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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小风云
    当孙犁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他发现前些年的岁月也并非全是虚度,他显然更
加坚定了某些看法。他说,“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①
     
    他很喜欢五代人作的《敬斋泛说》(清末缪荃荪辑录的丛书《藕香零拾》之一种)中的
一段话,特请曾秀苍书为小幅,张之座右: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
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这都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情。他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他借古人之笔,
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蛊俗”、“不可以示子孙”这五种不应该有的
行为或现象,都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非颠倒地,反常态、反理性地发生了。孙犁这样强调它
们,自然是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事情。
     
    结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他读了一些诗,他也主张
“诗贵有我”。他曾说过,李白、杜甫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成其为李白、杜甫了(大
意)。但是,他渐渐看出,有些诗是把“我”神化,无限制地扩张“自我意识”,实际是以
自我为中心,观察、判断一切,并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结果,出现的不是
诗,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
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
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
求。
     
    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
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①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对于他们作品中的新颖独到之处,一一给
予了热情的肯定。仅是他发表文章加以评论、介绍的作家,就有十余位之多,如刘绍棠、从
维熙、刘心武、林斤澜、宗璞、李oe省⒓制桨肌⑻②容、张贤亮、鲍昌、邓友梅等
等。其中,大部分还曾经是他的座上客。
     
    他并不守旧,如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是比较早地提醒人们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价
值,只是到了后来,他看到许多人以谈论弗氏学说为时髦,并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的时
候,便不再凑这个热闹了。
     
    关于这一点,1988年,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傅正谷,曾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
《孙犁与弗洛伊德》②。这位作者说:几年前他从书店购书后去看望孙犁,孙犁问他买的是
什么书,他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于是,便引出了孙犁的下列议论:“弗洛伊
德此书三十年代就曾出过,弗氏理论在西方亦早成旧论,今人不察,以为是什么新的东西,
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谈以充时髦。实在,弗氏理论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
谬误之处的(大意如此)。”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话:“……1979、1980两年,他又
连续三次论及弗氏。要知道,那时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译出版,那些认为孙犁保守论者和以
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对这一事实又将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在文化问题上,孙犁不是一个锁国论者或保守论者。相反,差不多还在十年以前,他就
批判了这种现象:“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
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①这虽是就清末讲的,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的战
斗锋芒。关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他这些年来讲得不算少了,他甚至于在给一个作家的信里
提出:“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②显然,他把这看成了一条经验。他
说,他极喜爱泰戈尔的散文。不过,“淤塞过久,一旦开放,泥沙俱下,百货杂陈,必然出
现芜杂的局面”③,这也是人们想象得到的吧。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与孙犁过去遇到的
完全不同。他注意到了周围发生的变化,做为一个清醒的、从不盲从的、拥有自己的独创风
格的作家,对周围的一切,他必然采取分析的态度。
     
    因此,在这些年来,人们从他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流俗的、甚至是空谷足音式的
议论;同时,也正因此,不免在他身旁卷起一股小风云——学习外国吗?这很好,但是,
“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
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
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①“假若冒充时
代的英雄豪杰,窃取外国人的一鳞半甲,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以迎合时好,猎取声
名,如此为人,尚且不可,如此创作,就更不可取了。”②鼓励新人新作吗?这当然应该
(孙犁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味地捧。而“有些文章,吹捧的
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
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
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
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
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③
     
    当批评者不再提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做为创作的首要问题提了出
来:“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按:作者此文写
于1980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
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
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
能避而下谈?”①当人们否定了高、大、全和假、大、空的“英雄典型”论,一般人对塑造
英雄人物讳莫如深的时候,他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说:“群众是喜爱英雄的……文学艺术,应
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
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②他还看到一些刊物的插图,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
了,裸露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
这时,他常常慨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
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态的、
非现实的东西。”他指出这些标榜新潮或探索的作品,其实是早已有之,是把肉麻当有趣。
“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30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
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③…………
     
    渐渐地,终于招惹出是非来了,他不得不声明: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
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
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
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
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
这张纸儿。”
     
    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对于生
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①他所评论的或涉及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当
然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这也是一个敏感区域,他自己知道,稍不注意,是很容易
得罪人的。但是,这也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写这些文章,乃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而且字
斟句酌,反复推敲。他从直接感受出发,谈读书感想,决不参考别的评论家定的调子。这
样,他谈的纯属文章之道、个人见解,而决非成见。再则,他在文章里提到的作家,无论年
齿长幼,都是他敬重的,或有好感的;他论及的作品,都是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这样,
他由于心里高兴,也就随读随记,志以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
赞一辞的。这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自以为有些知己
之感。”①他的诚意和解释,没有挡住有些人散布流言蜚语。这些人说:他写的一些评论文
章,是教训别人,是要别人按照他的主张去写作。对此,他置辩说:“这是有意的歪曲和挑
拨。无论是青年,老年,谁也没有权利要人家按照他的主张写作,我更没有那种野心。”
     
    但是,在当今的文坛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急于求成,匆匆忙忙,想树立一面旗帜。虽
有不少的人为之呐喊,时间也有几年了,他们那面旗帜,还是没能树立起来,这又是什么道
理呢?
     
    于是,有人又想标立一些新鲜名目。半年以前吧(按:即1982年春夏之际),上海
一家刊物,要我参加“问题小说”的讨论。我回信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题小说”,平时
没有注意过,更没有研究过。“问题小说”,难道还有“没有问题”的小说吗?文学的旗
帜,不是那么容易就树得起来的。30年代,有一个杨邨人,他想树一面“小资产阶级革命
文学”的旗帜,但费尽心机,无论如何也没有能把他的旗子,插在中国的地面上。这很简
单,大地不接受他这面旗帜。②这些年来,老作家在文坛上比较沉默,孙犁没有沉默;这些
年来,文坛上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如果有,那也是很微小的),孙犁常常发出不同的声
音。1986年,他居然开起玩笑,用“姜化”的笔名,在《羊城晚报》发表了几篇杂文,
对风派和全盘西化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泼辣的揭露和抨击。后来有人去看他,顺便问问是
谁写的(其实,这位来访者从那犀利的笔法上,已有几分猜到是他写的),得到的回答,果
然是他写的。问他何以这样署名,他说:“我一是不想得罪人,二是来点幽默,和他们开个
不大不小玩笑:他们思想新,我的思想守旧,姜化者,僵化也……”
     
    据这位来访者介绍说:有一次,某女作家到孙犁家里做客,讨论到当前创作问题,孙犁
说自己写文章往往左顾右盼,谨小慎微。女作家脱口说道:“你老说自己胆小,写起来比谁
都胆大。“孙犁听后大笑起来。
     
    应该说,他谨慎还是谨慎的。1983年秋,有一天出版社的编辑来他家拿《远道集》
的书稿,对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按:指《尺泽集》)还要厚一些。又没有
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他慨叹地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
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
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
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他向来的习惯是,一篇文章写出后,总是左看右看,不止一遍地进行修改。这是基于他
的这一认识:“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
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①可是,
文坛上的事情是这件难以预测,就是这样小心,有时还是闹出笑话。
     
    一家出版社要印他的小说选集,他让编辑代选。选好后,编辑让他写序,他请对方摘用
他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②,做为代序。清样寄来了,值他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摘录旧
作,问题不大,就请别人代看了一下。书印出后,才发现出了毛病:原文是他和吴泰昌的谈
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他的话,而且进行了某种
润色和加工,“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
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
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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