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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叶永烈)
中国现代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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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亭事件
车停安亭
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
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
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
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
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
“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
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
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
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
打几仗）的作风。”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
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
来。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
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
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
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
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
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
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
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
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
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
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
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
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
咯作响。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
荻秋。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
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
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
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
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
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
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
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
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
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
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
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
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
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
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
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
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
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
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
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
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
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
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
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
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
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
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
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
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
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
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
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
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
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
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
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
“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
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
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
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
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
“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
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
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
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
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
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
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
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
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
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
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
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
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
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
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
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
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
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
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
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
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
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
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
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
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
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
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
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
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
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
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
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
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
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
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
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
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
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
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
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
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
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
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
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
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
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
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
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
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
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
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
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
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
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
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
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
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
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
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
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
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
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
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
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
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
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
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
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
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
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
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
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
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
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
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
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
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
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
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
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
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
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
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
“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
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
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
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
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
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
内情……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
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
你汇报……”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
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
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
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
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
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
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
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
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
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
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
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
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
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
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
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
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
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
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
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
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
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
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
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
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
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
要成熟得多。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
“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
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
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
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
“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
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
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
这支造反大军。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
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
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
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
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
“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
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
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
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
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
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
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
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
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
“‘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
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
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山上海
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
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
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
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
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
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
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
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
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昆山历险记
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
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
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
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
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
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
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
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
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
“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
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
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
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
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
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
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
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
“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
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
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
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
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
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
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
“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
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
“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
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
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
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
开会。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
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
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
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
“‘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
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
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
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
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
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
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
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
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
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
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
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
“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
话。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
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
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
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
特级报导：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
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
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
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
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
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
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
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
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
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
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
“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
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
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
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
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
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
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
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
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
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
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
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
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
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
中，曾回忆道：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
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
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
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
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
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
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
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
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
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
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
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
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
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
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
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
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
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
成的任务。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
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
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
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
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
份”。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
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
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
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
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
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
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
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
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
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
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
—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
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
玉喜。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
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
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
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
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
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
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
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
“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
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
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
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
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
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
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
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
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
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
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
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
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
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
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
“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
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
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
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
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
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
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
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
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
“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
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
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
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
“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
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
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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