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脸谱文化”
──丑陋的大陆人之十二
芦笛
据李志绥大夫回忆，毛泽东说中国有两大国粹，一是中医，一是麻将。麻将老芦一窍不
通，要写杂文，只有请芦娘子来。在老芦看来，咱们的两大国粹，一是中医，一是传统
戏剧艺术。说是国粹，其实也就是“活化石”的意思。您当然不会指望博物馆里的恐龙
下蛋，同样的道理，中医早就让千年前的张仲景“盖了帽了”。不仅别再指望后来人中
有谁能超过华陀、叶天士，而且无论再出什麽高科技，跟咱们的这个国术都毫不相干。
这正如人类已经登了月，书法家用的仍然是蒙恬发明的毛笔和蔡伦发明的纸张。
“国粹”的另一层意思，是说那是咱们的土特产。的确，没有什麽别的东西能够比这两
样国技更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点。中医体现了咱们独有的“模糊思维”，而传统戏剧体
现了咱们的“没有思维”。
当年老芦在乡下想逃避劳动、加入伟大的“赤脚医生”的行列，恶补了几天中医，顿时
叫苦不迭，如堕五里雾中，不辨牛马，觉得还不如“修理地球”来得快活。看的那点东
西，跟自己习惯了的西方逻辑思维方法完全是方凿圆枘，格格不入，其中竟没有一个可
以称之为严谨的逻辑概念。例如所谓“五脏六腑”，彷佛是指器官，似乎却又指功能。
忽而器官，忽而功能，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若轻纱薄雾，似回风流雪。所谓“三焦”
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既是脏腑之一，却又可囊括脏腑于其中。而“天人感应”论用到人
体上也给人一种开玩笑的感觉。体内的“风”（如曹操著名的“头风病”），似乎也就
是自然界的风，所以“风性善行而数变”，中了“风”，肢体就会象风下的树叶一般哆
嗦。最令人头大的，是它其实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所以科学所要求的“实证性”、
“可重复性”与“规范性”在中医里是找不到的。同样的病，西医开出来的处方一模一
样，而一百个中医可以开出一百个不同的方子。那麽多的“脉象”，据说用现代仪器根
本就测不出来。像老芦这样迟钝的人是决不可能掌握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玄
妙功夫的。
然而如所周知，中医就是起作用。中医的存在和在西方的流行，证明了康德“理性为自
然立法”的观点。虽与“实证主义”的清晰思维迥然不同，先验的模糊思维照样可以指
导临床实践。不过，因为路数完全不同，它无法与前者融合并求得发展。“中西医结合”
让中共提倡了多年，两者依然油是油，水是水就是混不起来。所以，如同汉唐文明是华
夏文明的顶峰一样，张仲景大概得永远“盖帽”下去。
比起中医来，传统戏剧更能体现咱们的民族性格。现在的年轻人少有进博物馆看化石的，
所以老芦得在这儿介绍一番。比方说，老芦今天来玩票，勾好了脸，穿上靠挂，锣鼓大
作，冲上台去。得得锵锵，得得得，锵！一个亮相，开始自我介绍：“咱家芦笛，波儿
山宛月洞人氏。年方九八，家庭出身逃亡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娶了一个浑家，只会吹
神憎鬼厌、人人亟想折而断之的芦笛。只因咱家素好爬网，说了些不凉不酸、著三不著
两的难听话，是以天怒人怨，引起公愤，要折断咱家的迎面骨，好不怕煞人也！听得街
坊祖传儒医胡青牛言讲，吃什麽补什麽，所以咱家要到街转角的农贸市场去买点童子骨
来熬汤，作未雨缪绸之计。（作举手遮目望天状）眼见得风清日朗，鸟语花香，税局和
派出所的大王爷爷们都去松鹤楼上倚红偎翠，饮酒赌钱耍子，正是：更喜小姐白如雪，
三陪过后尽开颜。老芦我正好上路，这便去也！”
这里的例子当然是胡编出来的。上次老芦自告奋勇做“汉奸”，却又有人通知“不配”。
这次去买童子骨，半道上又有人截住出示X 光片，说“芦笛无骨”，喝了骨头汤只会补
胆结石。不过，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传统戏剧的特点。人物一上场就得把CV亮出来，
不仅祖宗三代要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他是干什麽去的，当时天气情况如何，统统要介
绍得巨细无遗，免得观众犯迷糊。象西方戏剧那样通过对话间接介绍人物姓名，披露前
因后果（context），对於咱们来说是过于复杂了。至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当然就更得
用“背供”来通知观众了。看过《沙家邦》（别字，软件无此字）的人想来还记得，
《智斗》中诸人物都是直接把心事大声唱出来的。如果鬼子们看了这种东西，大概非得
犯迷糊不可：“怎麽就不怕对方听见？”其实他们还不知道这算得了个啥。阿Q 最爱唱
的就是：“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打就打吧，您哪！还大声嚷嚷怕全世界没人知道。又
不是白痴，连打都看不出来，得边挨打边听您解释这个复杂动作的高深含义。人家
“打圣”李小龙就只是发出非人类所能发出的救火车（老式的）似的声音，从来不屑解
释：“我飞起一脚把你踢！”
余生也晚，没机会看旧戏。有关旧戏的一点知识，是从《京戏剧本汇编》一类书中看来
的。以前无知，以为用如此笨拙的方式介绍人物和情节，是因为咱们历来鄙视“王八戏
子吹鼓手”，皂隶倡优是古代中国惟一受歧视的阶级，连科举考试都不许参加，所以写
剧本的人都是士大夫中的 outcast，没才气的另类。后来听了祖辈介绍电影刚传入中国
时的情况才知大谬不然。据说当时有一种营生叫做“讲电影”。电影院里专门雇佣一批
中气十足、声如洪钟的家伙，手持长竿站在银幕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向观众解
说：“这位洋太太坐在她的睡房里梳妆打扮。现在她下楼了。现在她在门外。这是她家
的洋房。这是她的洋轿车停在门口……”小芦听了这段掌故后当下悟出：传统戏剧之所
以是这个模样，是因为它是一种视觉艺术，眼睛看得热闹就行，脑子是用不上的。俗话
里管“脑袋”叫“吃饭家伙”，端的是对它的功能的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
这种不用脑子的视觉艺术的极致，就是咱们那独一无二的脸谱艺术。口头介绍的CV 转
眼就让观众忘了（眼睛是没有记忆功能的），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得象林教头那个贼配
军似的写在脸上。生旦净丑末，谁是“红五类”，谁是“黑六类”，无不标得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一片忠心、义薄云天是红脸；老奸巨滑、大逆不道是大白脸；风流倜傥、温
文儒雅是小白脸；性如烈火、刚勇善斗是花脸；公正廉明、六亲不认是黑脸；鼠窃狗偷、
滑稽突梯的是白鼻子小丑。分类如此完备，标识又是如此醒目，脑膜炎后遗症患者也不
会弄错，戏剧家们为观众想得不可谓不周到。只是他们心中装著别人，唯独却没有自己：
连角色个性都用视觉符号标明了，他们还演个什麽呢？又有何悬念可言？这种艺术，跟
画家的调色版区别何在？
这种没有思维、不用思维的艺术，其实是咱们整个传统文化的表现。大而言之，华夏文
明大概可以称作“脸谱文化”。一部《四书》里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非小人即君
子，非君子即小人。世界之大，竟没有非君子非小人、亦君子亦小人、时君子时小人的
人。同样地，女人不是贞女就是淫妇，“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历史书上也就是“忠”
和“奸”两种人在那儿不停地掐架，一口气掐了两千年。咱们的世界是一个黑白两色的
世界，不仅黑白之外的万紫千红一概没有，就连半黑半白的灰色也缺如。
这种“文化色盲”在中共治下成了“国症”。六十年代敬爱的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痛
批的各种各样的反动谬论中，有一种就叫作“写中间人物”论。为什麽“写中间人物”
会成滔天大罪，老芦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不过“样板戏”里倒确确实实只有“高大全”、
“真善美”在那儿与“矮小偏”、“假恶丑”互相辉映。一旦作了英雄人物，就得为革
命而敦伦，为人民而登东，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不许有一毫微秒的私心杂念；而扮演“反
面教员”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一旦不幸落在您的肩上，您就得在犯梦游病时也得心心念念
地惦著杀人放火搞破坏，同样不许有任何别的念头与冲动。
这种“文化色盲”上升为哲学理论，就是伟大领袖的“两分法”。他老人家把儿童的简
单的“好人”与“坏人”的观念，加以堂皇的词藻包装，升华为所谓“对立统一规律”，
将二十四史上的忠奸掐架，变成了“阶级斗争”。据说文明就是人民与剥削阶级打杀个
血肉横飞打出来的。因为欧洲人民不喜欢自己打自己，拿打架的工夫去琢磨蒸汽机、伏
打电池、莱特飞机等奇技淫巧，所以他们的文明只能算伪文明。
在许多方面，咱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却如孩子一般的天真幼稚，看现实和历史时就如一个
三岁的孩子进了电影院，一开头就急于弄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得到家长的解答后就
觉得天地顿时光明了许多，可以如释重负地舒出一口气，歪在椅子上沉沉入梦了。因为
咱们头脑简单，急于时时处处作“对”“错”、“善”“恶”、“是”“非”的简单判
断，伟大领袖的教导就不可避免地对我们那简单的心地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就那麽一个
狗屁不通的“理论”，当年还迷得小芦五迷六道的，成天照猫画虎，拿“两分法”来分
析“所见所闻所想所为”，直到某日撞上南墙了事。却说某日小芦去请教老师：既然万
事万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帝国主义好的那部份是什麽？老师勃然，谓小芦胡说八道，
居心叵测，帝国主义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哪有什麽好处！再问：“然则帝国主义不可
分耶？”答：“当然可分！战略上是纸老虎，战术上是真老虎！”
别林斯基说：“盲目的狂信常常是幼稚民族的命运。”因为幼稚，所以我们是世上“善
恶”观念最充足，“正义感”最强烈，最容易狂热冲动的民族。八九“民运”看上去跟
文革完全不同，其实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两者都是人民被某种模糊而鲜明的口号煽惑
而激动起来忘乎所以。在文革中，人民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目标是“反修防修”、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尽管没有一个人说得上这“修”、这“路线”究竟是什麽乌
龙，我们总知道它们分别代表“恶”与“善”、“错”与“对”、“坏”和“好”、
“非”和“是”。在八九“民运”中，人人为“民主”悲歌慷慨。但倒底什麽是“民
主”，我听到的唯一解释是一位进城游行的农妇作出的，她说：“那就是爱国！”其实，
在一般人心目中，“民主”恐怕是神话里的那个魔术口袋，从里面可以掏出无穷无尽的
鸡鸭鱼肉。就在年初的《枫华园》上，还有某位仁兄既鼓吹民主，又主张建立法西斯大
中华帝国，同时还重复老毛的著名论断：“民主是手段”！前两天还有人批老芦，说我
“把民主观念意识形态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人民看到追求民主的苏联、
东欧并未用那个“手段”使人民的腰包迅速充实，他们就迅速扬弃了那个不存在的魔术
桌布。
因为幼稚，我们面对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时就难免感到扑朔迷离，六神无主，直如“猫
啃王八──没个下嘴处”，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党中央来驱散迷雾，指明航向。在这种
时刻，敬爱的党中央就如同前文说的那个“讲电影”的家伙，用长竿指定某个人物，暴
雷也似地断喝一声：“这斯（厂斯）是坏人，打倒！”人民就立即举起森林般的手臂，
山鸣谷应地应和：“打倒！！！”世上再也没有别的事，能象列宁说的“坚冰已经打破，
方向已经指明，航线已经开通”那样能让我们心花怒放了。有导师替我们使用脑袋，我
们只须象洪秀全天王说的那样“放胆诛妖”便是。
因为幼稚，我们的头脑里就形成了各种泾渭分明，如刀砍斧凿般鲜明的善恶概念。天下
没有白乌鸦，哪个猫儿不吃腥。既是“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就一定是十
恶不赦，没有丝毫的好处，而提倡“爱国”、“民族主义”的人，就个个是岳飞、史可
法那样的大英雄。象《动物农场》里的绵羊们一样，我们异口同声地狂喊：“统一好！
独立坏！”浑如文革后期的那首歌曲：“文化大革命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
好！”
因为幼稚，我们在没有导师指导方向，必须自己拿主张时，就只有按照导师们留下的
“芥子园画谱”来给别人勾脸谱。虽然迄今为止敬爱的党中央还没有发下红头文件来把
老芦打入第十九层地狱，但我党铸在志士们脑袋里的善恶观念已是够用有余。只需将老
芦定成“汉奸”、“奴才”、“卖国贼”、“无骨”的软体动物、该“折断”的“只有
老婆爱听的芦笛”，老芦的谬论便已批倒批臭，而志士们挥汗如雨、好不容易从事的一
番艰难的脑力劳动也就大功告成，可以心安理得地关机上床了。同样地，我们只需将不
愿吃中子弹的“呆胞”们斥为“台独”，对方便自行堕入阿鼻地狱饿鬼道，永世无从超
脱。
这种党文化的流毒如此深广，以致有时连贤者也不能免俗，就是老芦自己，又何尝不是
饱受“脸谱文化”的毒害。犹记出国後不久看了一本帝国主义分子写的关於中国的书，
作者叹道：中共把中国人的头脑变得如此简单，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问哪个青
年世上有没有善良的地主，他就会莫名惊诧地瞪著你，彷佛你是什麽怪物。我当初看到
这段话的时候也是震骇莫名，因为我自己就从未想象过世上会有这种“火热的冰”一般
的怪东西。即使后来闻了不少香风毒雾，挨了许多糖衣炮弹，脑子开窍不少，有时也还
是跳不出当年那个框框。不久前读了关於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文章，得知牛顿在成名后专
横霸道，为微积分的发明权跟莱布尼兹吵架时搞了些不太光明的动作。而爱因斯坦当年
对待他夫人的行为在今天完全可以引起社会工作者的干涉。看到心目中的伟人们的这一
面，老芦惊骇得连自己的名字都给忘了。可是当我将这些事讲给同事听时，他却只是淡
淡一笑道：“他们也是人，是不是？”可见“脸谱文化”坑人之深。所以，老芦在写
《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之前早就知道要挨万炮齐轰。其实，人民并不一定永远是我们心
目中那个正义的天使，有时也可以是狰狞的野兽，这是老芦在文革中亲眼所见，并非
“骡生驹”那样是“臣所闻”。
党在我们头脑中植入的那些先验的观念，不是轻易可以摆脱的。它们还会使人在不自觉
地推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时象止辩先生那样愤愤不平，埋怨别人不该动辙指
责他人被共党洗脑，其实要说洗脑，恐怕谁也没有小芦那麽彻底。如今的爱国志士们中，
倒底又有多少象当年的小芦那样，不仅自觉攻读雄文四卷，就连什麽《反杜林论》、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等都看得精熟？总之，我们的知识分子面临的艰难任务，
就是每日挖山不止，把党文化的污毒从自己的头脑中点点滴滴地清除出去。在这点上，
老芦愿与诸看官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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