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需要“费厄泼赖”
林思云
芦笛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一文甚好，可惜续文尚未出来。近来公司工
作太忙，颇感筋疲力尽，上网时间稀少。读芦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一
文，感慨万千，抽空攒成一文，与芦先生商榷。
“费厄泼赖”一词之义以前我也不明，以为和“泼皮无赖”有什么联系，读芦先生
此文才知是洋文“FAIRPLAY”的音译。看来古人还是有气魄，今人要把
“FAIRPLAY”翻成让人联想到“泼皮无赖”的贬义字，定引起别人的怒吼，被骂
为别有用心。
芦先生提议“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但我倒是赞成“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或“费厄
泼赖应该不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中，倒不是没有公平，但中国人对公平、对
“费厄泼赖”的理解，却与西方人的理解是两回事。中国人的公平观是什么呢？这
里先举《水浒传》中的一段情节作为例子。
中国人没有看过传家宝书《水浒传》的大概不多，大家应该记得这样一段情节：
宋江的情人阎婆惜发现宋江与晁盖等江湖大盗有来往时，宋江为了杀人灭口，杀
了阎婆惜，而卖糟腌的唐牛儿误被当作犯人绑到县衙。《水浒》中这样写道：“知县
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再三推问。唐牛儿供道：‘小人并不知
前后’。知县道：‘胡说，打这厮！’。。。。。。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
把他来拷问。且叫取一面枷来钉了，禁在牢里。”唐牛儿最后被判作故纵凶犯逃脱
罪，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
浑城县知县并不是一个贪官，宋江也没有对他进行过贿赂。该知县之所以要百般
为宋江开脱，并非出于贪赃枉法的邪恶动机，而是出于“仗义救友”的义举。宋江
是一个好汉，而唐牛儿不过是一介贱民，为了救宋江这个好汉，冤枉无辜的贱民
唐牛儿也是可以的。该知县在救宋江时，根本没有想到无辜的唐牛儿的一生就这
样被他毁了，唐牛儿刺配五百里外是多么的冤屈，唐牛儿的妻儿父母将会多么痛
苦。
在“费厄泼赖”的西方世界中，浑城县知县为了救朋友而冤枉无辜之人的行为，完
全是一种被谴责的犯罪行为。而在《水浒》中，作者不但没有批评浑城县知县的“不
费厄”行为，相反却十分赞赏这种“仗义救朋友”的义行。几百年来，数以亿计的
中国读者们也从未对这一段情节提出异议，大概他们也认为浑城县知县这样做合
情合理，认为这样的“仗义救友”没有什么不公平，而是值得赞赏的美德。
可见中国人心目中的“公平”，和西方人的“费厄泼赖”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人
的眼中，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费厄泼赖”在同等人之间才能成立，而在不
同等级的人之间根本不需要“费厄”。好汉杀了好汉需要偿命，好汉杀了小喽喽便
是小事一桩，《水浒传》里这样的情节还少吗？难怪司马迁公说：好汉之死重于泰
山，小喽喽之死轻于鸿毛。
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是分等级的，这和西方人的“人人平等”观念相距甚远。以前中
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出动救护车要某某级别以上的干部，为一个扫马路的出
动救护车岂不是浪费汽油？以前中国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为了救一个普通的工
人，政府专门派出了飞机……”，其言外之意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本来不值得出动
飞机，这次是破例。西方的救人报道中，有特别强调“为了一个普通工人专门出动
飞机”的说明吗？
中国以前只有帝王将相的宏伟陵墓，却没有小人物的无名烈士纪念碑。中国后来
学西方也建了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但国家领导人们去那里送过几次花圈？每
次大人物逝世时，我们倒可以看到“主席”、“总书记”、“委员长”们送来的花圈。
可是西方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时，不是到“主席纪念堂”，偏去给小人物的“人民英
雄纪念碑”献花。“人民英雄纪念碑”接受外国领导人之花，远多于中国领导人。
可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死人都是不平等的。
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公平概念相差太大，在西方认为公平的事，到了中国反而认为
不公平，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西方人看来，受过高等教育之人
享有比低文化之人更多的特权，是违反公平原则的；而中国人却认为让一个留洋
博士和文盲老农享有同样权利反而是不公平的，博士就应该享有更多特权才算公
平。“知识分子”政策不就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制定的吗？
现在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优惠政策，博士进大城市户口可以优先照顾，配偶的工
作可以优先解决。一个博士抱怨他的户口进不了北京可以得到大量的同情，而一
个文盲老农抱怨他的户口进不了北京的话，又有谁会同情他？如果一个文盲提出
要和博士们“费厄泼赖”，肯定要让人笑掉大牙：什么？要让学人文士们和泼皮无
赖们在同一个赛场上“泼赖”？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赞扬西方式人人平等的人权，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落实更
多的“知识分子政策”，让知识分子获得更多的特权。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享有
类似于贵族的特权才是真正的公平，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
贵族。
我以前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路过北京火车站时，看到在车站附近或卧或坐、露
宿站头的无数贱民“民工”，就感到十分伤感：假如我的运气再坏一些，假如我生
在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假如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现在不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吗？可是中国的市民们却从他们身边熟视无睹地走开，市民们看来，“民工”就应
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是不是应该让民工享有和自己一样的权
利。
中国学人到西方可以找到工作，可以永住入籍，正是享受了西方的“费厄泼赖”。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西方饱学民主人权，可是一回国就向国家要求特别照顾，要求
什么“出国人员优惠政策”。我真不明白他们如果理解了西方的“费厄泼赖”精神
之后，怎么还会要求各种特权优惠的“出国人员优惠政策”。我看中国人永远也难
以理解西方人所谓的“费厄泼赖”，硬把“费厄泼赖”引进到中国也会变成另外一
种东西。据说新加坡的法律规定，有大学文化的人可以多生几个孩子，美名为优
生学，这样的法律或政策在美国能够通得过吗？
芦先生“费厄泼赖应该速行”的提义不错，可惜“费厄泼赖”在中国行不通。如果
更严格地说，应该讲：中国不需要“费厄泼赖”。中国之所以不需要“费厄泼赖”，
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华思想与西方的“费厄泼赖”完全抵触，这说不定又是中国人
的遗传子在作怪。
2000年8月29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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