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一）
林思云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
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
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
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
烦。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
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
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
解，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的历史走
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应该考虑还汪精卫的本来面目，
重新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
要为汪精卫写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小传还有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汪精卫
的资料十分匮乏，人们似乎都极力避开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怕给自己惹来各种麻烦。
198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
传》，黄美真的《汪精卫传》，秦亢宗的《走向深渊》等。但中国出版的书都有一个
共同的问题，就是有意识地贬低丑化汪精卫，写书的重点放在猎奇和艳史方面，不
是严肃的人物传记而近似于野史小说，真实性有很大的疑问。
日本也有不少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铭的真实》，杉森久英的
《汪兆铭传》，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的回想》，特别是亲身参加过汪精卫和平运动
的松本重治写的回忆录《近卫时代》和《上海时代》，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
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与中国的资料相比，日本有关汪精卫的书籍比较严肃，
基本没有凭信性很低的猎奇艳史部分。因此这篇《真实的汪精卫》以日文资料为主，
中文资料为辅，力争做到求实客观。
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分来写：第一部分、
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一部分之一、为了革命奉献一切
1893年5月4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借字，原字是
左王右叔）家里，又新添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
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取名叫汪兆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
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
兆铭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8、9岁时，就基本可
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
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
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
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13岁时，母亲病逝，
14岁时，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
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
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
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
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
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
特别有现实意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
欧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
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
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
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介石母校）。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
取人数为50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
的资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
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
1904年9月，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
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
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
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
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
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
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
在课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
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
的爱国心，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
到1905年，仅仅在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1万余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
前的规模。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使日本成为中
国革命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
的革命党。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
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保皇党在
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但在日本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并不喜欢保皇党
的渐进稳健主张，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激进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
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
“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
的“华兴会”势力最大。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
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
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
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
起拜访孙中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
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由于当时
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
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
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
出来没有见过面。
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黄兴紧紧握着孙中山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时
黄兴32岁，孙中山40岁。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两
人语气强硬，各持己见，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后黄兴破颜一笑说：“孙
先生，我服你了”，两位革命巨星终于达成了联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党
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
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
议部、司法部。汪兆铭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
的影响力，那时汪兆铭才22岁。
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
报》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
稚晖等人。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
铭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
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
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民报》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新
民丛报》，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派的改良主张论战为主，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1906年6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在260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绩
名列第二。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后，有归国服务的义务，同级的大部分同学
纷纷归国。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决定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由于逾期不归就
没有了公费资助，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幸好汪精卫日语较好，找到了一份翻译
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
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
革命行动持同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
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活动进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
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态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出国。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
精卫已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
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
钱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
常爱读《民报》，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
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
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
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1908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
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
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
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
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
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
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由于两
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
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
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
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
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
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
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
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
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
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
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1908
年7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
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
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
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
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
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
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
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
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
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
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
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
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
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
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
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
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
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
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
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
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
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
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
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
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
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待续）。
2000年5月16日写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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