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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的区别──与芦笛先生商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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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先生的大作我几乎是每篇必读。这次芦笛先生写的与我商榷的文章，又显示出
芦先生的高明之处。我对芦笛先生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造成华夏文明的
落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本文想谈四个问题：模糊文字与模糊思维；死记硬背的
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心态”，都是非常赞成的。
芦先生和我在“中国没有思想家”这个观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为什么会出现“中国
没有思想家”的原因上，看法却有很大的分歧。
中国虽然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但几乎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理性的东西。我们在学
校学的数理化、政治经济法律，全是根据洋人的思想编写的课本，我们从小在学校
里学习的理性知识，可以说全部是欧洲人的理性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名人，除了政
治家就是文学家；中国历史上的名著，都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样的文学作
品，没有一部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自然科学名著，
更没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
样的社会科学名著。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给人类留下理性思维的遗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先天论，另一种则是后天论。我和芦笛先生最大的不同就在
于我持“先天论”观点，而芦笛先生持“后天论”观点。（关于“先天论”和“后天
论”请参见拙文《人种研究中的先天论和后天论》）。这里就不对“先天论”和
“后天论”观点进行探讨，而就芦先生提出的其它几个问题进行一下商榷。
和芦笛先生商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用文学的手法来写政论文章。
世界上有两种书，一种是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的书，另一种则是我们在业余时间消遣
的书。我上中学时，很讨厌数理化等理科课，更讨厌强行灌输的政治课。放学回家
后，我从来不复习数理化，而是挑灯攻读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那时中国的城市里
经常拉闸停电，经常在读小说读到最高潮的时候，忽然眼前一片漆黑，那真是最让
人扫兴的事。我还经常把小说等带到学校在上课时偷看，不时被老师没收“课外读
物”，或被揪出来作为“不务正业”的典型。我只是在考试前一个星期左右，才临
阵抱佛脚，猛背几天书对付考试，蒙混过关。
我想很多人在中学时代都有同样的体验。那时我们之所以不喜欢读理性的数理化，
而喜欢看感性的文艺小说，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还没有成熟。到大学时代，
我还是“以邪压正”，不好好学习自己的专业课，专门通宵夜战金庸的武侠小说，
一字不漏地精读“逸闻野史”。直到读研究生以后，才开始自觉地读一些理性文
章，开始逐渐体会到理性文章的博大精深、发人深醒。以前我专去地摊上买所谓的
“畅销书”，好象别人都在看，我也不能不看。现在我看文艺小说的兴趣越来越
少，读理性著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多，甚至连年青时最讨厌的《资本论》、《辩证
法》，也成了放在枕边的伙伴。这也许就是我个人理性思维能力逐步成熟的一种表
示吧。
人的感性思维是生来就有的，而人的理性思维却是随着年龄逐步成熟的，所谓“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年青人的理性思维尚不成熟，特别容易感情用事，往往是
一煽就起、一碰就跳，这也是大学生特别容易闹事的生理原因。如果“六四”天安
门广场上是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致不会有人响应搞“绝食”。毛泽东能够
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主要依靠的，也是一批理性思维尚不成熟的大中学校学生。
政治家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越是缺少理性的人，就越容易被煽动。政治家们最
喜欢那些感情用事、容易冲动、缺少理性的群众，他们会轻信政治家、煽动家们的
任何谎言，会为了政治家的一句口号而上刀山、下火海。离开了这批缺少理性的群
众，政治家就搞不起来任何群众运动。所以政治家总是特别讨厌、也特别害怕那些
引导人们进行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们手里没有一杆枪，没有一支军
队，但知识分子提倡的理性思想，却能够摧毁政治家们统治的根基。
在西方，政治家们的演讲是颇有煽动性的。他们为了当选、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取
胜，必须用各种方法蛊惑群众、争取人心。但这些煽动性政治演讲，并不能算作政
论文章，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有
太多的政治煽动家，而是因为他们有太多教导人们理性思考的思想家。西方人引起
自豪的传世名作，都是《进化论》、《民约论》、《万法精神》这样的理性著作，
向鲁迅那样的煽情文章，在西方根本不会成为思想高深的典范文章。
尽管西方人也搞政治煽动，但西方式的政治煽动，还是比中国式的政治煽动，有多
的哲学性和更少的文学性。比如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一首政治煽动性很强的歌
曲，《国际歌》唱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中国的一首政治煽动性歌曲《东方红》，却是这样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国际歌》并没有用把毛泽东、共产党比作太阳这样的文学比喻手法，而《东方
红》却大篇幅地使用文学比喻手法，而且这种比喻在逻辑上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
“东方红，太阳升”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必然的
联系。不管中国出不出毛泽东，东方都照样红，太阳都照样升，难道中国没有了毛
泽东，太阳就升不起来了吗？所以把“东方红，太阳升”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两句话排列在一起，逻辑上是非常可笑的。可是中国人对这样明显的逻辑错误竟然
熟视无睹，可见中国人理性思维的能力确有问题。鹊华山人先生写的《为什么要讲
逻辑？》一文（原文见《多维观点》），的确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
我特别欣赏芦笛先生在《也谈假设与求证──答赵无眠先生》一文中，提倡青年人
不看鲁迅杂文的一段：
“鲁迅的某些提法，如“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不惮以恶意揣度别人
的心思”（非原话）等已经构成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分。它培养了几代心胸狭隘、
心地邪恶、行事偏激、手段毒辣，以邪恶心术猜疑旁人动机为机智，以投掷“匕首
和投枪”为武功的青年。。。。
所以，我觉得可以将鲁迅作为天才作家来欣赏，但不能奉为圣贤来崇拜效仿，否则
遗患无穷。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之所以是邪教，是因为它将仇恨而不是爱和宽恕奉为
基本教义，从而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传统道德。在这个过程中，鲁迅的著作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或许不是他的本意。过去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我想，如果要让青年做忠厚谦和而不是锋芒毕露、为人处世处处赶尽杀绝、不留余
地的人，最好不提倡他们看鲁迅杂文。”
芦笛先生的这番话也正是我想说的话。其实我并非反对在政论文章中加入一些文学
的手法来烘托文章的可读性，毕竟中文论坛并不是纯学术的讨论园地，写《资本
论》这样太严肃的学术论文，是不会有读者的。但中国人的理性本来就少，比西方
人更容易被煽动，更容易被煽情文章搞得失去理性。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在写政论文
章时，应该更加注意让读者保持冷静，多学习一些西方人的理性政论文章的写法。
关于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的问题，前一段时间马悲鸣先生和不平先生，也有过对
《多维观点》该不该登载文学作品的争议。看来这种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应该有
所区别的看法，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我写文章的速度可没有芦笛先生那样手到拈来的功夫，今天只好写到这里，下次再
与芦笛先生商榷其它问题。
2000年5月21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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