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书屋 : 网友文集 : 芦笛 |
芦笛杂文集
芦笛
返回目录: 芦笛杂文集
下一页: 沸腾的时代，欢乐的童年（一）
人生第一课（一）
──《黑崽子》摘译
芦笛
大战钢铁的歇斯底里冷却后，学校又恢复了正常。我回到学校后，发现班主任换了人。
新来的班主任姓吴，中等身个，中等年纪，脸庞瘦削，显得眼睛很大。与一般女的不同，
她的脸庞的轮廓虽非刀砍斧削，却也线条分明，显出一种阴柔与阳刚相调和的美。她生
起气来时便瞪大了本来就大的双眼直视著你，深灰色的眼睛隐隐闪出钢铁的光泽，让你
不由得从心里怕出来。她的头发极浓密，在头上盘成个大发髻，偶尔在髻顶上别上个蝴
蝶夹子。她走路既快，步子又有弹性，蝴蝶夹子便在头上一跳一跳的。她教过的学生都
怕她怕得要命，我不久便发现这害怕是何等有理。
如同一个新登极的女皇，吴老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解散两个内阁，重新组织它们。这倒
毫不足怪，每个新来的班主任都是这麽做的。与众不同的是她让班上的头名好汉和他手
下的几个弟兄入了队，旋即提拔他做了中队长。他的任务就是维持课堂秩序，确保象我
这样的调皮鬼不敢捣蛋。
这的确是宫廷政治的天才大手笔。直到如今，学生干部们从来是既听话，成绩又好的主。
（在中国，“听话”从来被认为是孩子们的最高美德。说给某家长的最好听的恭维话，
便是称赞他的孩子“乖”。）这些班干如同班主任的耳目与爪牙，及时通知她班里发生
的一切事情。作为回报，老师便赏给他们以各种荣誉与职位。一般来说，一个干部从小
学便开始了他的政治家生涯，一直到他进入地方或是中央政府，去扮演类似西方文官
（civil servants）的角色。这种人事制度的设计，保证了一个有原则或有个性的人决
不会被选中。要当干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能揣摩上峰的意图，只说他想听的话，只
做他喜欢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见风使舵、窥测大局的能力，毫不犹豫地牺牲任
何人包括他的上司（正如在文革中普遍表现出来的那样，对“走资派”下毒手的人不是
群众，正是他们原先的宠儿们），以赢得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的那一派人的欢心。如
同中国谚语说的，他们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人。
然而头名好汉和他的弟兄们却不是那样的主。他的成绩既不好，做人也不乖觉，唯一的
长处是他的功课不是一般的糟。为此他留了好几次级，因而变成了班里最大的学生。就
在几周前，他还和我在同一条船上，被王老师川流不息地痛骂，现在他却突然摇身一变，
成了每个人的上司。
他以百倍的热情来扮演这个新角色。很明显，这突然降临的巨大荣耀唤醒了他沉睡多年
的荣誉感。他停止逃学，停止在课堂上捣蛋，并且使用武力来防止别人这样做。他非常
明白自己的拳头的威力，并且知道怎样充份发挥它来教训我这样的顽童。一次他用半截
砖头把我的整个肩头染成青的；又一次他飞起一块鹅卵石击中我的肚子；再一次他一拳
就把我发射出去飞进灌木丛；还有一次他竟然用气枪子弹击中了我的脖子！每次我奋起
抗暴都给打得落花流水。对於我来说，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要想打败他是再也休
提。十多年后我俩再度重逢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年的巨无霸原来却是这
样一个矮小、孱弱、猥琐和其貌不扬的人！如今我只用一只手，便可加倍讨还当年的血
海深仇。
文革中，我常常想起往事，发现我们班和国家竟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些被吴老师罢
官的班干们，正象毛要打倒的老干部，而头名好汉和他的弟兄们，则恰似毛依靠的非正
统的造反派。在他们的权力斗争中，我就象倒了血霉的“阶级敌人”，给夹在了他们的
交叉火网之中。
可惜我那时并不这样富于哲学思辩，没法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而从中获取安慰。我只
觉得生活变得无比凄惨，恨透了中队长那替天行道的合法暴力。更让我丧气的是，颈上
红巾再也不是一种荣耀，却成了无尽羞辱和烦恼的根源。每当我和邻居讲了几句小话，
或是一不留神睡著了，吴老师立即就要把我揪上去，站在她的课桌旁，面对全班。
“你脖子上系的是什麽？”她怒喝。
“……”
“你说话呀！开口说话！”她一把揪住我的红领巾，猛烈地摇晃著我，“你的胆子这会
儿上哪儿去了？你不是个胆大包天的害群之马捣蛋鬼吗？”
“……”
“解下来！”我的沉默更加激怒了她，“神圣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
红的！你以为象你这种人配得上它吗？你还是去撒泡尿当镜子照照，看看自己究竟有多
美！”
含著眼泪，我用颤抖的双手解下了领巾，默默地递给了她。
这之后便是无穷无尽的折磨。母亲不是个问题，她有著更多的烦心事，不会注意到我没
戴红领巾。问题是学校大门口的红领巾监督岗。他们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每个学生是否洗
过脸，刷了牙，剪了指甲，特别要检查队员们戴没戴红领巾。每次我红著脸，嗫嚅著向
他们解释我的红领巾为何被吴老师借走时，我就恨不得一头撞死。
在课堂上，我全神贯注地捕捉吴老师的一颦一笑，竭力寻找显示她怒气稍退的任何微妙
征象。随著时间流逝，悬念就变成了焦虑，而焦虑又变成恐慌。入夜，我跪在床上“拜
四方”，学著到庙里烧香的老太太们向东南西北虔诚地叩头，默默地向玉皇大帝、如来
佛、观世音、南无斗战胜佛、关圣帝君、赵子龙、花和尚鲁智深、豹子头林冲等等诸位
神灵祷告，恳请他们大慈大悲，大施法力，让吴老师回心转意，回嗔作喜，在下一次全
校队活动前把领巾还给我，免得我在全校师生面前出乖露丑。
命运偶尔也会对我微笑。吴老师会把我召到她的办公室去。她先是板著线条分明的俏脸，
历数我的一切劣迹，直到我完全相信自己的的确确不可救药，真是“搅坏一锅汤的那颗
老鼠屎”。但是，她语调一转，脸上的线条也略微弛缓，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一个人不管犯了多大错误，组织上都要尽力抢救他。现在就有这麽一个机会让
我证明自己是不是真是不可救药：区教育局要举行一次作文（或算术）竞赛，每个学校
都要派几名学生去参加。虽然她知道我根本配不上这种巨大的荣誉，但出於对我的关心
和爱护，她还是愿意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接著她便拉开抽屉，把我的领巾拿了出
来递给我。
我感激涕零，用发抖的双手多（口多）多嗦嗦地系上领巾，然后庄严地向她敬了个队礼，
没口子发誓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为学校争光，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她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勺，做出了个近似微笑的表情，连钢灰色的眼睛似乎都露出了近
乎慈祥的光芒，说道：
“瞧，你还是有希望的。好好干，啊？记住：自己的历史是自己写的。”
可惜的是，我还没聪明到能给学校争光，每次竞赛都让我弄砸了。一次作文竞赛，人家
让我写散文，我却写了首长诗；数学竞赛不是看漏了题，就是算错了式子。就这样，我
可耻地辜负了全校、特别是吴老师的厚望，彻底证明了吴老师的英明论断──作为一颗
百无所长的老鼠屎，搅坏一锅汤是我唯一的专长。
更糟的是我一直在自己的历史记录上乱涂乱画。一个礼拜六，吴老师用了全天的时间来
骂学生，什麽课都没上成。她於是决定拉下的课第二天来补。可我早就买了《沙漠追匪
记》的电影，可不想放弃那精彩的战斗故事片。於是我便仔细研究了父亲的墨宝（我对
书法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模仿他老人家的字迹伪造了一张假条，说我家原定在
星期天去探望生病的叔叔，故尔我无法再去学校，请老师谅解，是荷！（我现在也不懂
这“是荷”是何意思，只记得那时写上这两个字还挺得意的。）
尽管我自觉那条子伪造得天衣无缝，次日“灯泡”替我交上去时，却当场就被吴老师掷
下公案来（注：“公案”乃县太爷的办公桌是也。国内的教室和县衙门也差不多）。那
天到的学生还不到三分之一，敢情大伙儿都一窝蜂上沙漠追匪去了。吴老师正冲冲大怒，
“灯泡”不识起倒，贸然把假条交上去，正好给她提供了一个出气机会。她命令班委到
家里来找家长，骗局於是戳穿。我的红领巾再次被没收，而且连学籍都被“停”了。我
成了“试读生”，再有轻举妄动，立刻便要被踢出校门。
我从书本中找到了逃避之路。从小我就喜欢阅读，现在更是沉浸在小说中如痴如醉，暂
时忘却了我那半失去的学籍、吴老师那冷峻的俏脸和中队长的拳头。然而公共图书馆只
对成人开放，孩子们只能靠租书店。租一本小说得交一元钱的押金和一毛钱的租金，我
可没有这笔巨款，也不能向母亲要──为了家里的事，她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唯一可以
免费阅读的地方就是新华书店。每晚我都上那儿去站读，直到书店在九点钟关门。
然而不久我便觉得这站读并不是那麽痛快。每当关门的电铃声响起，我便觉得越来越难
以放下那本正在读得津津有味的书。更让人黯然心碎的是当你兴冲冲地从家里赶来，抓
耳搔腮地准备看下回分解之时，那本书却给卖光了。书籍开始迷住（haunt）了我，书里
的事儿不断地出现在我的梦中，不管是白日梦还是夜里梦都一样。我渴望有自己的书，
这样我就能一遍遍地读它们，爱看多少次就能看多少次，什麽时候都随我的便。我从来
没有象这样苦苦盼望过什麽东西。书本是我唯一的安身立命之处，书里活著我的偶像，
我的梦想，我的灵魂。它们是我的鸦片，我得到的越多就越想要。就象别的爱一样，我
对书本的爱最终煽起了我的决心，逼著我不择手段地去占有它们。
我开始偷书，一本接著一本。我通常从楼下拿起要偷的书，然后上楼去兜一圈，下得楼
来便携书坦然出门。这样，楼上的售货员会以为你在楼下付了钱，而楼下的又以为那是
楼上买的书。尽管我从来没有失手被擒，良心却从来没放过我。最初那占有所爱的狂喜
消退后，我就得面对心灵深处的审判。这时我就会引孔乙己的话为自己辩护，在心底绝
望地喊：“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麽？”
正如中国俗话所说：“久走黑路必遇鬼。”当我的私人藏书达到二十多本之时，这“鬼”
扮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的模样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班长。他学习成绩很好，却对同学很温和，不象别的班干那样横眉立
眼。仿效桃园三结义，我，他，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义结金兰，发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因为后死的人免不了要照顾义兄弟的遗属，大是麻烦，还不如乾
脆死了拉倒。一天他告诉我他只看过《三国演义》的小人书，没看过“字书”。我为他
扼腕不止，因为没看过“字书”就等於没看过《三国》，於是我便把“字书”慨然借给
了结义兄长。第二天他又跟我借别的书，我欣然从命。没上一个月，他就借走了我的全
部贼赃。当我向他讨还《说岳全传》时，他却告诉我借去的书一本都没看完，因为那是
用“古文”写的，他看不大懂。我微觉奇怪：借那麽多书去却一本都不看，这算是怎麽
回事儿？不过我也没多想，只是告诉他，我所有的书都让他一本不剩地借走了。
第二天吴老师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所有的贼赃都整整齐齐地码在她的桌子上。
“说，这些书怎麽一本都没盖售书的图章？”她冷冷地问我，冷俏的脸上毫无表情，只
有那双大眼睛闪烁著隐隐的光泽，彷佛钢枪上的烤蓝。
我的头嗡的一声，旋即便投入了疯狂的运转：我需要一个天衣无缝的谎来拯救自己的皮。
（注：“救自己的皮”是英文表达方式，但我很喜欢，所以便直译了。）新华书店在卖
出书时都要在封底盖上个章。那些书我都全用旧报纸包了皮，可现在它们全都玉体横陈
地赤裸裸地躺在那里──结义兄长除去了我施放的烟幕屏蔽。
过去看的反特电影和小说这时便出来帮忙了，我即兴发挥，捏造了一篇短篇小说。一天，
我回忆说，我在书店里站读得正起劲，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非常喜欢那本
书。我点了点头，他就掏出钱来给我买下了那本书，说是作个礼物送给我。他拍拍我的
脑袋夸奖了我一番，说他巴不得自己有个孩子象我一样地爱看书，接著又问我以后还想
不想要书。我说当然想。他就让我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到电影院门口去找他。每次去
他都要给我一两本书。一开头我高兴得没注意，但最后还是发现他给我的书没一本盖过
章。当我问他时，他说那是集体买的，所以不必盖章。我越来越怀疑，最后就告诉他我
父母想见他，他也答应了，不过说那晚有事没法去我家，让我第二天晚上再去电影院门
口见他，然后我再带他上我家去。第二天我如约而去，他却没有来，而且以后再也没露
面，虽然我还是每个礼拜六晚上都上那儿去找他。
接下来我描述了他的外表：他中等年纪，中等身个，穿著毛呢中山装，戴一副墨镜，嘴
里有两三个金牙。他还有个习惯：尽管鼻子上什麽脏东西都没有，却常用手绢去揩鼻粱。
我最后用一个天真无邪的问题结束了我的神话故事：
“但我真不明白，吴老师。他是个小偷，对吗？可他为什麽偷了书却拿来送人呢？”
“那是因为他想把你拉下水，那就是为什麽！”我顿时如释重负：她信了我那恬不知耻
的弥天大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罪犯，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说不定还会是美
国间谍！一定得马上报告公安局！”
接下来的那几天，我被各种各样的人走马灯似地审问过来：教务处长、校长、新华书店
的保卫干部、公安局的侦察员，等等，等等。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个神话，重复到后
来连我自己都几乎要相信了。我把那个侦察员带到某家电影院门口，告诉他那就是我和
那个“特务”接头的地方。他一般是从哪个方向过来，又从哪个方向离开。侦察员叔叔
把我的话一一记录下来，还在笔记本上画了个大致的地形图。我相信直到今天，他们大
概还在那儿布下天罗地网，准备抓那个狗特务。我还把一本《破庙里的秘密》交给了侦
察员叔叔，虽然那书是我用攒下来的早点钱买的，我却告诉他是那个狗特务送给我的见
面礼。他郑而重之地收下了，还给了我一张收条。我不知道他们拿那本破书去干什麽，
也许是去作指纹鉴定吧。
就这样，他们全都傻乎乎地照单全收了我的天方夜谭。我不但没给送去劳教，甚至也没
给学校开除。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滑脱了，全身的宝皮安然无恙。一直要到几十年后，
才有一群热血爱国青年发誓完成先辈未竟之业，在网上痛剥驴皮。
如今回首往事，我不能不惊讶：这麽多的成人，其中还包括了职业侦探，竟然看不穿一
个小孩的鬼话！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全都生活在官方宣传造成的疑神疑鬼
的气氛中（lived under the spell of a witch－hunt atmosphere that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had created）。我从电影和小说中借来的那个特务的形象，和他们心目中
既有的滥套一拍即合，丝丝入扣，所以他们不能不相信。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成年人倾向
于低估孩子编造一个既复杂又头头是道的谎言的能力。尤其当这谎言是用“引而不发，
跃如也”的方式诱导他们去作出自己的结论时，他们便毫不踌躇地跳下了陷阱。
不过我还是深刻地吸取了教训，我此后再也没偷过东西。除了文革期间为了抢救文化从
图书馆里偷过书，我此后看过的书（不包括现在写的这本）都是借来的。另一方面，我
的操行却毫无改进，吴老师的耐心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一天她在班上宣布对我实行“孤
立”，从此谁都不许和我讲话，禁令由中队长负责监督执行。
这以后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旦夕之间，我不胜惊骇地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幽
灵。我坐在教室里，没人跟我说话，我走了出去，没人跟我玩。周遭是一个喧闹的世界，
充满了欢笑、尖叫、哭喊和咒骂声，然而这一切都与我毫无相干。彷佛在最可怕的噩梦
中，我给困在一个透明罩子里，无法走进眼前的真实世界。孤独、困惑、自怜、恐惧、
自卑、自责、懊悔、憎恨、酸楚、恼怒、挫折感、自我贬低……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汇
成了滔滔巨流，在我心头汹涌泛滥，彻底地冲垮、压倒、淹没了我。在课堂上，我死死
地盯著吴老师，默祷她来骂我，但她根本不理我。就是偶尔向我这个方向望过来，她的
目光也总是笔直地横扫过去，彷佛穿过透明的空气。有一次中队长忘了禁令又向我挥起
老拳，我感激得几乎拥抱了他！
这段人生经验在我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痊愈的创伤。多年后当我读到前“右
派”白桦“难为阳世鬼，羞作阴间人”的诗句时，泪水不禁湿润了我的眼睛。我知道需
要多少血泪才能结晶成那几行简单的诗，尽管我从来无幸变成“人民的敌人”。
就在精神濒临彻底崩溃之时，我却奇迹般地得救了，这次是吴老师新近挣来的名声拯救
了我。她的“抓纲治国”的英明方针使我们班大治，如今所有的学生都如圣贤一般不苟
言笑。我们班不但成了全校的模范班，而且成了全区唯一的“红领巾班”。为此，其他
学校将派老师来观摩她的教学，而她需要几个学生在贵宾前应答如流。中队长那样的新
贵们帮不了她的忙，於是我这个“限制、利用、改造”的对象便再一次获得赎罪机会。
“孤立”令於是取消，我的“人籍”又恢复了。
可惜上天注定了我就是个倒楣蛋。每当事情有点转机，我就要把它弄砸。寒假刚过，我
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学校去出风头。我现在无比珍惜与同学的接触权，非常想让他们佩服
我。我向他们出示了我的杰作，那是经我加工过的一本小人书。我天才的手笔点石成金，
让那本极度乏味的破书变成了搞笑杰作。在一幅图画中，一个角色弯下腰去闻另一个角
色放出来的屁；在另一幅中，一个角色端起手枪，一枪正中另一角色的屁股，如此等
等。
杰作引起了预期的轰动，同学们把它带到了开学典礼的会场中传阅，引起阵阵哄笑。附
近的班干给惊动了，他没收了那本小人书，把它交给了吴老师。
一散会我就给召到吴老师的办公室去。尽管我是那儿的常客了，这次还是一进去就给那
沉重的气氛吓住了。
“这是你干的？”她把那本书扔到我面前，大眼睛喷出道道怒火。
“是。”
“这是什麽人？”她指著端著手枪的那个家伙。
我仔细看了一眼，刹那间只觉得脑袋挨了拳王阿里的重重一击：那家伙是个地主，而屁
股挂彩的是个干部！
“你…你…你这个反革命！…”她气得连话都说不利索，白净的脸涨得比我的领巾还要
红，单薄的身躯微微发抖，胸膛剧烈地一起一伏。
我只觉得天塌地陷，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耳畔响起那震耳欲聋的《镇压反革命》的雄壮
乐曲。透过迷离的泪膜，我依稀看见自己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前面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
军乐队的大喇叭，两旁的人行道上孩子们欢呼雀跃。
两名班干架著我出了办公室，我全身瘫软成了一滩泥，他们一放手我就倦缩在地上，全
身剧烈地颤抖，裤子给尿湿了。我的可怜相丝毫没有软化吴老师的铁石心肠，她派出班
干去找我的家长来：我给开除了。
母亲气急败坏地赶来时，吴老师正在班会上教育大家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在和人民的
敌人斗争时要立场坚定，不要象芦某人那样丧失立场，迷失方向。母亲恭候在走廊上，
听到的片言只语让她越来越著急。会议总算开完了，吴老师走了出来，母亲赶快陪著笑
脸迎上去。
“老师，”她怯生生地说，“我也知道这孩子不成器，我一定好好管教他，不过……”
她再没机会说完那句话。吴老师的感官根本就没有察觉母亲的存在，彷佛母亲也是一个
看不见听不到的隐身人（也许这是我们家的遗传病）。她大马金刀地从母亲面前走过，
仿佛威武的巡洋舰轰轰驶过小小的破渔船。她俏丽的发髻高高扬起，顶上的蝴蝶夹子随
著她那急促而有弹性的步子上下跳动。
如果不是母亲在区教育局里找到一个远亲，我的教育便从此打上了休止符。一旦被一个
学校开除，便等於被中国所有的学校开除，今天老芦就没有本事来写这本书，而爱国青
年们也就省去了剥驴皮的麻烦。多亏那位远亲的过问，前度芦郎便在被开除三周后又卷
土重来，灰溜溜地再去当他的“试读生”。尽管如此，吴老师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久
的纪念品。她在我的毕业鉴定里写道：“该生政治立场不坚定，大是大非观念极为模糊，
有犯政治错误倾向。”这些话对於我来说是过于艰深，只知道那大约不是什麽好话，因
为大人们读后都显得忧心忡忡，皱眉长叹。
我带著深仇大恨离开了学校。对吴老师，我是既恨又看不起。我忘不了她自己作为教师
的品行。在每次“观摩教学”之前，她都要和我们反复排练，把她要问的问题和标准答
案都写在黑板上，让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等到正式表演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举手，就
连中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也得这样。吴老师反复强调，不管会不会，所有的人都必须举手。
“别担心，”她笑著向大家解释，“我知道点谁起来回答。不会的人举了手也不会给叫
起来的。”每次考试前，她都要布置大量的习题，把所有的人都关在教室里，不做完、
做对不许走。对中队长和他的弟兄，她就提供标准答案，要求他们背下来。等到考试那
天，我总是发现所有的考题都包括在头天的练习中。这些行为和她平时教育我们要诚实
完全相反。她是一个骗子，我在心里愤愤地骂，一个脏而又脏的脏骗子！
不久我就痛痛快快地复了仇。新学校里有个公用电话亭，供师生免费使用。那是我第一
次接触到那个现代发明。在那个时代，电话和小车还供在我党的神龛上，只有高干才拥
有。对於我和我的顽童新朋友们来说，那绝对是一个让人风魔的魔术玩具，光是拿起听
筒来，听到里面的嘟嘟声就足以让你神迷心醉。拿著话筒，恐怕没有哪个凡人不会觉得
自己的身价骤然高了十倍。象电影里的指挥员似的，我们用一种坚定果决的口气说话，
彷佛每句话都会改变历史的行程。而且答话一方总是那麽彬彬有礼，让人不能不飘飘然
──作为神憎鬼厌的顽童，我们只见过大人的白眼和怒容，只听到过恶声恶气的毒骂。
我们玩那个魔术玩具玩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一开始，我们只是打到问讯台去问时间，打
到气象台去问天气，打到电影院、剧院去问他们的演出节目。等到用完了这些话题和顾
客，我们便冒充某单位打到电影院、剧院去包场，冒充气象台打到砖瓦厂去通知他们“9
到11厘米的大雨”立刻就要降临（那时我们以为砖瓦在户外生产），最后便用电话这个
新式武器来和敌人算旧账。
我的新朋友全是和我一样的顽童，没谁对原来的班主任一往情深。於是当有人提出复仇
之时，所有的人都热烈相应。为防对方认出口音，我们便结成“一帮一，一对红”，互
相为对方报仇雪恨。
按朋友给我的台词，我打电话到某小学找到某位彭老师。她来接电话时，我便严正宣读
台词，管她叫“彭大肚”，又问她发射了多少枚鱼雷，扔下了几许炸弹。可怜的彭老师
满头雾水，一直提醒我，她们那儿是小学校，不是兵工厂。我肯定打错了号码，她说，
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不宜在普通电话上随便乱讲。她不知道因为她曾一度怀孕生孩子，
就让班上的男生们秘密地叫作“轰炸机”、“鱼雷艇”。在那时，结婚、怀孕、生孩子，
在我们心中都是世上最丢人的事儿。
我的台词与军火无关，却更恶毒。我的朋友打电话找吴老师，但她在课堂上，没法来接
电话。我让朋友继续讲，告诉那个接电话的人，吴老师两口子都是国民党狗特务。在我
的心目中，“特务”是最高级的骂人话，远远超过她赠给我的“反革命”桂冠。她的爱
人虽从未谋面，但我曾听过高年级的校友讲，说他在“肃反运动”中给逮捕了，吴老师
和他离了婚。
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在母校的大门口，我让两位老师给截了下来。他们冷冷地告
诉我，他们完全知道是谁打的那些电话。公安局已经调查了这个案子，决定逮捕我和我
的朋友们。不过作为我过去的教师，他们不忍心看我去蹲大牢。因为他们苦苦为我求情，
公安局才同意放我一马，再给我个机会。是去蹲大牢，还是重新做人，现在就完全取决
于我了。
我吓得魂飞胆裂，马上通知了我的朋友们，立刻停止了我们的恶作剧。在以后一年中，
我从未走进以电话亭为中心的一百米的半径内。回家的时候，我总是明智地选择“四渡
赤水”的迂回前进路线，确保自己距母校的距离决不小于两百米。我和那位侦察员叔叔
谈过话，我知道他一定画下了我的归家路线图，一定在哪儿布下了罗网等我自投。所以
我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榜样，很少重复同一条路线，让他们摸不到我的行动规律。
然而我的噩梦并未成真，仇恨也逐渐淡忘。上高中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吴老师的名字。
她似乎越来越红，成了劳模。那报上登了一篇有关她的先进事迹的长篇报道，配以一张
照片。那是在课堂上摄的，她面对著学生慈爱地微笑，面对著如林般的高举的手臂。
1968年我又一次见到她。那时正是武斗高潮，不想送命的学生们闲得难受，便到处探亲
访友。当年的老同学约我到她家里拜访她，我便跟著去了。
多年不见，吴老师大致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只是略微有些发福，脸庞的轮廓弛缓了许多，
头上也点缀了星星点点的华发，看上去再不复当年的精明强干。最明显的变化是她那钢
灰色的大眼睛里的隐隐闪烁的游光熄灭了。如今她看著你的时候，只是依稀透出一种疲
倦的感觉，再不会让你胆战心寒。
大家坐定不久，她就开始告诉我们自己在文革早期受的迫害。她说她被工作组定成“反
革命修正主义学术权威”、“黑劳模”、“牛鬼蛇神”和“国民党特务”。
“我什麽都承认了，但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她悲伤地泣诉道，“劳模，权威……
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又怎麽知道我是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呢？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尽一
切努力培养革命接班人呢……说我是国民党特务？不！这不是事实！从来不是事实！我
连国民党都没入过，怎麽做特务？但他们说我过去的学生曾经打电话来揭发过，革命小
将说的，怎麽会错？把我隔离起来那天，我就跳楼自杀，摔断了一条腿，还几乎瘫痪了
……”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断续的抽泣变成了号哭。她把头埋在桌子上，肩头一耸一耸地抽动，
屋里充满了她那令人断肠的响亮的哭声。同学们都在同情地叹息，却没有谁能找出什麽
话来安慰。大家都是过来人，知道吴老师受过什麽样的非人的罪。
突然间，她停止了哭泣，抬起头来死死地盯著我。她那泪光盈盈的大眼睛又闪出了熟悉
的光芒，无情地刺穿了我的灵魂。
“那个诬陷我，坑害我的人，”她一字一顿地沉重地说，字字掷地有声，“就坐在你们
中间！”
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记那双充满绝望的控诉的眼睛。在我的余生，它们将永远永远
沉重地压在我的良心上。如果吴老师真的自杀了，我不知道我将怎样活下去。与此同时，
我却不能不在这疯狂荒诞的闹剧和悲剧后面体味出沉重的黑色幽默：几年前，她因为顽
童的胡闹把这个顽童打成了“反革命”；几年后，当局却又根据同一顽童的胡闹把她打
成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特务”！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我们师生二人，其实都是那个她
帮著制造出来的福伦肯思坦的牺牲品。不过，也许还是这样最好。
返回目录: 芦笛杂文集 下一页: 沸腾的时代，欢乐的童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