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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耕耘
    可是，文坛实在很不清静，生活中扰人的事情也太多了。为了前进，他竟需要随时忘记
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和一位同志闲谈，不知由何引起，这位同志说：
“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
的。”他那时年轻，并不以这话为然，以为他有什么不幸或不快之事压在心头，所以才这样
说的吧。
     
    这也不错，孙犁那时确实年轻，很富于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边、河边、树下或山
头，追念往昔，瞻望将来，醉心于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烦恼和忧愁多了起来，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话，并
开始赞成。特别是十年动乱之后，他简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为“每逢那些年，那些
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我想：
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
非智者之所当为。”②这样，他就开始“忘”——准确些说，是不去想。他觉得这么一来，
在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上，果然达观得多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
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
之。这在嫉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
     
    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
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工作。①
     
    这些话，有些近于愤世嫉俗，好像不用过分认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生活
的写照。流氓滋事不用说了，在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已经不算稀罕事；他年老体弱，自然
只有退避求安。但是，关在家里，就能安然无事吗？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
忽然门被推开，一条汉子探身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听见对方
问：
     
    “买刀么？”
     
    他放下了心。他不买刀。汉子退走了，他可一时不能入睡了。
     
    文坛的事也很麻烦，这里也远远不是“净土”，就是老实人，也可能被人当作踏脚板，
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些，也是孙犁的经验。对于这些，他以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开就得
看开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御性的：不与好利之徒争利，不与好名之徒争名。
     
    这倒是孙犁的一贯思想。还在“文革，后期，要落实政策了，报社革委会主任示意要他
当文艺组的顾问，他一笑置之，未予理会。过了一阵，主任召见他，说：“这次不是文艺组
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加了一级。“加钱吗？”孙犁问。
     
    主任严肃地说：
     
    “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干。”
     
    他出来了，忘记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还是
当上了《天津日报》的顾问。
     
    过了些时候，他终于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辞去了这一名义及其他事
务，要求离休。早些时候，还提出辞去天津作协分会的职务。当他离休的要求实现之后，他
在给别人的信里高兴地说：“……辞去了所有的职衔，做到了真正的无官一身轻。虽然失去
了一些方面，但内心是逍遥自在的。这样就可以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
章了。”①基于同样的原因，当丁玲、舒群领衔的《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之时，编委名单
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辞了。他显然对有些现象很不满意，写了一篇《官浮于文》②，在
《文艺报》上发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构成了一个时期的某种病态现象，不妨
存录如下，作为时代的参考：最近收到某县一个文艺社办的四开小报，在两面报缝中间，接
连刊载着这一文艺社和它所办刊物的人事名单。文艺社设顾问九人（国内名流或其上级人
员），名誉社长一人，副社长八人，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二人。此外还有理事会：理事长
一人，副理事长七人，常务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并附言：“本届保留三名理事名额，
根据情况，经理事会研究，报文艺社批准。”这就是说，理事实际将升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艺社的组成。所办小报（月报）则设：主编一人，副主编七人，编委十四人。
现在是６月份，收到的刊物是１９８５年第一期，实际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质量平平。
     
    他认为，一个县为联络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艺社是应该的；但这样大而重叠的机
构，却有些令人吃惊。“目前文艺界开会，对创作讨论少，对人事费心多，这已经不是个别
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责怪下面。”“文艺团体变为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
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他带着这个“不解”的问题，去问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位
同志原是某协会的秘书长，是孙犁劝他退下来，专心从事创作的：
     
    “争一个主席、副主席，一个理事，甚至一个会员代表，一个专业作家，究竟有什么好
处，令人弄得如此眼红心热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带点儿幽默的味道：“你不去争，自有你
不争的道理和原因，至于你为什么没有尝到其中的甜头，这里先不谈。现在只谈争的必要。
你不要把文艺官儿，如主席、主任之类，只看成是个名，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
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过去，你中个进士，也不过放你个
七品县令，俸禄而已。现在的实惠，则包括种种。实惠以外，还有影响。比如，你没有个官
衔，就是日常小事，你也不好应付，就不用说社会上以及国内国外的影响了。”
     
    他听了这一席话，很有些感触，不觉也幽默起来：“鼓励”这位同志再弄个官儿干几
年。结果，阴差阳错，这位同志又当了某研究会的会长。
     
    孙犁自己却更加清静起来，甚至连电话机也不肯装。论资格，他能装；公家早就要给他
装，他不要。他操着冀中乡音对访问者说：“装它有嘛（什么）用呢？他们说这是级别的标
志，可我要级别有嘛用呢？”
     
    当一些人在官场、甚至在市场拚命追逐，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花红柳绿的时候，他连自己
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淡化”了。他倒不是故意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习惯。
     
    进城那年，他买了一个火炉，直到１９８８年秋天搬离多伦道的大院，他用了差不多整
整四十年。火炉伴他度过了壮年，迎来了晚年，老母、妻子去世了，儿女长大成人，远走高
飞了，火炉仍然陪伴着他，只是表面生了一层红色的铁锈。每年生火前他都要为它清理一
番，然后，他们就共同携手，度过冬天，——炉膛内升起了桔红色的火焰，他心里也升起了
温柔的诗：
     
    我坐在它的身边。每天早起，我把它点着，每天晚上，我把它封盖。我坐在它身边，吃
饭，喝茶，吸烟，深思。
     
    我好吃烤的东西，好吃有些糊味的东西。每天下午三点钟，我午睡起来，在它上面烤两
片馒头，在炉前慢慢咀嚼着，自得其乐，感谢上天的赐予。①不仅如此，他还好喝棒子面粥
哩，这也是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
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棒碗，缩脖而
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①总之，对他来说，温饱就可以了，有个躲避
风雨的住处就可以了。此外，别无所求。宋人有诗：“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
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②而他，却只是犁，犁，犁，这耕耘债，永远没有
“了”的那一天。而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也是牛奶呢。
     
    这种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有些人的理解。有一个青年，采访他的生活起居，观察半日，
没有发现有趣的东西，回去写了一篇印象记，寄给他看，其中竟有这样的句子：“我从这位
老人那里，看到的只是孤独枯寂，使我感到，人到老年，实在没有什么乐趣。因此我想，活
到六十岁，最好是死去！”孙犁看后，把最后两句删去了，因为作者让他提意见，而他还要
活下去呀。
     
    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很喜欢自己这种有点儿寂寞、也有点儿恬淡的生活方式，因
为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保证了他的从容写作的心情。１９７９年以来，仅
新写作的集子，他就出版了七本：《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
《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他知道晚年的这些时间得来不易，而且“也很有限
了”，因此，他“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
的了。”①
     
    为了耕耘，他只能这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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