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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
    说到写作,他在被“解放”以后,有人几次劝他:“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他说:
“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他指的是运动期间,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绘影
图形,传檄四方。“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
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②他不写,他要思考一下。后来
证明,他的思考正是一种写作的准备。
     
    他想到了司马迁,那样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论得
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不投,下于蚕室,身被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人物,难道
就没有从他们身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于自身的经验教训?
     
    还有班固,他写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他的
评论何等有见识;可是,他竟因委身于一个武人而落得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少先
见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过的文学道路,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在不同时期献身
文学事业的热情。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些头绪: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
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
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
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
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
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
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
表现了热情。①“解放”以后,他被允许到报社文艺组上班。此时,大楼内外已经变得破
败、凌乱而拥挤,不过,人们倒也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状态中渐渐恢复过来。
     
    好的办公桌听说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他自己找来一把椅子,在一张破桌
前面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他的工作:登记来稿和复信。并郑重交代:不要把好稿退
走。他觉得组长对他还过得去,只是担心他中封资修的毒太深,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妙,容
易漏掉好稿而已。
     
    他很清楚,他现在做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他开始拆阅来稿,进行登记。在他
看,较之前些年,稿件质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作者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
呢,都是抄报。照组长说的,他把退稿信写好,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段,倒也相安无事。只是每当他闲下来,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休息时,主任
进来了,肆无忌惮地向他投以怒视和睥睨的目光。孙犁仍旧坐在那里,既无戚容,亦无喜
色。这些年他已经锻炼得对外界境遇麻木不仁,主任的功算是白做了。
     
    同组有位相熟的女同志,好心地把他叫过去,对他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
     
    “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
带来很大困难。”“唔。”
     
    她桌上的小木匣里码着厚厚的一叠卡片,说话间拿出一张念给他听,原来是林彪和江青
的语录。
     
    他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只见她天真的脸上,显得非常严肃认真。等她把所有的卡片讲
解完毕,孙犁又回到他的座位上去,陷入沉思之中了: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
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
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
为了暂时求得活命?①没有答案。在食堂吃罢午饭,回到办公室,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
报纸,他睡下去。几年来,一直过着非常生活的他,这就是一种享受了。天气渐渐冷起来,
他身上盖着那件当年由延安回家时穿过的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这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由
伙伴那里得来,现在也已破旧了。他不免触景生情:“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
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
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战
役,比不上一次瘟疫。”②
     
    他感到压抑。再说,像这种日子,也近于无聊。于是,他向领导递了报告:回故乡“体
验生活,准备写作”。报告批准了,他一担行囊,回到故乡。这是1972年春天,张同志
随行。
     
    就住在一个堂侄家里。父老亲友,得知他的到来,欣欣然竞相前来探问,谈话间,或庆
幸大难不死,或欷s[沧桑之变,在那些日子,他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
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①除了八十多岁的叔父,老家已经没
有什么亲人,村子里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彼此还有记忆,再年轻的,就都陌生了。当然,有
些人读过他的作品,他们对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从县城到东辽城,他们雇了一个“二等”
(北方一些农民用来做生意的自行车,可以载人,也可以驮东西),车主是个诚朴的青年农
民,快进村的时候,他忽然问:“你们村里,有个叫孙犁的,现在这人怎样了?”
     
    “你认识他?”孙犁问。
     
    “我读过他的小说。”
     
    “他还活着。”
     
    …………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有几茬人起来了。
     
    东辽城也发生了变化,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村子被围在绿色的屏障里。靠近村
边,还有一些果园。村外是大片大片的柳杆子地,用以经营农具和编织业。造成这些变化的
原因是风沙,土地已不适宜种植庄稼,农民主要靠树木、靠经营副业来维持生活了。
     
    他的堂侄喂着两只山羊,孙犁每天背上个柳条筐,去砍些青草,或是捡些烧柴。像童年
那样,他又走进田间,走进柳林,走到滹沱河大堤上来了;又看到了黄色紫色的野花,又拣
到了鸡腿蘑菇,又听到了鸟叫虫叫了。这时,他在苍凉中感到一种恢复了青春活力的愉快。
毕竟,在自己的家乡,他变得年轻多了。
     
    但有一天中午,他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他: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他赶紧回去,说是
为了剧本的事。侄子很紧张,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孙犁一听,放了心,说:“安心吃饭
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
     
    “不必了。”
     
    隔了一天,孙犁正送亲戚出门,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他的组长。
组长说,接他回天津,参加创作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市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
有一个写抗战时期的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此有人推荐他去。
     
    看组长流露的神色,好像很为他庆幸。但孙犁对这消息却很淡然,暗想:“剧本上不去
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回了天津,因为这是命
令。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他: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不要出门。而且不到半天,接
连通知了三次。他只好在办公室枯坐。首长没有来。
     
    第二天,孙犁正在随机关人员普查身体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
了,在办公室等你。”不久,又来说一次。孙犁说还没检查牙,他催孙犁快点,不能叫负责
同志久等。孙犁告诉他:快慢在医生,他可只能排队。轮到他了,医生却夸奖起他的牙来:
“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
大吧?”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
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
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①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
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
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
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
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
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
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
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
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
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
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
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
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
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
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
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
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
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
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
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
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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