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评王丹风波读后感
林思云
最近一段时间，自由撰稿人马悲鸣写了一系列批评前学运领袖王丹的文章。王丹本
人虽然没有直接出来对话，王丹的支持者们则发表了不少反论文章，对马悲鸣进行
了一系列反批评，在网上掀起了一场对于“六四”运动的内涵和意义的争论。
在这次对“六四”的争论中，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一些中国人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理
解方式。这些人自以为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为民主运动辩护，但在他们的发言中却
表现出对民主主义思想的误解。不止一个辩论者指责马悲鸣批评王丹的动机是要替
共产党说话。在这些人眼里，似乎中国人只能有两种立场：支持共产党或者支持民
运。他们似乎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存在“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民
运”的第三种或第四种立场？是不是可以允许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民运的“第三种
人”的存在？
这次马悲鸣对六四运动提出一种既不同于共产党、也不同于一些民运领袖的第三种
立场，可是不少人却不能容忍或理解这种第三种立场。他们评论马悲鸣批评学运领
袖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共产党，试图把持第三种立场的人推到共产党一边，而使这场
争论形成一个只有两种立场、只有两条道路的、泾渭分明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对
独立的思考、独自的立场缺乏宽容和理解，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曾有过一段包容多种立场、多维观点的时代，然而自汉代
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中只剩下正义与邪恶这两种黑白分明的立场，不再容
忍处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立场的存在。中国的历史人物都被简单地脸谱化成好人或坏
人，不是忠臣就一定是奸臣，不是爱国者就必然是卖国者。一提起忠臣人人都会称
赞岳飞、一提起奸臣人人都会唾骂秦桧；爱国者的代表是林则徐，卖国贼的代表是
李鸿章。可是一旦问起中国历史上谁是既非忠臣也非奸臣的中间派，就没有人说得
出来。中国的历史总是忠臣和奸臣的两张脸谱，缺少多样化、个性化的个人形象。
这种把世界正反两分化的思想方法，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客观分析和
认识，特别是阻碍了中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由于正反两分化的思想方式，使不少
中国人把“民主运动”和“反共运动”划了等号，他们认为共产党代表邪恶，民运
人士代表正义，民主运动是一场正义和邪恶之间势不两立的斗争。对于中国人来说，
只能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或选择站在“邪恶”的一方。在国内反共的人，要
被共产党踢入民运分子的队伍；在国外反民运的人，又要被民运人士推进共产党的
战线，似乎没有中间的位置和立场可以选择。
一些中国人用中国传统的正反两分化思想来理解民主思想，把民主看作是正义的标
准或是正确的化身。当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代表出现霸权主义行为时，他们并不认
为“绝对正确”的民主主义会出现错误，而是指责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假民主。其
实民主主义并不是正义或正确的化身，民主制度只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选择正义或
正确的机会。但没有人保证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出现错误的选择，比如希特勒就是
德国人用纯民主的方式选举上台的。
民主主义的根本内涵是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让我们自己来对正义和正确作出
选择和判断，而不是让一些先知先觉者来代替我们思考，来指引我们走向一条正确
的道路。真正的民主主义只能在一群具有自我独立意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
中才能实现。而在一群不进行自我独立思考，只是盲目跟在别人后面喊万岁的人们
中间，是完全没有必要导入民主制度的。所以要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最重
要的是在中国培养起一群具有自我独立意识、不迷信和依赖先知先觉者指路的 “独
立的个人”。
然而独立的人格却正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所缺乏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要塑造一种依
附性的人格，个人依附家族，家族依附国家。这种人格的依附关系使中国人只能面
临两种选择：要不就屈服和依附于别人，要不就使别人屈服和依附自己。既不依附
别人、也不要求别人依附自己的独立人格，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
历史上那些揭竿而起打倒皇帝的人，其目的必然是自己作皇帝。这种“打倒皇帝作
皇帝”的思想，到今天仍阴魂不散，甚至一些民主活动家也流露出“打倒皇帝作皇
帝”的痕迹。也正是因为这种“打倒皇帝作皇帝”的思想作怪，使民运人士内部出
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独裁并不一定非以共产主义的形势出现，民粹主义同样可以造就独裁者。当年的德
国总理希特勒、现在伊拉克总统侯赛因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政权，都是民
粹主义的独裁。不能认为只要打倒共产党就一定能使中国人获得民主自由。民主思
想和民主制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最大阻力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传统思想。
中国在1912年就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共和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人缺乏民主主义的
思想，使民主共和国成为徒有虚名的形式。后来人们发觉，要想使民主制度在中国
大地得以实现，首先要使民主主义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头脑中扎根。1919年的
“五四”运动，正是一场试图使中国的老百姓理解和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
80年后的今天，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仍然没有显著的进展。广大民众仍然把民主
运动理解为“打倒一个坏皇帝，选出一个好皇帝”的改朝换代运动。一些中国的知
识分子虽然来到美国这样的民主主义国家，但头脑中的思想仍然还是中国的传统思
想。甚至一些传播民主思想的民主活动家，也把民主运动理解为“打倒一个坏皇帝，
选出一个好皇帝”的运动，把“民主运动”等同于“反共运动”。他们认为搞民主
运动就是反对共产党，认为反共越坚决的人就越拥护民主，出现了许多反共斗士。
其实民主运动和反共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蒋介石是坚决反共的，前印尼总统苏
哈托也是坚决反共的，但他们都与民主无缘。相反战后的日本共产党一直都是大选
中名列前几名的大党，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但那些投票支持共产党的人，也
并不是反对民主和支持独裁。如果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一些对民主主义思想缺乏真正
理解、甚至有“打倒皇帝作皇帝”思想的反共斗士来领导，其结果是让人担心的。
由于中国传统的正反两分化思想教育，使中国人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都有简单化和
片面化的倾向。中国的历史书在讲解历史事件时，不是重点讲述历史事件的原因背
景，而是重点介绍忠臣的伟迹或奸臣的恶迹，把历史变成一种进行思想教育的道德
教科书。比如提到甲午战争，大家都知道邓世昌英勇抗敌的事迹，可是如果问到为
什么会爆发甲午战争的原因，就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出来。同时正反两分化的思想也
使很多中国人，以道德标准而不是利益标准来理解国际关系，认为别国不是我们的
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某个国家因为利益关系在某些方面反对中国，就往往被
很多中国人理解为有意与中国为敌，或理解为对中国人的仇视。
很多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确，到了他国就可能变成完全的错误。比如一般中
国人认为1年为365天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答案，而伊斯兰人的日历中1年却是355
天，伊斯兰人的正确答案是1年355天。在“一年有多少天”的问题上，中国人的
正确答案到了伊斯兰国家里就成为错误的答案，所以中国人不能用自己的正确标
准，来判定伊斯兰人的正确和错误。这个例子也说明我们在评论他国的事情时，不
应该以中国人自己的正义观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应该允许“你有你的正义，我有
我的正义”，不能把“正义”绝对化。
这次马悲鸣对六四学运提出个人的新看法，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对这种新看法任
何人都可以表示赞同或异议，可以说：我的看法与你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你的看法
是不正确的。可是一些人却要求马悲鸣对提出的新看法“道歉认错”，这就超出了
讨论问题的范围。现在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新看法、新理论诞生，但谁也不能保证
这些新看法、新理论个个都正确。即使有人提出的看法被事实证明为错误，他也完
全没有必要因为提出了错误的看法而负任何责任，更没有必要“道歉认错”。如果
因为提出错误的看法就要“道歉认错”，谁还敢提出新看法？这种作法只能窒息人
们的思想，阻碍人类的进步。
在这场马悲鸣评王丹的风波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海外的自由环境下，不少中国的知
识分子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传统思想，缺乏对“第三种思想”，“第三种立场”和
“第三种人”的理解和宽容。当中国的知识界不再把“第三种立场”、“第四种立场”
认为是异端邪说而加以笔伐的时候，民主主义思想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1999年12月14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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