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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一)
     
──由赵无眠先生的大作想到的
     
芦笛
     
     
社会科学研究之困难,是因为研究内容涉及人类自身的利害,研究者难以象自然科
学家那样保持客观的态度。对於我们这样一个极度情绪化的民族,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是
不可能的。几千年来在孔教薰陶下,我们形成了一种“精神自闭症”,即按由自己的道
德观以及虚荣心决定的主观好恶,对历史和现实加以自由的取舍和任意图解。这种自闭
症最终发展为一种精神自阉术,即对为自己所恶闻恨见的现象一律关闭感官,实行“非
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无动”。即使事实昭彰到无法忽视的程度,也必须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处心积虑地用夫子的“春秋笔法”抹杀。这种自闭症与自阉
术,使我们在没有各级“宣传部”与现代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情况下成功地维系了两
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独尊地位,变成了一个思想残障大国,汉朝以降,我们连一个货真
价实的异议人士都没有出过,勉强算得上“名教叛徒”的,只有其实并未跳出如来掌心
的“问孔刺孟”的王充,放浪形骸的阮籍稽康,以及心仪秦皇的李贽。中国知识分子及
民众的思想统一的彻底与持久,在世界上蔚为奇观,绝无仅有。
     
这种自闭症与自阉术使我们彻底丧失了完善自己的代谢官能与起码的应变能力,使
我们在近两个世纪中吃尽先进的西洋文明的苦头还死抱著优越的圣贤之道不放。中共执
政以来,这种国技更完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是我们三十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的基础,是我们活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心造幻影中的依据,是我们拒绝从马尔萨斯理
论到民主制度的一切不合心意的洋货的理由。如今,它依然使无数爱国者们在万里之外
的蛮夷之邦“葵花朵朵向太阳”,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惊人的一致。成为一个爱国者
的起码条件,是在洋人面前“儿不言母丑”,绝口不提国内丑恶的现实,把那个浑身流
著血和肮脏的祖国粉饰为人间乐园。说刻薄些,瞒和骗,就是我们的爱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种国情下,赵无眠先生变成汉奸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因为他为冲破这种自闭
症作了一个初步的微弱的尝试。遗憾的是,从《多维网》连载的那几段来看,《如果日
本战胜了中国》其实只是文学家的议论,不能算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不用说跟西方的同
类著作相比,就是与同为《多维网》连载的《天葬》相比也黯然失色。若干重大的论题
其实只是建立在先入为主的主观认定而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里谨就连载诸节中的几
个明显问题,就教于赵先生。
     
     
如果日本并不想“战胜”中国
     
     
赵先生文章题目使用的“战胜”一词比较含混,准其上下文意,似非“击败”,而
是“征服”、“并吞”之意,此处沿用原意。
     
赵先生看来是赞成中日合并的,但问题是当年中日双方主观上是否存在这样的要求。
诚如赵先生所言,孙中山是第一个热衷于鼓吹中日“同文同种”、应组成联邦的中国
“政治家”。据国民党元老张群披露,孙中山的亲日态度是国民党内形成阵容庞大的亲
日派的根本原因,汪精卫最终投日与此也不无关系。但这只是孙氏及其部份党徒的一厢
情愿的狂想,它似乎从来就没有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回应。日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迄
今只有一个已被证明是苏俄伪造的所谓“田中奏折”。正因为如此,孙氏才不得不倒向
苏俄,效法石敬唐里通外国,靠卢布俄械来征服全国。如果日本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
孙中山就是最好的工具。孙氏曾派蒋介石赴俄密谈,请求苏俄将库伦(今外蒙首都乌兰
巴托)作为他的基地,由俄国人出钱出枪组建训练军队,帮助他征服全国。如果他向来
为之一往情深的日本“同胞”愿意提供类似的帮助,很难想象他会断然拒绝。
     
芦沟桥事变前,日军似无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与相应计划。该事变不是偶发就是中共
谍报人员的杰作(后者更有可能,因为中共及其主子苏俄是中日全面战争的惟一受益
者)。事变爆发后,日军的缺乏战略与长远战争目标,与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辉煌
表现(特别是长途奔袭马来半岛,迫降十几万英军的战略实施)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於
战争要打倒什麽地步,达到什麽目标,日军完全心中无数,没有一个通盘筹划。他们从
一开始就是被动地因应事态发展,似乎总是在等待中国政府屈服,开始和谈。中方不屈
服就增一点兵力,打下一点地方,还不屈服就再增兵,打下更多的地方。地方占得越多,
日方就越觉得不能放弃,与国府的秘密谈判中开出的条款就越令后者不能接受。这样恶
性循环下去,最终就到了日方不知所措,不得不停下来与华军处於不战不和的状况。日
本侵华战争很象中国後来的对印度和越南的“教训”战争,惟一区别在於后者的战略意
图明确,达到“教训”目的后就迅速撤兵。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日军才将有限
的教训变成了无限的纠缠,深陷在侵略军应该竭力避免的持久战中。
     
以上对日方企图的分析,符合抗战的以下特点:1、它在日本方面,从来就不是一
场全面战争(total war),更象是类似越战的局部战争,日方从未象中日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那样全力以赴,倾巢而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从中国
战区抽出大量兵力,将主要作战任务交由伪军承担。2、战争采取逐步升级的形式,日
军的攻击在战略上完全是随机的,虽然可以达到局部的一时的战术目的,但并不服务于
一个统一的战略构想。最高的战略目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八一三”京沪决战打了个
日军冷不防就是明证。日军如果想全面征服中国,首都应该是攻击的首选目标。3、战
争迁延不决,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状况。战场类似围棋局,从来就没有一条明确的战线。
4、日方从未象经营伪满和台湾那样,把沦陷区当成帝国的一部份,实施有效的管理和
建设,而采取“以战养战”、烧杀掠夺的短期行为。
     
所以,与其说是日军败于拙劣的战略,莫如说是败于根本没有战略,连“摸著石头
过河”都谈不上,因为他们连是否应该摸过河去、摸到哪里为止都始终心中无数。志在
征服的侵略者都知道倾全力捕捉、击溃、围歼对方主力,在最短时间内粉碎对方有组织
的抵抗而速战速决。如果日本真是处心积虑地想灭亡中国,李宗仁能想到的,他们不可
能想不到。毕竟,那是常识范围内的东西。当年满清灭明,后来的中共征服全国,都遵
循了大致类似的进军路线。日军的战斗力,较后来的共军何止强过十倍。如果“小米加
步枪”的共军能在短短三年内征服全国,日军又何尝不能用更短的时间实现这个战略目
标,但他们从来就不曾作过这样的努力。於是日军就陷入了一个滑稽的怪圈,一方面,
他们确确实实是在中国作战并为深陷泥塘而苦恼不堪;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本没有一个
战争目的,没有“战胜”中国的决心与计划。
     
如果日本根本就不曾打算“战胜”中国,“假如日本战胜中国”的虚拟就毫无意义。
     
     
“战胜”中国的客观可行性
     
     
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后,世界上的事就连在一起了,想分也分
不开。”抗战爆发时,中国已不是元灭宋、清灭明时的孤立世界,而是列强利益达到平
衡的缓冲带。鉴于中国的幅员、人力、资源、战略位置以及日本人特有的经济建设能力,
从苏俄到英美,没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会坐视日本吞下中国、变成世界头号强国。这
就是从李鸿章开始的“以夷治夷”的弱国外交的地缘政治基础。蒋介石决心以弱敌强,
在表面上看来毫无希望的情形下抗战到底,最终领导全国赢得全面胜利,从而成为中国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因为他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尼克松语)看到了这一
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至今为中国的某些论者认为是日本突然发疯而袭击美国。他们
不知道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已经给日本下了最后通牒:要麽放弃九一八以来侵占的中国领
土,退回鸭绿江以南;要麽美国对日实行全面禁运。日本的汽油百分之九十来自于美国,
美国禁运无异于解除日本武装。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日本与英美交战就是迟早的事。而
只要有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国,日本的败局就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连山本五十六都心中
雪亮。
     
即使日本一开始就下定决心灭亡中国,而且也成功地在短期内占领了中国本部,中
国的抵抗运动也决不会停止。正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一书的精辟分析,中国
人过去一向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是西方人自鸦片战争开始用坚船利炮把民族主义
这个现代观念强行灌输给中国人。这种民族的觉醒历时一个世纪,经过五四运动的催化,
在抗战爆发前后达到高峰,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空前的救亡图存运动,郭沫若《洪波曲》中描写的献金狂潮只是其中
一个小插曲。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数百万知识分子辗转数
千里的大迁徙。在这种沸腾的民气面前,国民政府一定会坚持到底。如果中国本部被占
领,他们会搬迁到边远省份如西昌、青海甚至西藏去,如果全国被占领,他们会象永历
皇帝那样流亡到缅甸或印度支那去。只要坚持下去,美国迟早要下那个哀的美敦书。罗
斯福不能容忍日本坐大,使正与纳粹苦战的英国与苏联腹背受敌,而日本鬼子的睾丸捏
在山姆大叔的手里。最后的结局其实不会有什麽两样。
     
因此,李宗仁假设的那个前景其实绝无实现的可能。日本大本营内部本来分为“北
进”与“南下”两派,北进派主张进犯苏联,一度占优势,日苏关系为此极为紧张。斯
大林为将祸水引入中国,唆使中共利用高涨的民族主义,强化反日宣传,开展抗日学生
运动“逼蒋抗日”,最后更制造芦沟桥事变,剥夺了国府最后的退让空间,导致全面抗
战爆发。而在外蒙张鼓峰、哈勒欣湖战役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全歼入侵日军,北进派
逐渐失势,同时日军被苏、中共成功地引入中国,更无暇北顾,为此跟苏联签订了中立
条约,从此再不作北进之想。即使日本按李宗仁的方略征服了中国,要大举出击苏联也
是不可能的。作为军事强国,日本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缺乏起码的战争物资──石油,
它并不能从当时的中国或西伯利亚获得,只能到南洋去抢。只要美国拧死龙头,日本就
面临著或者投降,或者冒险与英美一战的抉择,而前面已说过,美国决不会坐视日本在
苏联背后捅上一刀。虽然面对国内压倒一切的孤立主义情绪,罗斯福不敢冒选民之大不
韪与德国开战,但扭紧龙头,遏制轴心国之一的侵略野心的事却是做之无碍的。
     
因此,日本即使有心,事实上也无法全面征服中国,将其收入日本帝国的版图。在
某种意义上,山姆大叔成了中国的守护神。这是我们今天那些不知历史,忘恩负义的反
美爱国志士们应该铭记在心的一个历史事实。
     
     
春秋无义战?
     
     
在共产党国家,政府不仅是控制一切的统治者,还要代替教会作为惟一的精神导师。
由於奉行“大公无私”的反人性的教义,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不可避免地都要变成满口
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无所不在的虚伪与丑恶,使在这种国家长大的人
倾向于彻底否定道义的存在,将“公理”、“道德”、“正义”视为掩盖肮脏企图的谎
言。中共现今的反美宣传引起海内外爱国者们的巨大呼应,其根本原因,是它描绘的那
个横行霸道的美国妖魔的形象与他们的思维定势一拍即合。
     
赵先生在此方面似乎亦未能免俗。他把战争完全看成是毫无正义可言、无从作道德
判断的东西。当然,在某些方面他确实言之成理。盟国反对纳粹,却联合了比纳粹只有
更糟的苏联。纳粹虽被消灭,人类却有三分之一从此生活在共产制度的铁蹄下。中国的
情况也正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中国如亡于日本,我们还可作亡国奴,如亡于共产党,
我们连亡国奴都做不成。”然而就是他饮鸩止渴,与他视为“心脏病”的中共结盟,去
对付他称之为“皮肤病”的日本人。如果中国亡于日本,且不说今天的日本帝国成了世
界第一,“支那省”的“皇民”们也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光是可以避免的灾
难就值得我们庆幸:说大的,不会有一百万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在
炼狱中煎熬数十年,不会有三四千万人死于大饥荒,不会有近一亿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
牵连,自然资源不会受到疯狂的破坏性的掠夺,生态环境不会被污染殆尽,传统道德伦
理也不会彻底沦丧;说小的,北京城墙不会被拆去,杭州的岳坟不会被铲平,而无数的
名画墨宝珍本秘籍也不会在“破四旧”中灰飞烟灭。
     
这麽说,难道我们当初做错了?正如赵先生说,清朝是中国最有出息的朝代,而明
朝大概要算中国最腐烂的时代。当年抗清的史可法等人岂不成了抗拒王师的土匪?
     
从国家利益来看,英国更不应该抵抗纳粹。与日本不同,希特勒的战略意图在他执
政前就明明白白地写在《我的奋斗》里,他想的是东进斯拉夫国家,消灭那儿的“亚人
类”而扩张亚利安人的“生存空间”。对於英国他从来是私心倾慕,从来也不想与之为
敌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两线作战的覆辙。他的领土野心对英法帝国其实毫无妨碍,但
当他入侵波兰,东进的道路终于打开之时,英法却在毫无可能保卫波兰的情况下向德宣
战。等到法国被征服,希特勒仍然盼望与英国媾和,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对付俄国熊,甚
至为此特地派副元首赫斯飞到英国去。但英国在毫无取胜希望,财政面临破产的情况下
仍然骡子脾气发作,发誓与纳粹周旋到底。虽然最终惨胜,但因此失掉了大帝国,连自
己的国民都得靠“马歇尔法案”养活,从此由超级大国沦为美国的小喽罗。
     
如果英国政治家有足够的远见卓识,或者有斯大林式的邪恶心术,他们就应该袖手
旁观,坐视苏德两大恶魔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时再出来收拾残局。那时不但大英帝
国毫发无损,盎格鲁-撒克逊的骑士们还会作为解放者而受到全人类的欢呼。可是一手
导致大英帝国没落、苏俄帝国勃兴的丘吉尔,却至今被英国人奉为英雄。
     
英国为什麽没有这麽做呢?政治家不是只懂利害关系一种算法语言的电脑,他们是
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他们手中也没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走一
步看一步”。丘吉尔联苏反德的原因他已向英国人民解释得清清楚楚,在他看来,两者
同为威胁人类文明的邪魔,但纳粹更强大因而更危险,所以必须联合一个魔鬼反对另一
个魔鬼。象希特勒一样,他因为苏芬战争中苏联暴露出来的脆弱而低估了苏联的实力,
以为它会很快垮掉从而使纳粹更加强大,更没有料到战后的苏联会强大到足以席卷全欧。
更重要的是,由既往的辉煌武功陶铸出来的英国民族的骄傲,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向胜
利者低头。在这里,感情的因素远远压倒了现实利益的考量。
     
尽管蒋介石理智上知道共产主义的危险,也明知中国抗战准备不足,但他在感情上
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日军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的咄咄气势,迟早要让他的愤怒达到
一个压倒理智的临界点,驱使他在扩军备战计划完成之前进行抗战。作为一个深受儒家
薰陶的政治家,西安事变使他信守对中共作出的口头承诺,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
明智国策(同样的迂阔使国府在抗战胜利后无视中共的疯狂扩军而大肆裁军)。更重要
的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狂潮,他既不能象中共那样全面控制舆论,又不能象中共
那样动用坦克和装甲车,疯狂屠杀那些被中共煽动起来的青年爱国贼。“停止内战,一
致对外”既已成了时代最强音,安内攘外的战略部署也就窒碍难行。如果蒋的英明战略
能够不受阻碍地实施,中国能在清除匪祸与完成组建、训练德械师的计划后再与日寇决
战,我们就决不会作出如此惨痛的民族牺牲,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千古之恨,是
蒋先生的大错,更是从张学良到当年热血青年爱国贼们的滔天大罪。
     
不管怎麽说,无论日军的企图是全面征服还是“教训”、“惩罚”,无论抵抗导致
了何等空前的民族灾难,无论屈服可能换来何等美好的前景,奋起抗暴,是一个民族有
血气的表现,也是它的神圣权利。除非甘心作日本的附庸,要作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就
不能不与日本一战。战争是由日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可避免,中国当时的领袖能做
的,就是尽量推迟爆发时间,使中国能在更有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较量,虽然由於某个土
匪逆种的破坏和中共间谍的奸谋,以及众多青年爱国贼的里应外合,我们未能做到这一
点而酿成大错,但这并不意味著根本就不该进行抗战。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事业,如
果否定了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建立文明社会的基本公设。抗战导致了中共的崛起,导
致了49年后的亘古未见的民族浩劫,但这完全是入侵者的罪行而不是抵抗者的过错。
     
凡是战争,就有暴行,正义一方也不例外,因为谁也无法戴著丝绒手套杀人。美国
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记录,但国际学者一致同意它
缩短了战争,使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人民免于死亡。美国在韩战期间轰炸北韩水库大坝,
使大量无辜平民尽为鱼鳖,但战争制止了北韩和中国的侵略,使南韩今天变成繁荣富强
的国家,使半数朝鲜人民免成饿殍。美国在越南撒下“橙色剂”,毁掉了数千亩热带丛
林,制造了大批畸胎,但越战的正义性已经为遍布全球的越南船民与发生在柬埔寨的大
屠杀证明。以中国军队的某些暴行,甚至用花园口炸堤来否定抗战的正义性是站不住脚
的,这些灾难与侵略有著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日寇的侵略引出来的。
     
     
如果日本没有入侵中国
     
     
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在海内外华人中可谓异口同声,但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最重
要的一条。关於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去看都人先生的《近代中日关系漫谈》
(《枫华园》)作者在该文中根据中国三十年代时的实况,假想了抗战推迟四、五年后
爆发的今天的中国。如果将那个假想图景与今日中国相比,就不难发现日本人对全体中
国人乃至对我们的子孙後代犯下的最大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战争夺去了我们曾经拥有
过的灿烂未来,使我们至今在泥泞中挣扎而看不到国家强盛的希望。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十年建国(1927-1937),是中国现代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政治上,国府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旨在最终实行民主宪政的“训政”的开明专制。
蒋介石按学者治国的儒家传统,延请大量归国学者做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与国际接
轨的现代文明政府。国家立法之完备与先进,中共政权至今望尘莫及。经济上,国府开
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开矿建厂,修路造桥,实行财政改革,发行了币值坚挺的法币,
成功地整顿了混乱的金融秩序,抑制了通货膨胀,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国家金融状态,国
民经济产值的增长率连年超过日本。在国防建设上,政府聘请德国顾问,兴办军事院校,
建立军火工业,购买德国枪械,组建包括空、海军的现代化的国防军。教育科研方面,
国府继承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建立了大批的大中小学,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科研机
构中央研究院。社会生活中人民享有除政治自由之外的一切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
唤来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绚丽的时期,鲁迅、茅盾、巴金、曹禺、梁实秋、周作人、
徐志摩、张爱玲等文化巨人如繁星满天。直到九十年代,还有老翻译家慨叹重要的西方
名著都是抗战前翻译出来的,这麽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吃二三十年代的老本。
     
这一切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在国府实际只统治著东南数省,几乎每天都在内战之中
度过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想像,如果国府能够按蒋公的建国方略,逐步根绝赤祸,削
平桂、冯、阎、奉等各路军阀,真正混一海内,使全国的潜力发挥出来后将是什麽模样!
如果这个现代化过程不被打断,今天中国的每个省都会象台湾一样发达,中国也早就成
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民主国家。然而暴日祸华夏,使蒋公最后只能在一叶小岛上展
其治国雄才。
     
日寇的入侵,使被铁壁合围困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北一隅、随时准备向苏联逃
窜的、总数仅二万余的共军绝处逢生。他们靠国难起家,在芦沟桥事变后一夜之间如恶
性肿瘤扩散全国,在抗战期间避免与日寇交战,专门占领敌后真空地带,热衷于吃掉国
军和各种杂牌军,在抗战结束后从苏军手上获得八十万关东军的全副装备,收编了满洲
国和南京伪政府的数十万伪军、国军退役人员甚至土匪武装,击败了被抗战耗尽元气的
国军,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反动、最黑暗、最专制、最残暴的政权。倒在这个政权之
下的中国人,其数目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以来死于一切外敌入侵的总人数。这笔血债虽然
是中共欠下的,但归根到底还是日寇入侵造成的。
     
今天,中国表面上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气象,其实只不过是末世之前的回光返照,
大崩溃大灾难的前夜。如同《红楼梦》上所言,表面上是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盛,其
实内囊已经尽上来了。人口爆炸已经濒临土地耐受的极限,而自然资源已经被掠夺殆尽。
新疆、西藏的民族矛盾一触即发,百万法轮功徒、亿万“盲流”、千万失业大军随时都
可能揭竿而起。最可怕的是空气中洋溢著的那种金瓶梅式的腐烂气息,经过三十年的以
仇恨立国,二十年的以钱为纲,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堕落为要钱不要脸、心黑手辣、坑
蒙拐骗无所不为的毫无道德操守的动物。砍掉的森林可以重种,污染的长江可以变清,
但世道人心一旦如泥石流般崩溃就再也无法收拾。看来,日本人当年从我们这儿夺去的
光荣与梦想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世界上还有比这难以宽恕的祸及子孙万代的战争罪行吗?
日本人不只杀掉了上千万的中国人,糟踏了无数良家妇女,毁掉了不计其数的财产,他
们更谋杀了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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