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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游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閛e*谥耍偈鹿讯稀!焙
成交卮鹚担骸笆钦庋阌姓庵缺点。”孙犁很喜欢韩的坦率直言,以为这非常可贵。他
想,如果对别人这样说,那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还是率性直言的朋友可靠。因
为他看到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单是在文人中,那种以文艺为趋附手段,
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也太多了。他说,这实际上已远劣于市道之交
了。
     
    韩映山,河北省高阳县人,初中毕业后即回乡生产,坚持业余写作,作品清新、朴素,
充满平原和水乡情趣,50年代以来,出版有短篇集《水乡散记》、《作画》、《紫苇
集》、《红菱集》以及中篇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等。他认识孙犁,是在1952
年冬季,那时他还在保定读初中,是由诗人远千里引见的。后来,他经常给《天津日报》的
文艺副刊投稿,迄于今日,仍和孙犁保持着密切的文字交往。
     
    远千里是孙犁十分怀念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冀中人,家在河北省任丘县。1930年考
入保定第二师范,和梁斌相善。喜欢《拓荒者》、《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上的诗,也学着
写,并于同年加入左联。关于他,还在“文革”期间,孙犁就在自己决没有想到会发表的
“书衣文录”里,一再写下披肝沥胆的文字。那是一本《三唱集》,远的遗作,孙犁题签。
这一天是1975年的9月8日,孙犁为这本书包上书皮之后,拿起笔来写上:“再为此册
题字,不禁泫然。”“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可是当时千里一定叫我写,我也竟写了。千里重
友情,虽知我的字不好,还是要我写。”
     
    为什么说“再为此册题字”呢?原来,他在1973年4月13日晚,在包书皮时题过
一次字,现在重装此书,他就又题了一次字。而且,他把上次题字的摘要,也移抄在新包装
的书皮上了:
     
    此系远的诗集,他在抗日期间,还写些歌词。书面题字是我写的。今天整理残书,去其
污染,粘其破裂,装以薄纸,题记数语。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
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
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
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
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
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①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
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②。
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
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
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
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
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
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
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
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
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
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①这一观念,一直到
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
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
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
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
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
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
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
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
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
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
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子
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
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
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
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
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听你
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
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情地和她
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小说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
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
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
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
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
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
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①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
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
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
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②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年,我开始
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
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③这些文章,
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
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
《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
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都感
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情平静,他给铁
凝写信说:
     
    ……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
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
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
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
①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来访的,尤其多。无须讳言,由于年龄、经
历、学养等等的差异,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相处得是很不错的。这
从孙犁方面说,用得着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个字眼,那就是理解。对于这些思想、风格、手
法、趣味……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各自迥异的中青年作家们,他总是设法去理解他们。不是迁
就,是有条件的赞同和鼓励。当然,也不乏会心的击节赞赏和诚恳的直言谠论。好在他谈的
是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本身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要做的题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钻牛角尖
或是死胡同。
     
    比起见面,他更习惯于笔谈,即名副其实的文字之交。他给贾平凹写信说:“我很孤独
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们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
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
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两人。”①经验告诉他,和有些人见
面,也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举例来说,他讨厌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实际今日宗扬,明日
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时反咬一口的人。他觉得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
     
    对于领导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愿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见
得高,但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且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孙犁最不会应付这种人。他写
过一篇《菜花》②,满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
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
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
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
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
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
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下独一无
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中午,儿
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就对女儿说:
“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
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
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①。这一
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
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面,补写了一个“附记”:
“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
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
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
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
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
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
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
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
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
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
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
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
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
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
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
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
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
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
“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
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某种“脾
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有一次,他到天
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你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吧?”
     
    我说是。却没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如果是别人,遇见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绝交了,他并不见怪。①李之琏也喜欢文
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想写作,孙犁马上回信鼓励。他写了关于丁玲的回忆,孙犁
读后,认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叙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无
他,主要是文艺界情形仍很复杂,不如过些时候再说。孙犁为这位老同学考虑得很周到:如
发表,以什么刊物为宜,怎样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们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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