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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亡
    从干校回到家中，正在临近他被解放之际，他的妻子却去世了。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引起心脏疾病，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５日去世。
     
    家庭变故，个人遭遇……种种不幸，接踵而来，他的悲伤忧痛是无法形容的。
     
    妻子患病已有十来年，１９６５年２月住过一次医院。那些天，他正修整一部叫做《明
清藏书家尺牍》的书，在给它包上书皮的时候，他写上了这几句话：……时妻病入医院，心
情颇痛。京中寄此残书来，每晚修整数页，十余日方毕。年过五旬，入此情景，以前梦中，
无此遭际。雨水节时有所感：青春远离，曾无怨言，携幼奉老，时值乱年。亲友无憾，邻间
无间。晚年相随，我性不柔，操持家务，一如初娶。知足乐命，安于淡素。１９６５年２月
１９日晚①
     
    这位农村妇女，本来身体很好。闹日本的时候，家境越来越糟，孙犁又不在家，她除侍
奉公婆，还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春冬两闲，一早一晚，织织纺纺，从不稍歇。到了集日，
自己去卖线卖布，贴补家用。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差不多有六七十斤重—
—走三里路，到子文镇集上去卖，从不对家里人叫一声苦。
     
    她一共生下两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战争年月，一手拉扯着成长。我们前面说过，农村条
件艰苦，缺医少药，又赶上抗战，他们十二岁的长子孙普，竟以盲肠炎夭折。不论哪个孩子
生病、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在她生
前，孙犁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
该记着。”儿女们颔首动容，相顾唯唯。多事之秋，没想到她１９６５年住院，１９６６年
就赶上了“文革”。这年冬天，孙犁处境越来越坏。他每天“开会”，妻子怕他冷，给他做
了一件大棉袄。不管回来有多晚，妻子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
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慰他，但又怕说错了话，惹他生气，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你得想开一点呀，这不也是运动吗，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你没见土改
吗，当时也闹得很凶，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孙犁承认她是乐天派。抗战时，有一天敌人进了村，全村人都跑了。她正坐月子，走不
了。一个日本兵进了她的屋，她横下了心，死死盯着他，日本兵竟转身走了。事后，她笑着
对孙犁说：
     
    “日本人很讲卫生吧，他大概是闻不了我那屋里的气味吧！”
     
    她也经历了土改。孙家是富农，老区的土改，开始时搞得很左。当时拆房、牵牛，她都
满不在乎，出来进去时还对拆房的人说：“你慢些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到搬
她的嫁妆时，这才哭起来。孙犁说：“那时，虽然做得也有些过分，但确是一场革命。我在
外面工作，虽然也受一点影响，究竟还是革命干部呀。”“现在，你就不是革命干部了
吗？”这本来不是个问题，这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直直地望着丈夫，问得那么认真。显
然，这并非不信任丈夫，而是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孙犁当然也了解妻子，他就顺着
她的思路回答下去：“我看很玄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回好像是要算总帐，目标就
是老干部和有文化的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跟踪我，
监视我。你们在家里说话，也要小心，我怕有人也在监视你们。地下室可能有人在偷听。”
     
    “你不要疑神疑鬼吧，哪能有那种事呢？”这回她却不信丈夫说的话了，而且有些怪他
多疑。
     
    “你快去睡觉吧。”孙犁也不愿再谈下去，只说：“你看着吧，他们要把老干部全部逼
疯、逼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
事也干得出来。”
     
    妻子眨眨眼，似乎有所领悟；但终于还是不懂，只好叹口气，到里屋睡觉去了。
     
    事实给她上了课。随着抄家——她记得，她的家前前后后抄了六次——随着周围的人对
她的歧视，随着她出门买粮、买菜受到的打击，随着丈夫处境的日益恶化，加以不断听说有
人自杀，她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头了。
     
    灾难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天下午，孙犁正在机关大楼扫地，来了一个人，通知他几天内
搬家。他回到家来，才知道是勒令马上搬家，一名造反者监临，多名“牛鬼蛇神”“帮
忙”，家里早已乱作一团，晚饭都没吃。本来就够逼命的了，妻子又出了件岔子：她怕再抄
家，把一些日用钱藏在破烂堆里，小女儿不知道，全给倒出去了，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他们在多伦道这座大院已经住了十几年了，现在要搬到佟楼一间小南房里。三间屋子里
的东西，胡乱搬些家具、衣物，装满一卡车，晚上十一点才到了那里。进了房子，有人正在
和西邻的隔山墙上，凿开一个大洞。而且，没有等他们把东西安置一下，就把屋里唯一的小
灯泡摘走了。他们来得急惶惶的，没有带灯泡来。
     
    妻子伤心了，凑在孙犁耳边问：“人家为什么要在墙上凿个洞呢？”
     
    “那是要监视我，不然，你还不相信呢。”他说。
     
    这回她相信了，至少在今天夜里，她知道自己已完全落入黑暗里，除了那个阴森森的
洞，露出一点幽幽的光——只是连这点光，也更证明着她确确实实是生活在黑暗里。
     
    一卡车的家当，小屋里摆不下的，全堆在院里，任人偷窃践踏。她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
来的，她的心紧紧地收缩着，就是在白天，眼前也难免阵阵发黑。
     
    没有等她看见光明，甚至也没有看见丈夫的“解放”，她就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老实说，对于妻子的去世，孙犁精神上有所准备。即使这样，他的悲痛仍是难言的，虽
然他当时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请两个老朋友帮忙，草草办了丧事。四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朝
成为隔世之别，他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孤独。尤其在静下来的时候，如烟往事，就像过
电影似的，就像一记记有形的鞭子似的，在他眼前晃动着，在他的心上抽打着。许多令人留
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幸福的时光，竟是当它们失去时才知道怀念它、珍惜
它。尽管在当时的劫难中，他说自己已经“心如木石”，但是，当受到这一失去亲人的打击
后，那颗心又被重新“激活”，又能感觉到过去和当前的一切人间的炎凉了。
     
    确切些说，他的悲伤，不是一次闪电的袭击，而是一种持续而深沉的哀痛。
     
    在妻子故去五年之后，即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４日，他在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忆
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①同年１２月３
０日，他又在另一则“书衣文录”上写着：“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
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
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农村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
有以致之。我于她有惭德。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
竭，亡者当谅我乎！”②
     
    又过了七年，悼亡文字也有了，这就是那篇《亡人逸事》③。里边说，他的一位老朋
友、老邻居，好多次建议他写写“大嫂”。在这位老朋友看来，“大嫂”实在待他太好、对
他帮助太大了：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
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
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接，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
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
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孙犁点头称是，但一直拖着没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
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
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
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
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
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
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
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
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她闭上眼睛了，作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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