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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在从战争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孙犁是十分重视读书、并且也是读书很多的一位
作家。而且,他相当重视读古书,晚年尤其如此。他把自己的读书过程,大致分为这样四个
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
争到解放战争,是学以致用阶段;进城以后,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
1983年,他在一次答客问时,这样说过: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
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
过且过的。
     
    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文化
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
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
     
    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
力,就只好爱爱书吧。①
     
    对于他,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欲望,即,只要他还具有生命力,他就具有读书的欲望。我
们举个例子:1956年他得了大病,觉得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
问津。在北京红十字医院,医生拿来唐诗宋词,试图恢复他的爱好,他动都不动一下。后
来,在小汤山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买书了(他在那里买了
《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他从自己的这个行动,得悉自己的生命力已开始恢复。
     
    在晚年,读书之对他,似乎更有一些新的意义。70年代中期,他曾在《潜研堂文集》
(清钱大昕作)的“书衣”上写:“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到了80年代,他自觉身体精
力逐年衰减,白天事情多,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但晚上关门以后,总是要安静地看一会
儿书。如前所说,这些年他喜欢读古书,这些书没有标点,有时读起来很吃力,他又是一个
读书认真的人,往往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许多遍。
     
    他读书的方法之一,是抄书。我们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用这个方法;现在,他也
常劝青年人试试这个方法。1980年3月16日,他给铁凝写信说:“你读着脾气相投
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
次,比读十次都有效。”①他还说:“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
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
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②对于古
书,他的搜求和研读方面之广,仅看他的一些文章题目,也可略知一二。如:《买〈王国维
遗书〉记》、《买〈饮冰室文集〉记》、《买〈崔东璧遗书〉记》、《买〈太平广记〉
记》、《读〈伊川先生年谱〉记》、《读〈朱熹传〉记》、《读〈宋文鉴〉记》、《读〈旧
唐书〉记》、《读〈沈下贤集〉》、《读〈哭庙纪略〉》、《读〈丁酋北闱大狱纪略〉》、
《我的二十四史》、《我的书目书》、《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我的农桑畜牧花卉
书》……
     
    别的书且不谈,他买了哪些和为什么要买农桑畜牧花卉方面的书呢?从他的文章里,我
们看到他至少买了这些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蚕桑萃编》、《农
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广群芳谱》、《花镜》、《花经》等等。他
自己说:“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
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③他买这些书,当时也不见得都认真读过,但终究是要读读
的。就说他这些农桑方面的书,他读出些什么心得来呢?我们无妨抄出两段看看。
     
    其一是讲农商矛盾,农业得不到重视,终归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
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
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
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置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
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
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
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农业搞
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
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
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
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
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
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
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
巧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
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际,又适
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
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
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
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
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
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
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
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
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
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
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
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
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
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
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
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
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
“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
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
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
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
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
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
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
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
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
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
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
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
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
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
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
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
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
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
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
“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
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
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
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
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
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
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
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
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
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
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
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
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
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流传,总之
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种情况,已如前
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
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
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
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
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
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这样的
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同时定为珍贵二
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
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
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见于“书
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去世了。这样看
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年就
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他对儿子说:
“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
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
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
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
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
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
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
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
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
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
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
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
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小达也有四十多岁了,一言不发,默默听着。孙犁忽然感到:大节日的,这样的谈话不
好再继续下去,便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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