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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与进化论 


                  [美]丽贝卡·斯泰福  著 
                     丁进峰  徐桂玲  译 

              牛津科学肖像系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1 

                 从达尔文以后,世界就不同了 
          
                        ——斯蒂芬·杰伊·古德尔 

               第二章  永不停息的探索者 



    爱丁堡大学位于苏格兰,其医学院久负盛名。祖父伊拉兹马斯, 
父亲罗伯特都曾在此深造。罗伯特医生决定送儿子到这儿攻读医学。 
最令查尔斯兴奋的是,哥哥拉斯也要到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1835年 
10月,两个年轻人抵达爱丁堡,在大学附近的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在 
这里,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品尝麦片鱼头这样的美味佳肴,一边积极 
投身于古城的学术生活中。 

    爱丁堡又名“北方的雅典”,因为和古希腊的雅典城一样,这个 
大都市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中心。由于苏格兰的学术生活不受宗教控制, 
对于自由的思想,全新的理念,这儿比英格兰宽容得多。国教英国圣 
公会不但是英国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本身也是世俗社会一股强 
大的统一力量。剑桥、牛津的教师、学生都只能在它许可的范围内宣 
讲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英格兰,教会严禁思考地球的年龄和生命的历 
史,断言这些问题《圣经》——而不是科学——早已做出正确完美的 
解释,但苏格兰的师生则不受国教的束缚。特别是长期以来,苏格兰 
与法国——十八世纪富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乡,有着密切 
的政治、文化联系,再加上来自巴黎和欧洲其它地方的学者,丰富繁 
荣了爱丁堡的学术生活。 


    苏格兰的爱丁堡被誉为十九世纪早期“北方的雅典”,为十六岁 
的达尔文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自由和严峻的挑战。 


    在自由思考的学术气氛中,爱丁堡成为地质学和生物学学术活动 
的乐园。——地质学和生物学分别是研究地球和生命的科学。来自大 
不列颠,欧洲甚至美国的医生、作家、哲学家以及博物学家云集爱丁 
堡。达尔文晚年仍能回忆美国自然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模样:衣服粗糙简单,黝黑的头发在衣领边披散 
开来,整个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鸟类标本。总之,爱丁堡领先潮流, 
激动人心,是年轻人开始在科学和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沃土。 

    兄弟俩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第一学期,他们从大学图书馆借 
阅的书籍比任何一位学生都多;罗伯特医生慷慨给与的零花钱也多用 
于购买书籍。然而,这股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查尔斯抱怨课堂枯燥 
乏味,令人痛苦。然而与手术室的毛骨惊然相比,这其实是小巫见大 
巫。麻醉剂发明之前,在做外科手术时,要用带子把神志清醒,战战 
兢兢的病人绑到病床上,附近再放几桶锯末来吸净流出的鲜血。按照 
规定,医科学生必须观察手术的全部过程,查尔斯却总不能忍受病人 
鲜血淋漓的景象和凄惨的叫声。虽然鼓足勇气试了两次,但当亲眼目 
睹对一个小孩子施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手术后,他逃也似的离开了手 
术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尽管达尔文痛悔没有学会对他科学研究大 
有稗益的解剖技巧,但他从未克服看到别人流血、痛苦时的恐惧感。 

    一个学年终于结束了!查尔斯备感幸福。整个夏天他都用来走亲 
访友,享受自己所有的爱好。他是如此地喜欢打猎和射击以至于如他 
回忆,总是把猎靴放在床边,“以便早上能在半分钟内穿上它们”。 
后来,查尔斯失去了对打猎的兴趣。他解释说:“我发现观察和推理 
的乐趣比那些运动技巧大得多。” 

    第一学年后,拉斯没有再回爱丁堡,而是去伦敦攻读医学学位。 
查尔斯预感,哥哥不会以行医为业,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罗伯特医生认为,拉斯的身体过于柔弱不适合工作,因此拉斯在伦敦 
生活得悠闲、舒适,往来于文学界、科学界的名流之间,发展与他们 
的友谊。 

    尽管查尔斯也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永远不会做一名医生,他还是 
准备就绪,重返爱丁堡继续第二年的学业。由于父亲在房地产方面投 
资致富,查尔斯知道,自己可以从他那儿继承数目可观的一部分财产。 
这种拥有一大笔钱,衣食无忧,没必要做医生养活自己的想法,使曾 
一度吸引他的医学院一下子黯然失色。第二学年,在博物学方面,查 
尔斯投人了比医学更多的精力。 

    1826年,查尔斯加入了普利尼学会。这个学会的成员都对博物学 
有浓厚的兴趣。学会定期集会,气氛热烈,已成定论的观念受到激进 
新思想的无畏挑战。用宗教术语来说,这是正统或传统思想与异端或 
激进思想之间的论辩。在当时的社会和科学界,正统思想家占绝大多 
数,认为凡是《圣经》上写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上帝通过大量的 
奇迹和超自然的力量塑造了世界,比如说神圣的创世纪和诺亚大洪水。 
与之相反,激进派断然排斥用超自然和神的力量来解释世间万物。他 
们坚信,用人们可以理解的物质力量,比如化学反应和重力等自然力 
量,科学能够解释世界。激进派思想家还宣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不可作为特殊的创造物与自然界隔绝开来。 

    这些对传统世界观的大胆质问,使保守的正统思想家大惊失色, 
狂怒不已,他们将这些新思想斥为机械论。因为他们认为,依照激进 
派对生命的观点,人被降格为没有灵魂的机器。守旧派们还担心,这 
些新思想会打破教会一统天下的社会结构。目睹法国发生的一切,他 
们警告说:在十八世纪,自由激进的思想观念四处蔓延,鼓动下层阶 
级不断质询业已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导致这个世纪以血腥的法国大 
革命结束。 


    诺亚大洪水。达尔文生活的时代,许多人相信,《圣经》中描述 
的诸如此类的事件的的确确发生过。然而,拥有科学思维的思想家, 
开始向这种宗教地球史观挑战。 


    正统派与激进派辩论的主题广泛,除自然科学外,还包括政治、 
哲学、宗教。两派之争经常使普利尼学会的集会空前活跃。例如在达 
尔文第一次参加的会议上,会员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e)批判 
了一本新书。书中大肆宣扬,神赐予人专门的肌肉用于皱眉、微笑或 
大笑。布朗痛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认为人与动物肌肉的种类是一 
样的。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观念。 

    评价达尔文对科学的贡献,应当在他成年后科学界激烈思想论辩 
的背景中进行。新旧两派思想的论争使达尔文陷人深深的困扰之中。 
他克制自己,即使确信自己的思想完美无憾,也不把它们公布于众。 
显而易见,一旦如此,将会招致轩然大波,他痛恨自己成为这种争辩 
的中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思想之争给达尔文的成长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激发了他的思维。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达尔文深受 
其他学者的熏陶。没有当时刊印的书籍和学术论文,没有点燃他思想 
火花的激烈论辩,根本形不成他对生物本质的真知灼见。达尔文不是 
高山绝顶孤独的鸟瞰者,掌握了别人闻所未闻的真理;他是时代的产 
物:他的思想诞生于自己生活的学术环境。今天,达尔文作为进化论 
的创立者永远被人们怀念。其实在达尔文提出这一论断之前,有关进 
化论的思想已经讨论了多年。只不过在瓜熟蒂落之时,达尔文以他在 
科学方面的旷世奇才,随之将它提出来而已。 

    许多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立足于《圣经》,认为上帝在六天之 
内创造了地球和世间万物,世界的创立仅仅开始于几千年之前。十七 
世纪的大量学者,包括英国数学家牛顿,通过累加《圣经》中提到的 
年代,认为从耶稣诞生算起,四五千年以前地球才开始出现。爱尔兰 
阿尔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James Ussher)推断出,世界开始于 
公元前4004年。这个时间由于出现在许多版本的《圣经》上而人所周 
知。大部分人,包括达尔文在内,都认为这是《圣经》原本的一部分。 

    早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以前,许多目光敏锐、思想深刻的有识之 
士,已经开始对《圣经》中神创造万事万物的说法提出质疑。第一个 
挑战来自地质学领域。化石——与贝类或其它生物惊人相似的石头— 
—长期以来一直是神秘之源。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人们 
曾经一度认为,化石就是石头,不过凑巧与动植物的形状相似而已。 
然而早在十八世纪以前,地质学家就认识到,化石的确是一度生活在 
地球上的动植物的遗体或遗迹。但在短短的几千年内,它们是怎样变 
成石头的呢? 

    随着出土化石的增多,有些显然与现代生物没有任何联系,人们 
的疑团也越来越大。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恐龙化石。1822年,英国 
夫妇吉迪恩·曼特尔(Gideon Mantell)和玛丽·安·曼特尔(Mary  
Ann Mantell)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很快,出土的恐龙化石越来越多, 
以其庞大的体积和怪异的形体强烈吸引着公众,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显而易见,地球曾经是某些已经绝迹生命的家园。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正统派思想家不是说,上帝一次也是永远地创造了世间万物吗?面对 
这一挑战,东正教教徒宣称,《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淹死许多生命, 
从而导致了它们的灭绝。以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为例,他 
相信猛犸灭绝是由于它们体积过于庞大,通不过诺亚方舟的人口。这 
也是为什么十九世纪的作家,总是把恐龙、猛犸,以及其它已经灭绝 
的动物生活的时代叫做“大洪水以前”。 

    有一种灾变说认为,地球历史由一系列的大灾难,即突发性强、 
破坏力大的事件组成,比如地震、火山喷发、世界范围的大洪水等。 
根据灾变说,地表的每一种形态,无论是高山还是大峡谷,都源于过 
去发生的大灾难。灾变说揭示了为什么能在远离海洋的山顶发现海上 
贝类化石:它们是被洪水冲刷过去的。灾变说的宗教说法则是,上帝 
多次创造、毁灭世界。《圣经》中《创世记》的描述是距今最近的一 
次。恐龙和其它已经灭绝的动物属于早期创造,在紧随其后的大灭绝 
中消失。每次大灭绝后都有创造新生物的阶段。 

    关于地球历史,十八世纪末还有一种与前者相抗衡的学说。1788 
年,苏格兰学者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发表长 
篇学术论文《关于地球的理论》,1795年,该论文以专著的形式出版。 
赫顿认为,对于目前地球形态最好的解释,不是以前突发性的大动荡, 
而是长期以来,人们熟知的力量缓慢稳定作用的结果。根据他的理论, 
地貌的形成经历了下述缓慢的过程:河水淤积的泥沙形成新的土壤层; 
海水慢慢枯竭;在成千上万年的演变过程中,河床逐渐隆起形成山脉, 
富含贝类化石。由于赫顿认为地球以稳定均匀的速度演变,而不是一 
系列灾难性的剧变,他的理论被称为均变论。 

    均变论学说使以往人们心目中的地球年龄大大延长。在赫顿的假 
想中,地貌演变需历经几千万年的过程。在总结他的地球史观时,赫 
顿写道:“顺理成章,我们目前研究探索的结果是,前瞻无开始的遗 
迹,后顾无结束的征兆。” 

    这种地球史观一直延伸到超出人们想象的史前年代,使习惯以简 
短的《圣经》教条思考历史的人感到迷乱惶惑、无所适从。如同赫顿 
的朋友普莱费尔(Playfair)在1802年所述:“如此遥不可测的时间 
深渊,一看就让人头晕目眩。”由于能够解释突变说不能阐明的地质 
特征,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均变论在科学界就已占有一席之地。 

    如今,科学家认为,突变说和均变论都有可取之处。地球的演变 
经历了长期、缓慢的过程,比如雨水一点一滴地侵蚀山脉,冰河持续 
不断地向前蜗行。但是突然的剧变,例如洪水和火山喷发,也促成了 
地表的形成。然而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均变论的观点虽然揭示了地 
质学家称为“深层时间”的数百万年的已逝岁月,仍被视为激进的革 
命理论。离开爱丁堡几年后,达尔文将被一部赞同赫顿深层时间观的 
新著深深影响。 

    在地质学家深入探索遥远的过去时,生物学家也在生命方面向传 
统观点提出挑战。传统观点认为,各种形态的生命是固定的、一成不 
变的。宗教和博物学都把各种物种按照生命阶梯排列起来。低等生物 
如蚯蚓、昆虫处于最底层;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依次位于更高 
的等级;人类处于最高的位置,仅次于天使。 

    对于笃信宗教人生观的人来说,这种关于自然秩序完美无憾的结 
构似乎已经证明,上帝创造了自然界。这种观点叫做“意匠论”,又 
叫“钟表匠的结论”。1802年,威廉·培利(William Paley)主教 
在他的著作《自然神学》中概述此观点如下:假设你外出散步时,凑 
巧捡到了一块怀表。以前你从来不知表为何物。看到这块表是那样精 
密、复杂,你会推断出,它绝不是简简单单随意产生的,一定是由某 
位钟表匠设计、制作的。眼睛就像钟表一样,也是精密复杂的机器。 
它是如此完美,一定也是被设计、制作出来的。这个设计制作者就是 
上帝。对于培利的理论,年轻的达尔文被“深深吸引,大为折服”。 
后来,随着自己科学研究的深人,达尔文又指出了培利理论的弱点。 

    上帝以完美永恒的方式创造世间万物的观念,不断受到新发现、 
新思想的质疑。如何解释已经灭绝的物种?如果它们是完美的,为什 
么会消失呢?如何解释探险家在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发现的新植物、 
新动物?这些《圣经》都没有提到。是否上帝在各大洲的创造活动都 
不尽相同?少数学者注意到,农夫和牲畜饲养者是那样轻而易举地培 
育出新品种的水果、鲜花和家禽。他们认识到,物种是流动的、不断 
变化的;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 
很早就洞见到这一点。法国动物学家。哲学家吉恩-巴梯斯特·拉马 
克(Jean-Baptiste Lamark,1774-1829)认为,物种通过不断的变 
化适应周围的环境,但是拉马克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些变化是如 
何进行的。 

    早在爱丁堡学习期间,查尔斯·达尔文就接触过祖父和拉马克的 
理论,但似乎这些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达尔 
文一直坚持祖父伊拉兹马斯的著作对他毫无影响,这显然不能令人完 
全信服,学者们至今仍在研究祖孙俩思想之间的联系。少年达尔文绝 
不是一个进化论者。他在自传中写道,即使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 
仍然相信“《圣经》中每一个字所传达的死板的,不折不扣的真理”。 
年轻的达尔文还没有开始考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壮美画卷,只是为她 
的一些细枝末节兴奋不已。 

    在大学博物学展览馆,达尔文每次观察鸟类标本,都达数小时之 
久。有时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到悬崖、山川游玩,攀附在岩石上力图鸟 
瞰本地的全貌。或者和普利尼学会的朋友们一起到海滩上散步,等到 
海水退到远处之后,在沙滩上挖取海绵、海笔和其它一些从深海中冲 
刷上来的小生物。达尔文有时陪伴渔民用拖网渔船捞取牡蛎,蹲坐在 
光滑的甲板上,仔细观察渔民们捕捞到海参时发出的欢呼。1827年3 
月,达尔文自豪地向普利尼学会报告了数个关于海上微生物结构的发 
现。 

    1827年夏天,达尔文外出旅游,放松身心。初游伦敦,他的印象 
是——“浓烟滚滚的恐怖荒野”。与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二世,表 
姐爱玛(Emma)、范妮(Fanny)一起,达尔文第一次,也是一生中 
唯—一次漫游欧洲大陆,在巴黎度过了几个星期。但是医学院已经使 
他厌倦,学业也不是很好,对未来的困惑始终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罗伯特医生意识到,儿子决不想做一名医生,但无论如何将来在社会 
上这孩子应该有一席之地。罗伯特医生知道,英国国教(又叫圣公会) 
为牧师提供了一种安稳、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虽然他并不相信宗教, 
仍然决定让查尔斯进人教会。 

    “考虑到教会对我的猛烈攻击,”达尔文晚年回忆道,“我一度 
打算成为一名牧师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可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达尔文发现自己与教会格格不人、处处不合。但在1827年,他高高兴 
兴地接受了父亲的新安排。达尔文非常清楚,自己没有强烈的宗教情 
感,然而乡村牧师悠闲自在的生活,将为他提供相当多的闲暇,来发 
展他在博物学方面的兴趣。实际上,自然科学当时还没有确立自己的 
席位而成为一门专业,仅仅通过科学研究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 
许多杰出的博物学家同时又都是牧师。 

    在成为真正的牧师兼博物学家之前,达尔文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 
在剑桥基督学院注册后,达尔文沮丧地发现,由于在施鲁斯伯里中学 
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知之甚少,为重新温习关于这两门语言的知识,他 
不得不雇请一位家庭教师。考试也令他心力交瘁,每一门考试都是一 
次新的痛苦,尽管通过狂热的学习达尔文全线通过。 

    剑桥给每一位钱包鼓鼓、乐于交际的年轻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 
交生活。达尔文很快与一群酷爱骑马、打猎的年轻人——他称做“体 
育爱好者”——打成一片。他后来深情回顾了当年活泼有趣的宴会, 
“到处是欢歌笑语,然后便兴致勃勃地打牌”。他不好意思地写道: 
“我知道,自己应当为这样度过的日日夜夜感到羞愧,但是那么多兴 
味盎然的朋友,而且我们总是兴高采烈,这使我在回忆这些时光时总 
是难抑内心的欢乐。” 


    阿尔伯特·韦(Albert Way),达尔文和表弟威廉·达尔文·福 
克斯的一个甲壳虫捕捉爱好者朋友,绘制了这幅达尔文“捕捉甲壳虫” 
的草图。 


    苦读和狂欢并不是达尔文生活的全部。他对博物学的兴趣有了新 
的焦点——甲虫。与同在基督学院读书的表弟威廉·达尔文·福克斯 
(William Darwin Fox)一起,达尔文痴迷地捕捉甲虫,两人称这是 
“甲虫行动”。达尔文竭尽全力获取新的品种。为了从河船底部搜集 
水生甲虫,他专门雇用了一名当地工人。当得知此人收受贿赂,把最 
好的品种转交给收集竞争者时,达尔文怒不可遏,立即将其解雇。 

    在一次捕获甲虫的远游中,达尔文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急忙一 
只手抓住一只。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三只。为了不让其中任何一只逃 
走,情急之下,达尔文将右手的甲虫塞到嘴中,以便能够捉到新的品 
种。未曾想,嘴中的甲虫喷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苦涩液体。达尔文大惊 
失色,赶紧把它吐了出来。手忙脚乱中,竟然把第三只甲虫也给丢掉 
了。还有一次出游时,达尔文捕获了一只甲虫,想不到它竟然是一个 
新品种。这只甲虫给他带来了好运,一份科学杂志盛赞达尔文首次捕 
获这类著名昆虫。多年以后,举世闻名的达尔文仍然认为,这个微不 
足道的小小成就,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在剑桥时,达尔文结识了两位富有影响的科学家:植物学家约翰 
·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和地质学家亚当·塞 
治威克(Adam Sedgwick)。亨斯洛传授给达尔文许多关于植物和昆 
虫的知识。两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在乡间散步,以致达尔文被别人称为 
“陪亨斯洛散步的人”。达尔文后来说,亨斯洛的友谊给予他全部事 
业最重大的影响。塞治威克通过传授野外考古知识,大大开拓了达尔 
文的学术视野。这位老人从岩石中阅读地球历史的能力给达尔文留下 
深刻的印象。通过聆听塞治威克的讲授,达尔文忽然以全新的方式看 
待科学。他认识到,一名科学家,不应该只是记录事实,更应当寻求 
隐藏其后的规律模式。在与塞治威克一起的一次野外考察中,达尔文 
写道,“尽管我阅读过各种各样的科学专著,但什么也没有像他一样 
使我透彻的认识到,科学应当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整理,从中得出 
结论或者归纳出普遍的规律。” 


    植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他和达尔文共同享受的乡间散 
步,帮助达尔文奠定了一生科学事业的基础。 


    1831年1月,毕业考试如期举行。在此之前,长达数周的苦读和 
不安使达尔文痛苦不堪。成绩公布时,他出人意料地在178名学生中 
名列第十。学位到手,达尔文喜出望外,和塞治威克去威尔士进行了 
一次地质考察之后,回到芒特宅与父亲和姐妹们共同度过了这个惬意 
迷人的夏天。 

    二十二岁的达尔文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身高将近六英尺。饱满 
高高的额头下,一双深邃的棕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浅棕色的头发短而 
细,但一脸又长又浓密的络腮胡子极有魁力。一切仿佛都顺理成章, 
这个友善随和的年轻人,即将享受乡村牧师平静安逸的生活。然而, 
1831年8月29日,一封来信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 


               补充材料:物种灭绝 


    一株植物枯萎,一只动物死亡,有时并不仅仅意味着单个生命有 
机体的消失,也许凑巧是整个此类物种的灭绝。1987年6月6日,最后 
一只黑海雀死去后,这种南美洲特有的雀科鸣鸟就此灭绝——在地球 
上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物种不复存在的想法由于与神学相悖,致使许多人难以接受。但 
早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博物学家们开始一致同意,在地球历史上,物 
种灭绝曾经多次出现。灭绝的走兽,特别是那些一度在地球上四处游 
荡的恐龙和其它庞大的野兽。它们遗留的化石使人们张口结舌、目瞪 
口呆。达尔文在南美洲发掘出几个“灭绝怪物”的化石。他在《物种 
起源》写道:“我想恐怕再也也没有人比我对物种灭绝更加惊奇了。” 

    目前,科学家认为,物种灭绝一直是生命进程中的一部分。芝加 
哥大学古生物学家大卫·劳普(David M. Raup)估计。以往存活物种
的百分之九十九现在已经灭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劳普和同事杰克· 
塞普科普斯基(Jack Sepkoski)详细深入地研究化石记录后,公布 
了对物种灭绝“背景”比率的研究结果,即有机体在地球生命史中灭 
绝的正常比例。化石记录表明,物种至少经历了五次大消亡或者大灭 
绝。从地质学角度来看,在极短的时间内。灭绝的比例急剧地上升。 
根据劳普的研究,规模最大的物种灭绝发生在大约 2.25-2.45亿年似 
前,消亡的物种竟占存活物种的百分之九十六之多。所有物种的四分 
之三,包括最后一代恐龙,在0.65亿年前的大灭绝中消失。 

    对于这些大灭绝、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有些科学家认为, 
起因是当大陆板块从热带向极地漂移时,全球气候发生的变化。还有 
一些科学家宣称。大规模的小行星群或者彗星群与地球相撞,产生世 
界范围的尘云,遮住了阳光。致使气温下降,导致了物种大灭绝。地 
质学家和古鸟类学家仍然在为这些和其它一些理论找证据。 

    物种灭绝和物种进化关系密切。达尔文发现,关于物种和生命形 
式更替阶段之间的关系,灭绝物种的化石是绝妙的解释。达尔文还意 
识到,新物种的产生与现存物种的消亡密切相关。在《物种起源》中 
他写道:“新物种的出现和旧物种的消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物种灭绝以及它在物种形式(新物种的形成)中的作用,进化论 
生物学家不断提供全新的思想。富有影响的思想之一来自哈佛大学的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的奈尔斯·埃尔德雷德(Niles Eldredge)。他们的断续性平衡理 
论认为,物种进化过程中,每隔一段较长时期的稳定,就会有短期的 
急剧变化;其时某些物种灭绝,某些新物种出现。也就是说,在大约 
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一定数量的物种灭绝后,剧变就会发生,物种灭 
绝为新物种提供足够的进化空间。 

    地球正处于另一次物种大消亡中,小行星绝不是此次灭绝的原因。 
目前的大灭绝是非常完善的物种——智人(现代人的学名)活动的结 
果。由于生境破坏破坏、环境污染、现代工业的恶果、迅速的人口增 
长,致使每天都有几十种动植物灭绝。也许在随之而来的几百万年内, 
物种大灭绝为新物种的发展提供了余地。但是,正如达尔文所言,
“一个物种消逝后将决不再现”。今天的植物、昆虫等动物一旦灭绝,
将永远不会再次出现。 

〖本书由柯南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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