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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正本
    作者:余秋雨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
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
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
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
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
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
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年)夏天去新疆喀
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
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
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
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
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
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
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
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
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
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
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
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盗版本。
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
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
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
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
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
“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
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
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对僵硬的
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别字太
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杂文,不知道后
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专栏方式
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我也渐渐被各地的出
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好言好
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陕西的一些出版
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
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
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
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
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秋雨散
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既选了《文化苦
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
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的总策划安波舜先生
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而《秋雨散文》的盗版本则连我自己也分
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
的书,才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了,出版家为遏制盗版而采
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者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片》,发
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拿着这封信我苦恼
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
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
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我承担损
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大陆出版《山居笔
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仍是最
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我十分感动。但
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
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
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
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
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
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
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
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
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
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
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
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
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
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
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
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
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
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
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
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
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
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
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
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
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
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
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
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
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
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
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
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
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
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
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
“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
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
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
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
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
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
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
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
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
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
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
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
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
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
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
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
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
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
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
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
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
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
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
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
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
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
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
“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
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严肃的谈
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
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
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
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好,全让
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读者继续
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去买这个盗版本。
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
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在担心部
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副主编李小林女
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
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
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
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没有理由
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者们原谅,这本书
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
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哭无泪的
叹息。
    (原载《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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