次批判,他都是这几句话,大家也都听烦了。
     
    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这一来,问题严重了:里通外国。他有多
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不能起床……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
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
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小说,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
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
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
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无奈他身边的李槐安静不下来。忽然,李槐坐起来,乱摸身下铺的稻草。这很使他恐
怖,他听老人说过,人之将死,常要摸炕席和衣边的。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过吗?”他爬起来,小声问着。
     
    对方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他眼前一晃,问:“你说这是什么草?”
     
    这一举动,吓得他出了一声冷汗。第二天,他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
休息一天,并交给他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这天天气很好,顺南窗射
进一线阳光,看看也很舒服。他给李槐倒了一杯水,话匣子就打开了:“……你给我说说,
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艰难地坐了起来,“这并
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
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
“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李槐说着兴奋起来,原来闭着的眼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头……”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
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
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采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
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到两天,他就死去了。
     
    孙犁讲完了他的故事,照例以“芸斋主人”的身份评点说:“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
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
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
荣,盖老年胡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
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上面,我们照搬了两则“芸斋小说”。我
们以为,即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把它们看作严格的传记材料,其中仍然有着作者的身世经历
在,至于作者的音容面貌、待人接物等等,征之于他本人,我们以为是十分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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