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和金庸
林思云
拜读芦笛先生的《失贞的国粹》和《难伺候的中国人》，果然非同一般。如果没有
记错的话，好像以前芦笛先生曾说过自己是个金庸迷，真没想这次芦先生在诺贝
尔文学奖问题上，竟然反对金庸先生获奖，可谓遗憾。芦笛先生在《失贞的国粹》
和《难伺候的中国人》中提出不少尖锐的看法，这里暂且和芦先生探讨一下金庸
是否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
金庸为什么没有得奖呢？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只考虑“阳春白雪”式的诗文，不考
虑“下里巴人”的俗品；还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只重视有前途的无名作家等等，但
这些都是推测与传说，诺贝尔评委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公开说明。那么诺贝尔文
学奖的评选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这次诺贝尔评委会发表的高行健先生获奖
理由，其实就可以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诺贝尔评委会对高行健先生获奖的理由是这样说明的：“（高行健）其作品的普遍价
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
路。”虽然这段洋人写的汉语不甚通顺，但我们倒也能明白高行健先生获奖理由
是：一、因为高行健的作品具有普遍价值；二、因为高行健先生具有过人的洞察
力；三、因为高行健先生具有高超的语言技巧；四、因为高行健先生已经为中国
小说和戏曲开辟出了一条新路（请注意原文的完成时态）。
高行健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因为他的作品满足了以上四个条件，或说诺
贝尔文学奖“四项基本原则”。那么如果反过来说只要一个作家的作品满足这四个
条件，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
的评选条件或标准。
那么我们再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四项基本原则”，看看金庸先生是否有资格获诺
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原则：“作品的普遍价值”。金庸先生的作品销售量数千万册，而
高行健先生的作品销售量数千册，总不能说销售量数千万册的作品的普遍价值，
低于销售量数千册的作品吧。所以金庸先生的作品不仅满足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原
则要求的普遍价值，而且比获奖者高行健先生更加满足。
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原则：“作者的洞察力（洋人形容为刻骨铭心）”。洞察力比较抽
象，不太好比较。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一下，可以认为作品的读者文化层高，就可
以说有洞察力。高行健先生的读者是博士教授，而金庸先生的读者上至博士教授，
下至民工小贩，读金庸作品的博士教授只有比读高行健先生的人数更多，所以金
庸先生的洞察力总不会比高行健先生更低，也不比高行健先生缺少“刻骨铭心”。
诺贝尔文学奖第三原则：“作者的语言技巧（洋人形容为丰富机智）”。只要在网上
读过高行健先生《灵山》片断的人，再去读一下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很容
易比较出来谁的语言更加“机智丰富”。用“语言的机智丰富”来形容金庸先生的
作品，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诺贝尔文学奖第四原则：“为中文小说和戏曲开辟了新路”。如果说高行健先生“为
中文小说和戏剧开辟了新路”，必然有大量作家模仿高行健的写作技法，这才能作
为开辟了新路的证明。《红楼梦》出世后，有多少人模仿曹雪芹的笔法写《续红楼
梦》、《后红楼梦》？同样金庸先生独创了的武侠小说一派，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
后，直到现在还有人不停地模仿金庸的笔法写新派武侠小说。金庸先生才当之不
愧地可以称为“为中文小说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一个中
国作家模仿高行健先生的写作技法写小说，怎么可以用完成时态说“为中文小说开
辟了新的道路”？如果使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写法就算开辟了一条新路，那么中国小
说界每年都要开辟成百上千条“新路”，这样的“新路”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可言？
所以“为中文小说艺术开辟了新路”这句话只有金庸先生才当之无愧。
对照诺贝尔文学奖的“四项基本原则”，不难发现金庸先生是中国作家中最接近这
“四项基本原则”的，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或条件，诺贝尔文学奖是应该
授予金庸先生的。可是最符合诺贝尔精神的金庸先生却没有得奖，怎能不让人感
到遗憾和不满呢？
瑞典有一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
委，而且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员会中唯一懂中文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其
他成员不懂中文，因此只好全权委派马悦然先生按照诺贝尔的“四项基本原则”，
在中文作家中寻找一位最符合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条件的作家。这样中文作家的诺
贝尔文学奖就基本掌握在马悦然的手中。
诺贝尔文学奖最后由瑞典皇家学院的18位瑞典人评委投票（其中6位组成诺贝尔
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决定候选人名单）。虽然最后要进行投票，但其他评委对中国
的情况了解不多，怎么能知道中国哪位作家的作品最具有普遍价值？其他评委对
中国文化所知不多，怎么能知道中国哪位作家最具有洞察力？其他评委不能阅读
中文原著，如何能看出谁的语言技巧最高？其他评委对中国文学界的情况几乎不
了解，怎么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小说戏曲的新路？所以其他评委基本全靠听马悦然
的推荐，他说谁就是谁，投票不过是一种形式。尽管其他评委也要看几部中国文
学的翻译稿，但除了马悦然推荐上去的几篇翻译作品外，他们又怎么能看到推荐
以外的作品呢？
这样马悦然先生一人就把持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人选，这时他有两个选
择：一是主观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中文作家；二是客观按照诺贝尔
文学奖“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寻找一位真正符合诺贝尔原则的中文作家。可惜
马悦然先生选择了前者，只推选自己喜欢的作家，自己不喜欢的一概排斥在外。
中国早就把这种霸道的官场作风，归结为一句精辟的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
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人们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诺贝尔评委会给高行健先生的评语，与高行健先生
作品的风格非常不符。如果客观地给高行健先生作个评价，应该是：“高行健的作
品具有独创性，追求个人的自我价值，将可能为中国的小说和戏曲开辟一条新路。”
可是诺贝尔评委会偏偏给高行健先生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评价，硬加入高先生不
存在的普遍价值，把高先生将有可能开辟的新路，用完成时态说成是已经开辟了
新路。难道我们不应该思考一下这样的怪事吗？
有人说诺贝尔奖是瑞典的，中国人无权过问，这话有些问题。任何不公开的黑箱
操作，总要滋生腐败。以前国际奥委会搞不公开的黑箱操作，产生了严重的腐败，
在人们的指责批评下，奥委会终于进行了体制改革，开始搞公开化和透明操作。
诺贝尔评委会的不公开黑箱操作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也到了应该改革的时候
了。
2000年10月18日写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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