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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
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
《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
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
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
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
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
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
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
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
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
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
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
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
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
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
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
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
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
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
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
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
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
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
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
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
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
知并不太多。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
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
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
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
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
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
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
“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
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
年后出版。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
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
指导原则。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
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
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
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
也搞载或连载。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
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
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
《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
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
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
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
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
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
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
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
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
这部长篇。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
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
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
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
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
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
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
为“重场戏”。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
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
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叶永烈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
     
    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
《“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作者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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