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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与黄叶先生谈汉语
     
    芦笛
     
     
谢谢黄叶先生《与芦笛谈汉语》一文的批评。以先生票友身份,国学如此深湛,令老
芦知天外有天。然而老芦有许多难以同意之处,这里简单对先生的批评作个回应:
     
我的第一个观点,不是认为中文难西文易,而是认为中文因有“望文生义”的优点,
利于普及,但正因为此,容易误导票友,造成一种浅薄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洪
秀全的“爷哥王”、孙中山的与“君主”(皇帝作主)针锋相对的“民主”(人民作
主)以及毛泽东的“流氓无产者”(乞丐、土匪、小偷等等)。所以先生比较文字的
难易,根本不是我的初衷。先生之驳,似乎文不对题。又,“十万”词汇之说太大了。
据说一个人能掌握的生理极限也就是两万英文词汇。记不得在哪儿看过,说有人怀疑
莎士比亚之作非一人能写,主要理由就是其中词汇超过了两万。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认为中文基本上是意符(表意的符号),如同阿拉伯数字一般,
而西文是音符(指示声音的符号)。两者的区别,如同图画与乐谱的区别。正因为意
符可以脱离声音而存在,所以秦汉时的古文,现在的票友们虽然不知如何发音,却一
样能看懂,而且尽管东北人与海南人使用的语言其差别大过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差
别,却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文字。至于安南人、朝鲜人、甚至讲多音节语言的日本人能
用汉字就更不必说了。如果中文不是这样的意符,中国早就成了欧洲那样列国林立的
大陆了。语言对於民族形成的作用,在西方是普遍承认的。当年希特勒统一欧洲德语
民族的根据就是这个。先生之驳,似乎未涉及我的立论依据。
     
正因为中文是意符,又是单音文字,所以它只能以“字”造“词”。这一特点,决定
了它是一潭死水,无法从口语里大量吸收新鲜词汇。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由
于每个字都有意思,而口语中许多词都有音无字,难以写下来,难以规范;第二,现代
中文以普通话为基础,使大量方言语汇无法进入文字,更是加重了第一个问题。长此
以往,现代中文迟早又要逐渐脱离口语,变成文言文式的死文字,那时人们又得来一
个“新文化运动”。
     
此外,对于大量的外来语,我们只能采用意译,又常常译得古意盎然(如“辐射”),
不仅妨碍了中外文化交流(本人至今只能和同事们交流专业上的东西,一旦谈到基础,
则瞠目不知所对,何以故?不知道那些最简单的词汇也),而且妨碍初学者明确掌握
概念。例如以前看医书,见“结缔组织”字样,茫茫然不知所云何物,后来看了一本
英文科普,见到“connective tissue ”,才知道那是什麽东西。
     
这里顺便分说一下“杂种”问题。我说“现代中文是杂种”,这里的“杂种”当然是
生物学上的意思。骂人话的“杂种”指的是“私生子”,与“杂交”有何相干?生物
学上有所谓“杂种优势”,一种文化要成为优势文化,必须如同欧洲文明般到处杂交。
象我们那样血亲通婚,强调纯种,只会造出文化白痴来。我当然知道“国粹”的“粹”
是“精粹”的意思,那里是信笔触到,拿来作“纯粹”解,这是写杂文常用的文字游
戏,先生却也认真地去纠正一番,似乎少了点幽默感。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认为中文的语法不严密,句法混乱。作为艺术语言可以很成功,
然而要靠它来作为深邃精密的思维工具似乎不够用。翻译书看起来比原著吃力,这是
一个普遍现象,至少在我本行内是如此。当然,这里说的“思维”,是康德、尼采式
的深刻的抽象思维,不是我等在这儿贻笑大方的肤浅思维。所以老芦文章贴出后有人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你的文章也是用中文写的啊!”似乎我的意思是中文
连我这种肤浅思维都无法运载似的。先生略去我的基本观点,却举出不发达的英语国
家作为反例,似乎离了题。先不说逻辑上“必要条件”(无之则不然)和“充份条件”
(有之则然)的区别(适当的语言工具是产生大思想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份条件),
也不说国家的强盛有个传统和积累的问题,只说先生的批驳根本就文不对题。我是说
现行中文不利于出大思想家,不是说它妨碍中国富强。这两者似乎不是一回事。难道
富强的国家就出思想家?日本、四小龙又出了什麽大思想家?
     
基于以上观点,我主张对中文乃至汉语进行大规模的改造,造出一种“人造”的文字
和语言来。这里所谓“人造”,指的是象创立世界语那样由知识分子人为造词、造句、
造语法,而不是长期地由人民自然地形成。先生在“人造”二字上挑剔,似乎失了我
的原意。难道我会认为世间有非人造的语言文字不成(据说海豚有语言,不知是否如
此)?
     
我的第四个观点(反映在《也谈中文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一文中)是最有毛病的,主
要是它将“文字”和“文风”混淆起来了。这一点未被先生看出,却被某位跟贴的先
生(闲云鹤?)指出。他说:“你说屠格涅夫写草原,能让读者闻到草香,难道你老
芦看的是原著?”(大意)这麽简单的一句话,在我看来,似乎超过了先生的大段反
驳。所以,我批评的应该是文风而非文字。传统中国文学强调的是“朦胧美”,不兴
实写,让你看后想象无穷,却无从捉摸。这当然也是一种表现技巧,然而除此之外,
我记不得有类似西方文学那种实写的段子。先生花工夫一一注出我列举的那些词的意
思,我很感激。虽然这些在辞书上都能查到,可惜人们在写东西之前很少去查书,大
多数作者还是老陶先生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就失了神韵,
偏于板滞,如同先生那首七律似的(老芦信口雌黄,请先生不要介意)。这就是为什
麽大学问家们当不了大作家的原因。读者就更少有去查书的了。所以,作者是模模糊
糊地写,读者是模模糊糊地欣赏,这个结论,应该说基本是客观的。
     
在我看来,传统文学的文风最大的毛病有两项。第一项林思云君已指出,就是褒贬过
甚,夸张的手法使得太多。六朝的那些绮丽奢靡的玩意儿不用说,就连盛唐大家的作
品也不能外。看看《阿房宫赋》,再去游游故宫,两相比较,立刻就可以明白老芦在
这说的是什麽。老杜去爬了个慈恩寺的塔,其“爬后感”看了以后让人觉得他好像是
坐了一次航天飞机似的。当然,“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吴楚东南坼,乾坤
日夜浮”等等,都是气势宏大的天才手笔,是我心爱的诗句,但这种夸张,流为末俗
则变成了恶俗。这种传统被党文化发扬光大,就简直到了无从收拾的地步。老芦看国
内杂志,从不看报告文学,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分岐,是受不了那股味儿。看官们大
约都记得《人民日报海外版》上那些描写海外学子毅然回国的臭文章,老字辈们大概
还能记得《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绿》、《修氏理论的女主人》等等。这种
东西的出现不光是我党英明领导的结果,还与传统有关,因为苏联文学中似乎没有此
类宝货。
     
第二项毛病与文字有关,因为文言文不吸纳口语,完全是拉丁文式的死文,所以只有
从故纸堆里讨生活,所以离开用典便没有中国文学。就那麽几口馍,你嚼过来我嚼过
去,两千年下来什麽味儿都没了。这种现象,似乎环球仅此一家。当然,在大家手中,
用典也可以出神入化,辛弃疾(他是我最心爱的词人)就是例子,然而一般人又哪有
他那个才能!好点的就象先生的那首七律,等而下之的就是章回小说中“貌如西施,
颜似貂蝉”的滥套,成了“标准预制件”,恶俗不堪。
     
除了文风之外,传统文学最大的毛病是题材太窄。最常写的题材似乎只有三项:一、
怀才不遇,“贫士失职志不平”,“哀人生之须臾”,叹“金印煌煌未入手”。李白
的绝大多数诗都是这玩意儿,老芦最不爱看。二、忧国忧民。如老杜的力作。此类诗
老芦比较喜欢(老碑以为律诗的表现力不如词是说外行话。“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
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两联随便挑一联去,也要压倒“大
江东去”。论表现力,词莫过于苏、辛,而此二人一是“以诗入词”,一是“以文入
词”,这就是他们的词作表现力强的原因)。但此类诗多出于乱世,盛世就没了。三、
隐士的山水闲逸诗。最佳者如陶渊明(老芦极喜欢),以次谢灵运等人。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别的题材,但我觉得不是文化主流。因为题材就那麽几个,所以诗
歌自唐以后的衰败是必然的──谁还能象老杜那样忧国忧民,象李白那样怀才不遇,
象陶渊明那样飘逸潇洒?而传统中国文学除了诗歌,又还有什麽别的戏好唱?
     
以上信笔胡写,还请先生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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