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书屋 : 纪实 : 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执著现实,继续战斗
    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开眼睛,
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
77年2月14日下午,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
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
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
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
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
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
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
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
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
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
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
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
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
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
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
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
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
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
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
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
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
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
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
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
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
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
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
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
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
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
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
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
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
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
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
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
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
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
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
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
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
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
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
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
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
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
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
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
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
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
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
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刚结束,
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你看破红尘了
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里说:
“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
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
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
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①对于《红楼梦》,他也是这样看的,曹雪芹
如果抱着“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孙犁在“文革”期间,尚且“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②,怎么可能在“文革”之后看
破红尘呢?他倒是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练习毛笔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写经,大
都书法精良,惹他喜爱),大部头的,很难卒读,他只读过一篇很短的“心经”,觉得作为
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绝不相信,生当现世,会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
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对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于百姓出家,大都为了衣
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从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对于佛教的看法。看法
如此,他怎么可能看破红尘呢?
     
    据此,当有人传说贾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时候,他同样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
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与现实绝缘到如此程度,怎么还当得成作
家?反之,一个一向热烈地寄情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不会向往佛门的。
     
    孙犁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
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
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
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①
 
  
返回目录: 孙 犁 传 9 (郭志刚、章无忌)    下一页: 为了耕耘

1999 - 2006 qiq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