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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先生的傲慢
林思云
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等外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时，中国大陆、港台、海外华人都是
一片欢呼，从未看到人们有什么异议。而这次诺贝尔评委会把诺贝尔文学奖赏与一个法
籍华人，而不赏与一个“现役中国人”，这也不是人们异议的根本原因。人们的主要异议
是针对诺贝尔评委会不公平的评奖方法，是针对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傲慢态度。
科学无国界，文学却是有国界的。文学之所以有国界，是因为文学是用语言进行创作的
艺术，语言有国界，所以文学也必然有国界。所谓中国文学，是指一群用汉语思考，用
汉语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人们创造出来的文学。中国文学绝对不会产生在英国法国，因
为那里没有用汉语思考和表达思想感情的群体。虽然中国人也阅读和欣赏外国文学，但
如果把文学比作精神食粮的话，中国文学是主食，而外国文学则是副食。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学比美国落后，可以说中国的医学比美国落后，因为中国和美国
都有经济学和医学，两者谁高谁低一目了然。然而我们却无法说中国文学比法国文学落
后，这是因为中国人无法写出法国文学，法国人也无法写出中国文学，两者何以进行比
较？有人说文学有共通性，比如对爱情的描写等等。但文学的共通性实在太有限，比如
让欧洲人感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能打动多少中国少男少女之心？而让中国
人怅然泪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又能赢得几位欧美情人的眼泪？各国的文学
之间由于语言文化的限制，但共通的部分其实有限。
欧州人的汉语再好，也好不过中国人，就象中国人的英语永远超不过英国人一样。法国
文学的最高峰必然是法国人，对法国文学研究最深刻的学者也必然是法国人，这是一个
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一个中国人学了几十年法文，翻译了几部法国文学作品，就开始
无视法国人的意见，仅凭个人的喜好就对法国文学随意评判，这样的“法学家”法国人
能够接受吗？
有人说西方汉学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中国人自己不易看到的问题，可以对中国文
学提出独到的见解，这话固然不错。然而中国的西学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西方
人自己不易看到的问题，也可以对西方文学提出独到的见解。从人数来看，中国研究西
方文学的西学家绝对要比西方研究汉学的汉学家多得多，如果中国的西学家对西方文学
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就可以被称为一流西学家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自豪地宣
称“一流西学家尽出中华”？
尽管中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比西方落后很多，但唯独在中国文学方面，中国绝
对比西方先进，所以中国人没有必要在中国文学方面仰视西方“汉学家”们的指教。西
方的汉学家水平再高，最多只能是二流，一流的汉学家只能出自中国。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有两个客观因素使西方汉学家无法成为一流。
第一，对于汉语来说，中国人是汉语的实践者，而西方汉学家则是汉语的旁观者。中国
人是汉语的创用者，而西方汉学家则是汉语的学习者，学习者永远落后于创用者。对于
小说这样特别讲究用词精妙的文学作品，西方汉学家对用词是否贴切的理解程度，永远
不会超过中国人。这是西方汉学家终难成为一流汉学家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文学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它与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西方汉学家生活在大
洋彼岸，他们无法与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同呼吸、共命运，所以他们无法深入了
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比如文革时红卫兵小将们高喊“毛主席万岁”时的内
心感受，大洋彼岸的西方汉学家能够感觉到吗？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生活的环境不同，
西方汉学家无法进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只能看到一些表面肤浅的东西，而难于深
刻理解中文作品的内涵。这是西方汉学家难于成为一流汉学家的另一个客观原因
当然，这两个原因也同样使中国的西学家无法成为一流西学家。不过中国人对于西方文
学的态度是仰视，而西方人对东方文学的态度却是俯视，甚至有时是无视。中国有数以
万计的人学英文，而英美国家又有多少人学中文？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百
年后的今天亚洲只有三位半获奖者：1913年印度的泰戈尔，1968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94
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2000年华人高行健（高行健是法国籍，只能算半个亚洲人）。亚洲
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百年来却只有区区三位半获奖者，难道亚洲其他国家都是
文学的沙漠？从诺贝尔文学奖亦可见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轻视。
既然西方汉学家最多是二流，那么这次力荐高行健先生获奖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的
汉学水平，是二流还是三流呢？正好2000年10月12日的《联合报》刊登了一段对马先
生的采访对谈，从中可以窥得马先生的汉学水平之一斑。下面是对谈的一段：
马悦然：“在审美学方面，中文文学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你读高行健的《灵山》，在里
头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古代道家，和楚国文化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现代中文文学的
特点。”
北明（采访主持人）：“就您刚才提及的李锐、高行健，还有那些当代的诗人，他们在中
国文化传统中或审美风格上的倾向，大致来自老庄思想或楚文化的渊源。但是中文文学
的审美风格是否也有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儒家传统影响的另一种审美类型呢？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
马悦然：“但是（儒家传统）对文学影响不那么大，太，，，，太乾燥一点吧，没有道家思
想那么活泼。你看，顾城的小诗，完全像一个小道士的味道（笑）。”
大概马先生不知道，以前中国读书人进入私塾认字读书时，启蒙课本就是背诵儒家经典
“子曰，，，，”。在辛亥革命以前，儒家经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书，除了儒家思想外，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大吗？中国传统名作《三国演义》就是完全
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来塑造“忠”与“奸”的人物，近代鲁迅的名著短篇《狂人日记》
谴责儒教的吃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样
例子可谓枚不胜举。
马先生连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有举足轻重之影响这个汉学中的最基本常识都没有搞清
楚，实在对不起“汉学家”这个称号。马先生大概是把“儒家”和“道家”误认为是两
种文学流派，所以才用“乾燥”和“活泼”来形容儒家和道家。如果马先生知道“儒家”
和“道家”是两种哲学思想体系，却还用“乾燥”和“活泼”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的话，
又只能说明马先生连汉语还没有过关。
从马先生的对谈摘要（见附录）来看，我能给马先生的最高赞词是“三流汉学家”。假如
我在马先生“汉学家”的前面冠以“一流”或“二流”两个字，我的良心将会为说谎而
感到不安。
如果说马先生对汉学的知识不足还可以原谅的话，马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傲慢就难于让人
原谅。下面还是马先生采访对谈的一段：
马悦然：“山西有一些非常好的作家，像曹乃谦，你读他的东西吗？短短的短篇小说，只
有几百个字。他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一个作家。我也翻译过他的东西。所以七○年代以
来我就愿意翻译‘活的文学’，现在还存在的作家写的东西。”
北明：“我发现您提到的这些作家作品都属於有灵气、有才气的那种。”
马悦然：“对！很有才气。但是就没有人读他们的东西。比方说曹乃谦，北京、上海、广
东的那些专门搞文学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他。但是我就告诉他们：噢！你应该
读他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
马先生也知道他所欣赏的曹乃谦等作家，都是在中国并没有多少读者的作家。如果马先
生有一分谦虚的态度，就应该反省一下：我的审美观和中国人不同，我喜欢的文学作品，
中国人、包括中国的文学专家都不喜欢，看来我的汉学还是没有学到家，我应该向中国
的文学专家请教曹乃谦等作家为什么少有读者的原因。”可是马先生偏不这样想，反而埋
怨中国读者的审美能力太差，责备中国专门搞文学的专家（大概是阳春白雪派吧）看不
出谁是有“才气”、具有希望的作家，所以要对这些中国专家说：“噢！你应该读他的东
西！”。可见马先生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人都没有任何谦虚之心，傲慢地认为自己对中文作
品的审美能力，要超过广大中国读者，甚至超过中国的文学专家。
马先生向中国人学习现代汉语，本来应该是中国人对他说：“老马，你要学好现代汉文，
应该读这位作家的东西。”可是马先生却反过来对中国的文学专家们说：“噢！你应该读
他的东西。”这不但是傲慢，而且是狂妄了。难道中国的文学专家，还需要一个西方三流
汉学家来指点他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中文作品？真可谓视我中华无人。
马先生明明知道他的审美观与中国人不同，他所欣赏的高行健、曹乃谦等作家，中国人，
包括中国的文学专家并不欣赏的，可是马先生出于一种难以置信的自信和傲慢，硬是认
为中国13亿人的审美观还不及他一个人的审美观。在马先生看来，13亿中国人都是不辨
丑美、有眼无珠的痴汉愚婆，要靠他这只慧眼来开化点拨，他似乎在以中国文学的救世
主自居。
恐怕是出于这种救世主心态，马先生硬是不顾中国人的审美观，把高行健这样在中国只
有很少读者的作家送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诺贝尔评委会对于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文
作家高行健的理由，本来应该说成是：“我们瑞典的汉学家特别欣赏高行健的作品，所以
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文作家高行健。”但他们却不敢这样说，因为这样违背了诺贝尔先
生强调诺贝尔奖不是代表瑞典人的价值观，而是代表普遍人类价值的原则。所以诺贝尔
评委会不得不在授奖理由中，装模作样地说：“（高行健）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
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瑞典人法国人看了这段评语，大致会误以为高行健的作品广受好评，否则何来“普遍价
值”？但这段话可以骗过瑞典人法国人，却骗不了中国人。中国人都知道高行健先生的
作品在中国只找到几千读者，尽管高先生的作品被翻译成一些欧洲文字，但在全世界的
读者加起来也不过数千人而已。一部只有数千人读者的作品可以代表人类的普遍价值？
这难道不是对人类开玩笑？
如果说高行健先生“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必然有大量作家模仿高行
健的写作技法，这才算得上开创了一条新路。《红楼梦》出世后，有多少人模仿曹雪芹的
笔法写《续红楼梦》、《后红楼梦》；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后，又有多少人模仿金庸的笔法
写新派武侠小说，这些作家才当之不愧地可以称为“为中文小说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中国作家模仿高行健先生的写作技法写小说吗？如果目前连一个跟
随者也还没有，怎么可以用完成时态说已经“开辟了新的道路”？如果使用一种与众不
同的写法就算开创了一条新路，那么中国小说界每年都要开辟成百上千条“新路”，这样
的“新路”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可言？
如果马悦然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高行健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
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在中国、在世界都难引起一丝波纹，
没有人会把三流汉学家的评语当作一回事。可是马悦然先生却把他个人的看法披上诺贝
尔的虎皮，这样就唬住了一批人，至少是一批盲目迷信权威的人。借伟人的英名兜售自
己的私货，就象把一瓶劣质白酒贴上“茅台”商标高价出售的假货商贩一样。
在西方有一些象马悦然先生这样的汉学家，他们虽然学了多年汉文和中国文学，但他们
并不尊重中国文学，更不尊重创造出中国文学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汉学似乎不过是
一块炫耀学问、争当教授院士的敲门砖而已。尽管中国人希望有更多的西方人关心中国
文学，但象马悦然先生这样傲慢的汉学家，还是少几位为好。
附录：《中文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访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一） 》
北明（美国华府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节目主持人））
马悦然经常从他瑞典的家步行两分钟，来到波罗的海这一处岸边，坐在长凳上休憩或阅
读。马悦然（N.G.D. Malmqvist）先生目前是「瑞典学院」、「瑞典皇家文学、历史、博古
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
一懂得并且精通中文的人。四○年代追随欧洲着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87）学习中国古典音韵学、先秦文学、《诗经》、《左传》以及《庄子》等，随后赴
中国大陆四川考察方言。五○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中国语言学博士学位，截至九○
年代，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翻译过众多的
中文文学作品。最近他刚刚翻译完成的是现居法国的大陆中文作家高行健的长篇小说《一
个人的圣经》和大陆小说家李锐的中篇小说《万里无云》。
北明（以下简称「明」）：谢谢您接受采访，我想问您一个基本的问题：您为什么要关注
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当代文学？
马悦然（以下简称「马」）：这个我得解释一下。我原来是语言学家。我对古代汉语、音
韵学呀、方言学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呀什么的很感兴趣。但是语言不过是一
种工具，一种为思想、为意识形态、为想像、为文学服务的工具。我早就意识到，我是
一个受到特殊待遇的人，我是一个非常privileged persona（有特权的角色）。
明：为什么这么说？
马：因为命运让我学会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让我阅读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我早
就认识到：我有责任让我的同胞们阅读我自己所爱读的中国文学作品。所以，我四十年
前就开始翻译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当代的作品。以前，搞上古、中古文学作品多
一些，但是最近二十年我可以说是专门搞当代，啊！当代的作品。我也翻译过《水浒传》
跟《西游记》。
明：是吗？
马：（笑）是的。《水浒传》是七十年代译的，但是《西游记》是一九九六年出的，一共
五册，比较厚，所有的诗词都包括在内。因为吴承恩的词填得非常好，他也是一个伟大
的词人。除了这两部以外，我最近十几年翻译的就是七○年代以来，八○年代、九○年
代的小说、诗歌什么的。我希望西方人，尤其是瑞典人能够欣赏中国文学。这是我的责
任。一九七九年后认识许多优秀的大陆现代作家及作品。
明：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您从七○年代开始把翻译工作从中古代文学转到当代
文学？
马：我有二十一年不能到中国去。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当局不准我到大陆
去。
明：什么原因？因为反右运动？
马：我的岳父是右派份子。他也是「人民的敌人」哪！他是一个老教授，一个化学教授。
但是他一点儿都不懂政治！一九五六年「鸣放」的时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觉得最好
教授们不要排队，不要在饭厅里头排队和理发的时候排队。所以他就戴上「右派份子」
的帽子了，就「靠边」了。从一九五七年一直到七九年，二十二年。所以我那个时候就
不能去了。那个时候我搞自己的研究。我搞《左传、《公羊》、《谷梁》、《庄子》等等。但
是七九年，我有机会回去，我的妻子跟我一起。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那些年轻的、新出
来的诗人。像北岛、顾城、芒克、舒婷、杨炼、还有严力，都见过。多多是后来见的。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诗，就开始翻译他们的东西了。以后，就找着了一些新出来的短篇小
说（和作家），也开始翻译他们的东西，像李锐，,,,,嗯，有好些个在山西省。山西有一
些非常好的作家，像曹乃谦，你读他的东西吗？短短的短篇小说，只有几百个字。他是
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一个作家。我也翻译过他的东西。所以七○年代以来我就愿意翻译「活
的文学」，现在还存在的作家写的东西。
明：我发现您提到的这些作家作品都属於有灵气、有才气的那种。
马：对！很有才气。但是就没有人读他们的东西。比方说曹乃谦，北京、上海、广东的
那些专门搞文学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他。但是我就告诉他们：噢！你应该读他
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他是太原的一个警察。
明：他现在还是警察吗？
马：还是警察，一般的警察。但是他的东西实在写得好！但他发表的东西还没有成集，
发表在《山西文学》上，偶然在在《上海文学》。
明：您如此了解中国文学状况，包括古代与当代的作品您都读得很多；而且您是一个语
言学家，也研究方言，我相信您对文学语言的感觉应当是敏锐的。能否请您大致谈一谈，
您认为中国文学跟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学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马：嗯，我有点儿不太喜欢「中国文学」这个名字。与其说「中国文学」，不如说「中文
文学」。中文文学就是包括所有的用中文写的东西。无论作家住在大陆、香港，还是台湾、
南洋，或者侨居美国、欧洲、澳洲、巴黎、伦敦，都是中文的文学。
明：您的意思是说中文文学不仅属於中国,,,, 。
马：对，不仅属於中国,,,,。
明：您不想用一个国家的概念定义它,,,, 。
马：哎，问题是文学有没有国界？我相信文学没有国界。所以说「香港文学」、「台湾文
学」、「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有点不对头。
明：我用「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主要是相对於一般大众的理解，意思是指中国大陆作
家的文学作品。但是从审美的角度严格地来说，文学作品确实不存在国界。它有文字的
限定，但是跨越了文字以后，它没有任何国家的限定了。
马：对。这个是我的看法。
明：谢谢您更正我的提法。我们就去掉「国家」这个非文学的术语，使用「中文文学」
这个概念。请您用这个概念来比较一下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谈一谈，中文文学是否有
自己的特徵？例如汉民族的本身的特徵，或者某些审美方面的特徵？
马：当然有。中文文学有叁千年连续不绝的历史了。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有这个特点的文
学。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咱们先谈诗歌吧。从《诗经》开始，《诗经》里头的〈国风〉；
《楚辞》的〈离骚〉、〈九歌〉；汉朝的五言诗、乐府、赋；南北朝的山水诗、田园诗；唐
朝的绝句、律诗；宋朝的词，嗨！苏东坡啊、陆游、辛弃疾、李清照，那些伟大的词人！
元朝的散曲；明诗；清诗；以后，二○年代，五四运动以来的二○年代的诗人，像郭沫
若，他的二○年代初的《女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我不喜欢郭沫若那个人，那个
政客，那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他作为一个二○年代的诗人，
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闻一多、徐志摩；叁○年代尤其是叁○年代末的艾青，〈雪落在
中国的土地上〉、〈乞丐〉，臧克家、卞之琳、冯至；四○年代的戴望舒、沙欧；七○年代、
八○年代的诗人，像北岛、芒克、杨炼、顾城、舒婷、多多。我问你，哪一个国家的文
学，会呈现同样的阵容？这是诗歌，要是prose（散文），是同样地伟大。像《左传》，是
世界上一部最优秀的作品。《庄子》、《韩非子》、荀子的散文荀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散
文家。他的〈劝学〉那些篇等等，都是非常漂亮的散文。（沉默片刻，长叹一声）唐宋八
大家的作品、禅宗的语录、六祖慧能的《六祖坛经》，了不起的东西啦！中文文学在世界
文学里头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中文文学的审美意识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明：除了这种一脉相承、叁千年不断的特徵，在审美风格上，您认为中文文学跟其他语
言的文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马：这个就不好回答。但是，在审美学方面，中文文学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你读高行
健的《灵山》，在里头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古代道家，和楚国文化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一
个现代中文文学的特点。
明：就您刚才提及的李锐、高行健，还有那些当代的诗人，他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或审
美风格上的倾向，大致来自老庄思想或楚文化的渊源。但是中文文学的审美风格是否也
有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儒家传统影响的另一种审美类型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马：但是（儒家传统）对文学影响不那么大；太,,,,，太乾燥一点吧，没有道家思想那
么活泼。你看，顾城的小诗，完全像一个小道士的味道（笑）。
明：您从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和禅的意境来审视中文文学,,,,。
马：对，我对「禅」很感兴趣的。台湾作家语言较具传统韵味。
明：您认为中国大陆的中文文学作品和台湾本土的中文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呢？
马：噢，有一个时候，就爱使用「两岸文学」这个概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文学没有国
界的问题。我相信台湾八○年代的诗人跟北京的八、九○年代的诗人相同的地方很多。
他们也彼此学习。比如说，北岛就对台湾的文学比较熟悉，台湾年轻的诗人对朦胧诗也
很熟悉。你看，阿城的小说，叁王，《孩子王》、《树王》、《棋王》就发表在台湾。阿城热！
七○年代末年，八○年代初年，有阿城热。还有冯骥才，他的《叁寸金莲》，还有例如残
雪、王安忆很多的作家，她（他）们的作品都在台湾出版，而且也非常受欢迎。所以「两
岸文学」可以不谈了。可以谈「中文文学」。有好的文学，有坏的文学，有好书，有不好
的书。
明：台湾有着名的诗人和好的诗作，但是台湾的好的小说家是什么样子？我就不了解。
可是我一读作品，立刻可以分辨这个作者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这是为什么？
马：啊，我一看中文小说，只一页，我马上就看得出来，这是不是大陆写的。
明：对。这是为什么？
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明：这期间一定有不同。
马：可能是语言不同。台湾的作家语言比较,,,,比较,,,,比较传统，有点儿这个oldtaste
（传统韵味），比较婉转一点儿。但是，台湾的诗人，你知道Michelle Yeh（奚密）吗？
她是 Davis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中文系的女教授，台湾人。去年秋天奚密跟我编完了一部
台湾诗选。我们选的是五十个现代、当代台湾诗人的主要作品。译成英文，由十八个水
平很好的翻译家翻译的。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明年叁月份出版。那是台湾最
好的诗人的最好的诗。同时，台湾的一个出版社，「麦田出版社」要出一个中文版；北京
的北京文学出版社，要出一个简体字的中文版。北京的这个版本，有我一个老朋友，嗯，
（讲四川方言）柳撒惑,,,,。
明：流沙河？（笑）您说的这是四川话。
马：柳撒惑（继续四川方言，自言自语），柳撒惑，他死岑都刃（他是成都人）。噢（恢
复北京话）！我很,,,,我我,,,,爱他！他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一方面是一个非常
好的人。我们是老朋友。所以我给他写信，问他能不能给北京版本的台湾诗选写一个序
言。噢！过了一两个星期他就给我寄来一个序言，他说：虽然书还没看过，但是我（笑），
我序言已经写好啦！他写得很好。他在对大陆介绍台湾的诗歌贡献很大。他介绍了像余
光中、商禽、洛夫、罗青等十几个好的台湾诗人的作品。
【2000/10/12/联合报】
2000年10月16日写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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