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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与犹奸的命运
林思云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有大量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这些人被称为“汉奸”。
同样在欧洲的纳粹德军占领区，也有大量犹太人与德国人合作，这些人被称为
“犹奸（CAPO）”。有中国人说：“为什么抗战打了八年，就是因为汉奸太多。”
同样也有犹太人说：“为什么犹太人被杀了600万，就是因为犹奸太多。”战后
中国政府有审判“汉奸”的运动，战后以色列政府也有审判“犹奸”的运动，但
汉奸和犹奸的命运却完全不同。
所谓犹太人是一群信仰犹太教的教徒，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说的“人种”，
没有肤色、发色等身体外观的特征。虽然犹太人的正统语言是“黑卜拉语”，但
全世界1300万犹太人中，大部分并不讲“黑卜拉语”而讲居住国的语言。根据犹
太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是否成为“犹太人”，根据以下两种情况判定：
一、由犹太人母亲所生的人（因为父亲不能100％地断定他妻子所生的孩子一
定是自己的孩子）；二、从其它宗教改信犹太教的人。根据这个定义，由犹太人
的父亲和非犹太人的母亲所生的人，并不是犹太人，要经过改教洗礼手续才能成
为犹太人；三、一个犹太人改信其它宗教，就失去了犹太人的资格。
一个人（比如中国人）要想成为犹太人并不难，只要改信犹太教即可，以前
男性入犹太教时要进行“割礼”，现在“割礼”已是可有可无。主要是成为犹太
人后的严格清规戒律，让许多人对犹太人望而止步。犹太人不能吃猪肉、虾、蟹
等，星期五日落前到星期六日落前是“安息日”，不能作任何事，日历要使用犹
太历，过犹太历规定的各种节祭日。现在犹太人散住世界各地，居住在美国的犹
太人最多，约560万；其次是以色列450万，俄罗斯 60万，法国52万，英国30万
等等。
二战后国际法庭宣判被纳粹德国杀害的犹太人有600万之多，但这个数字不仅
包括在集中营中直接被杀的犹太人，还包括德军占领期间受迫害而饿死、冻死、
病死的所有犹太人。因此战后德国的一些右翼分子对国际法庭的宣判大为不满，
声称被害600万人是一个被大大夸张的数字，实际上被害的犹太人只有几十万人。
按照现在全世界各地共有犹太人1300 万的总人口来看，当时有600万人被杀的数
字似乎是偏大了一些。
不管被害者600万人这个数字是不是有“水增”的嫌疑，二战期间各地的犹太
人收容所中，有百万以上犹太人被杀应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这个杀人“工
程”也是巨大的，首先要在德占区检举搜查出犹太人，然后把他们送到收容所监
禁，再送进毒气室杀死，送入焚尸炉烧化。如果这些工程全部由德国人来完成的
话，至少要调用数十万人。但在事实上，检举、监禁、杀人、焚尸等一系列屠杀
工作，绝大部分都是由犹太人自己完成的，这也可以作为德国人做事非常讲究
“效率”的一个证例。
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一个地方后，就成立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犹太人自治会”。
“犹太人自治会”下建立一个犹太人警察组织，犹太人警察负责检举揭发犹太人，
然后再对检举出的犹太人进行挑选：有劳动力的送入工作集中营，让他们在残酷
的劳动中逐步死亡；没有劳动力的送入死亡集中营，直接消灭肉体。与一般的犹
太人不同，“犹太人自治会”的成员和犹太人警察受到特别的待遇，不仅在食品
供应等物质方面享有优待，而且还有到各地自由旅行的特权。
同样在犹太人集中营中，看守、监工等看管工作也主要由犹太人担任。每100
个犹太人组成一个“组”，每1000人组成一个“区”，每10000人组成一个“营”，
组长、区长、营长等职务都由犹太人担任。这些犹太人“看守”被授予极大的权力，
不仅可以任意打骂体罚一般的犹太人，甚至可以随意处死犯人。二战期间各地的犹
太人集中营尽管生活环境异常恶劣，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暴动，这主要还要归功
于那些“尽职的”犹太人看守。
德国战败后，与德国人合作的“犹太人自治会”成员、犹太人警察、犹太人看
守也纷纷逃散，一些人逃到西方诸国定居，另一些人则随犹太人难民一起逃入以色
列。以色列建国后，就不停有人报告发现了当年的犹奸，要求政府当局逮捕和处罚
这些犹奸。可是当时以色列并没有处罚犹奸的相关法律，被检举出的犹奸们在讯问
后就不得不立即释放。
1950年8月，以色列国会在国民的要求下，发布了“纳粹及纳粹合作者处罚条例”，
开始正式惩处犹奸。但同中国惩处汉奸的规模和刑罚程度相比，以色列的犹奸惩处简
直无法相提并论。以色列的“纳粹及纳粹合作者处罚条例”公布后，总共只有40多个
犹奸被判刑，其中除了一个直接杀死8个犹太人的犹奸被判无期徒刑外，其它犹奸只
判了2年到7年的轻刑，最著名的案件是原“犹太人自治会”的警察局长布劳特案件。
布劳特原是一个犹太人音乐家，德军占领后他与德军合作，担任“犹太人自治会”
的警察局长。检举人告发布劳特在担任警察局长期间，为了博得德国人的欢心，有意
多送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是间接杀人犯。地方法院最初判布劳特15年徒刑，布劳特
不服，向以色列最高法院起诉，最后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决布劳特无罪释放。
为什么犹奸布劳特被无罪释放？以色列法院的法官是这样解释的：“求生是人的
最起码本能。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而出卖组织、出卖朋友、出卖他人，尽
管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非道德行为，但也不能构成犯罪。我们处罚罪犯时，必须把我
们自己也放在同样的环境来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当时如果布劳特不与德国人合作，
那就意味着放弃‘生’ 的机会而选择‘死’。假如我当时处在布劳特的位置，我也
同样会选择‘生’的机会与德国人合作。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到我们自己不能做到的
事。”
西方人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事，而中国人却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不能做到
的事，这恐怕就是中西文化的最大区别之一。按照犹太人的标准，国民政府判处周作
人这样一位手上没有直接血案的文官14年徒刑，无疑是太严厉了。
在中国审判汉奸时，因为“贪生怕死”而与日本人合作，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罪名。
那些审判汉奸的法官们，自己并不能做到“杀身成仁”，同样因为“贪生怕死”而逃到
大后方。而这些“贪生怕死”的法官们，却毫无羞愧地指责汉奸“贪生怕死”，要求别
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
也是出于这个考虑，西方人对出卖组织、出卖朋友的叛徒异常宽容。西方人认为：在
严刑拷打、生死关头选择招供叛变、苟且偷生，是人的最基本人性。尽管叛徒不是值得
提倡的行为，但叛徒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国人却完全不能理解叛徒，如果有人解释自己
是为了活命才叛变的，也完全得不到中国人的宽容。尽管自己能做到舍身取义的中国人
并不多，可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叛变行为还是深恶痛疾，决不宽容。
西方人对投降官兵也十分宽容。在没有打胜可能的情况下，选择投降苟且偷生也是被
大家理解的行为，没有人指责投降官兵为什么不为国家战斗到死，为国尽忠。日本人则
是另外一个极端：日本军官要求士兵为国家战斗到死，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能投降，但
日本军官自己也同样为国尽忠。建议用飞机撞毁敌军军舰“神风自杀攻击”的日军中将
大西，在日本战败时也切腹自杀，日军中没有出现军官要求士兵死战，而自己却临阵逃
生的情况。
中国军队却是另一种情况：中国军官情绪激昂地要求每个士兵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
甚至用督战队逼迫士兵冒死进攻，可是一旦战况不好，军官们就扔下士兵率先逃生。美国
军官做不到为国家战斗到死，也没有要求士兵战斗到死；日本军官要求士兵战斗到死，自
己也同样战斗到死，美日军官都没有要求士兵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而中国军官却可以要
求士兵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他们在要求士兵们选择战死的同时，自己选择逃跑的生路。
虽然美国人容忍投降，却不能容忍逃跑，对临阵逃跑开小差的官兵处罚极严。军官带领
士兵一起投降，不会因此负叛变投敌的投敌罪；可是如果军官丢下士兵自己逃跑，即使没
有向敌人投降，也是可判死刑的极重失职罪。相反中国人看来，军官带领士兵投降的投敌
罪，要远大于自己逃跑的失职罪，所以中国军队的逃跑现象特别严重。
不仅在投降叛变的问题上，中国人还在其它很多问题上也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
事。常见的就是中国的领导要求群众克己奉公，自己却走后门占便宜。有时领导还会给部
下发出必须按期做到的“死命令”，最典型的就是“限期破案”。
我们经常在小说电影里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大型恶性案件出现后，皇帝或将军的龙颜大
怒，甩下死命令：“限三天破案，否则提头来见。”这些人下命令时就没有想过，如果自
己去破案的话，三天能破得了吗？可是中国人却不管这些，硬要别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
下级在上级的逼迫下，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不掉，只好胡乱找一个替死鬼顶罪，这也是中
国历史上冤案特多的原因。这次石家庄爆炸案，中央震怒，传出命令，限一个月破案；省
领导为了应付中央，又传出命令，限半个月破案；局领导为了应付省领导，再传出命令，
限一星期破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不出冤案？
从中国人对汉奸的愤恨，到犹太人对犹奸的宽容，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出发点是何
等的不同。中国人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也是中国人喜欢说一套做一套的心理因
素。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低，对别人要求很高，宽待自己苛求别人的民族，怎么会产生团结
力和向心力？
2001年5月7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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