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的余波
芦笛
拙文在《多维观点》上刊出后，赵无眠先生在《大家论坛》上贴出若干珍贵的史料。说
珍贵，是因为在共产党中国长大的人如笔者根本就没机会看到过这些东西。令笔者惊讶
的是，赵先生披露的日本右派关於侵华战争的某些观点，竟与拙文大致吻合。最近又在
《新语丝》上看到赵先生给方舟子的一封信。赵先生在信中说：有人竟引用日本右派的
观点来批判我，但我看他的中文写得那麽好，不象是日本人，所以只好算了（大意）。
如果不是笔者多疑，这儿的“有人”，指的大概就是我了。如果我理解不错，赵先生的
意思是，他并不同意笔者的“批判”，因为笔者引用了日本右派的观点，但笔者看来是
同胞，所以只好忍住不作反批评了。
这里必须声明，笔者跟赵先生一样，是大陆长大的血统纯粹的中国人。本人及所有的亲
人中，无任何一人到过日本或与日本人有任何牵连。本人不懂日文，看过的历史书全是
中国人和英美作家写的。迄今为止，惟一见到的日本人的观点就是林思云先生和赵先生
贴出的那些。
虽然如此，赵先生如果不同意笔者的观点，完全可以驳斥。和赵先生一样，我对网上那
种“豺狼似的起哄”、充满霸气的毒骂非常反感，对赵先生的谦冲的学者风度十分钦佩。
我写那篇文章，是想就教于赵先生，文中并无时下流行的恶骂式的“批判”。而且，该
文的“文眼”，其实并不在於“批”先生的文章，而在于《重要的启示》那一节。赵先
生如不以笔者为弃，完全可以以文会友，和我心平气和地讨论，这里不存在“打内战”
的问题，不必因笔者是中国人就投鼠忌器。
拙文中所谓引用的日本右派的观点，按先生在帖子里的总结，当是：日本并无灭亡中国
的野心和相应的战略计划；七七事变是共党间谍的奸谋；中共上台是日本入侵一手造成
的；太平洋战争是日美矛盾的必然结果，等等。这些观点是笔者长期阅读国内出版的文
史资料、共干回忆录、毛泽东内部讲话（如《毛泽东思想万岁》）、《毛选》、《李宗
仁回忆录》、《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若干英美作家写的二次世界大战史，经过独立思考
得出来的结论。如果它们与日本右派观点不谋而合，笔者仍然只能认为因为那是事实。
按西方治学的传统，应该是以事实为立论基础，不应因人废言。如果先生认为这些观点
是错误的，似应列举事实批驳，而不能贴一个“日本右派观点”的标签了事。
关於日本没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战略计划一条，拙文已经讲过，这是从日军在华作战的
混乱无章中推导出来的。而且，日本是战败国，所有的战争档案都被盟军查获。如日本
确有系统的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应该早已曝光。两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交战国的战争
计划，如一次大战德国的“施列芬计划”，法国的“X 系列计划”，二次大战德国的
“巴巴洛莎”计划，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密谋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
虎！”等都早已大白于天下，不再是什麽秘密，为什麽就找不到“七七事变”是日本人
密谋的证据，找不到日本征服中国的全盘计划呢？
至於中共靠抗战上台，这连毛泽东都如是说。毛多次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承认这一点，并
先后对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对“大日本皇军”的感谢，感谢他们
间接帮助中共上台。《毛选》中说：抗战爆发后我党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大意）。
芦沟桥枪声一响，被关押在华北反省院的高级共干如薄一波、安子文等被释放，奔向各
地明火执仗地拉起“抗日”武装，连北京城外的西山都出现了他们的人马，更不用说薄
一波在山西拉起的“决死队”和项英、陈毅在江南靠国府的提供的粮饷军火组建的“新
四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共又怎会从□北的死地中一夜之间
扩散全国？毛自己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可等到抗战结束，中共
已指挥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兵，统治上亿人口。如果不是洛川会议上定下的“用七分力
量扩充实力，两分对付国民党，一分对付日本人”的战略方针，以及“七大”上加以确
认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总路线，这样的奇迹又怎能实现？如果不是苏
联红军在日本投降后一面阻止国军在东北登陆（最后不得不在葫芦岛登陆），一面放华
北的共军大举入关，接收八十万关东军的全部装备和四十万“满州国”伪军的全部人员，
共军又有什麽实力问鼎中原？
最后想给先生的《二十世纪谁是汉奸》提点意见。先生在文中披露的若干史实，如孙中
山与日本人的勾结，毛泽东在南京失陷后大喜若狂等，令人耳目一新，开了眼界。以先
生掌握的史料，本可以写成严谨的学术著作。遗憾的是先生将严肃的论述和幽默的调侃
混在一起，使读者无法揣摩先生究竟是郑重其事还是插科打诨，不必要地减低了作品的
价值。例如先生指鲁迅为汉奸，证据一是引余英时先生的话，说鲁迅什麽人都骂，就是
没骂过日本人，二是鲁迅称赞日本儿童活泼，三是鲁迅与藤野和内山的私交，等等。很
明显，这些所谓证据，特别是有关藤野“那个黑黑瘦瘦的家伙”的调侃，与文中列举的
其他人如孙、毛的汉奸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一段完全是鱼目混珠的败笔，只
能冲淡其他史料的严肃性，让读者以为先生是在开玩笑，而不去思考文中揭示的其他历
史人物的复杂性，悟出在史学研究中使用脸谱式的“两分法”之荒唐。
关於鲁迅，这里还想说两句。笔者素来敬佩余英时先生，但余先生强烈的反共情绪有时
导致他偏离学者的客观立场。他说郭沫若抄袭钱穆，最近国内就有人提出反驳（详见
《新语丝文库·新到资料》）。他说鲁迅什麽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日本人。其实鲁迅
也没有骂过“普罗”、没有骂过苏联、没有骂过“毛泽东先生”，只说过这些人的好话。
诚如他说，鲁迅算不上什麽思想家（中国其实从来就没有出过思想家，至少在战国之后
如此）。但鲁迅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
己的劣根性。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
胡适先生说：“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了艺术”，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
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
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
骂人的痞子。我想，这才是鲁迅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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