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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杂文集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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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是常识（一）
──与林思云君商榷
芦笛
林思云先生的《中国不需要思想家》我看了三遍，每次都震动很大。不过，我不
同意“不应该用文学的手法来写政论”的说法。要让读者看你的东西，就得使文
章有可读性，这里面就有运用文学技巧的问题。即使在西方，也有以文学手法写
政论的。著名的左拉的《我抗议》就是例子。各种演说（例如马丁·路德·金的
名篇）就更不用说了。丘吉尔的“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至今为英国人传颂。
他甚至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见文学与政治并不是对立的。而且，“骂派文学”
也不是国人特有的。西方国会里的辩论不必说，报纸上的政论又何尝不充满尖锐
的抨击与辛辣的讽刺。讽刺老克绯闻的“拉链门”、嘲笑苏联图－ 144飞机的
“协和斯基”，都是极机智的挖苦。只是人家有明确的游戏规则：第一是从不胡
骂一气，讽刺挖苦以事实为基础，由严谨的思维引导。第二是只限于抨击政党、
政策和政治家，从不进行下流的人身攻击。杂文也不是鲁迅发明的，《蒙田散文
集》就庶几类似，只是强过鲁迅多多。嘲骂自己人的文章也比比皆是。老芦前两
天就在报上看到某作者大声疾呼：“我们什麽时候才会停止干朝自己脚背放枪的
蠢事？”只是洋读者度量大，不会因此恼羞成怒，群起而攻，反而使作者成名。
其实，就连林君此文也是杂文，也用了文学手法。文章结尾的一系列排比句，就
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愤激与失望的。
使用文学手法并不等於煽情。林君举的那个“鲜血”与“唾沫”的例子，其实不
是煽情的范例，因为它并没有歪曲“只说不做”的实质。读者诸君要知道什麽是
煽情，请去看八九学运的《绝食宣言》。不知道别人怎样，老芦当初看到时是很
起了些鸡皮疙瘩的：不绝食，中国人便没有活路了麽？绝了食，中国便立刻一片
光明了麽？中国的命运竟由一群精英的胃肠道的充盈度来决定，这未免太儿戏了
吧？然而就是这种一文不值的东西，刹那间就让全国人民脖子上扛的那玩意儿飞
入云端，只留下一腔子没有思维功能的热血在那儿哗哗开锅。
所谓煽情，是用极刺激、极有煽动性的话语煽起人们的浅薄正义感、同情心、仇
恨心，使他们丧失理智，失去冷静客观分析局势的能力，在“正义冲动”下干出
后患无穷的蠢事来。而这正是当年那些学生领袖们干的勾当。惟一超过“绝食宣
言”的东西，算来只有“年轻的柴玲，永远的榜样”在六四前夕所作的电视谈话。
当年老芦看了那段电视采访，听她说“中国需要流血”，气得把“再教育”中学
来的所有脏话都骂出来了。要流血，为什麽她不去流？为什麽要跑得赛过兔子他
娘？明知屠杀在即，却且哭且诉，滥洒鳄鱼的眼泪，说什麽：“我不忍心告诉他
们”，亏她有脸皮一面欺骗那些无知的大孩子们去白白送死，一面还对外国记者
留下录音谈话作为她欺骗活动的历史见证！简直是丧尽天良，鲜廉寡耻，猪狗不
如！屠城的匪军没有干了这个英雌好婆，诚为人间憾事！
不过，我想与林先生讨论的不是这些细枝末节。我当然同意先生指出的“中国没
有思想家”。其实，落后的岂止是抽象思维。中国不但没有思想家，没有科学家，
也没有音乐家、大小说家、戏剧家、大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等等。上次去
荷兰，酒足饭饱之余，东道主问我：“为什麽中国没有音乐家？”我顿时面红过
耳。有那麽一会儿工夫，我想到了伯牙和锺期，然而自己却从未听到过俞老先生
的作品。后人伪托的《高山流水》，让我老是想起儿时家门口的棉絮铺。老祖宗
不但不懂和声、对位、配器等复声音乐的那一套，竟连七声音阶都不知道，就是
现在仍然还是在五声音阶的大调里头混。“国歌”里只有一个“提”，其余全是
“哆”“咪”“嗦”在那儿撞来撞去，其马戏团式的鄙俗直让人打哆嗦（可能
“哆嗦”的典故就是打这来的）。我只好说明中国古人历来鄙视音乐（其实“乐”
乃儒家“六艺”之一。“制礼作乐”更是圣人的活儿，应当算是高度重视的），
所以有才能的人都不去搞音乐。幸亏他没有跟著问我有才能的人都搞了些什麽，
更没有亮出他们的镇山之宝，问我：“中国为什麽没有伦勃朗、梵高？”否则靠
谁也不知道的顾恺之、范宽、石涛、八大山人之辈，无论如何是打不过那个低洼
的弹丸小国出的才俊的。
我们不但没法跟鬼子比，就连隔壁的印度人都比不过。佛教哲学之深奥复杂，不
仅令比孔子略早的乔达摩（释迦牟尼）成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教祖，而且使他的名
字永标世界哲学史。论音乐，印度人的耳朵比西方人还灵敏，甚至发明了以四分
之一度音为单位的音阶。就连咱们的十二生辰，包括咱们那了不得的“龙”在内，
都是那儿进口来的。如果不是后来进口了梵文，咱们就连“反切”的音韵学的小
花招都想不出来（《镜花缘》中居然花了几章的篇幅大谈“岗根公姑”，咱们的
国学就是这点模样！）；不进口佛教哲学，程、朱、王等人也不会有想到“理”
和“气”的抽象概念的本事。咱们这煌煌文明古国，倒底有些什麽文明可吹呢？
我不能同意林先生的地方，恰是洪哲胜先生激赏的地方，也就是他对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的解释。林先生把一切都归于遗传基因，老芦期期不敢同意。用生物学
来解释社会现象，称之为“社会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十世纪初
很是热闹了一阵，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不仅直接导致种族主义，引出希
特勒的“master race ”（或日本的“神国”）的结论，而且犯了类似马克思主
义的毛病，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了一个“单元函数”。当年鬼子们“证明”
他们是“优秀种族”的“科学理论”，如今看来不堪一哂。例如他们曾把“面角”
（鼻尖与两耳形成的角度）的锐度作为智力的测量标准。所以，鬼子们的尖嘴猴
腮，据说就比中华的银盆大脸来得优秀。说来滑稽，如今信奉这一套的，似乎只
有当年被白人看成是“劣等种族”的有色人种。日本人不必说，连《人民日报海
外版》都动不动就“凭著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最有趣的还要数非洲美国人
的科学发现。去年老芦看了个电视科普节目，有个非洲美国人辩称，根据实验，
动物的智力跟其含有的黑色素成正相关。所以黑色素越多的人种越优秀。老芦当
时就想回国去买下一片海滨浴场，然后再去广告他的科学发现，让面临高考的学
生们来买票晒太阳，保险能大大捞上一票。不管怎麽说，无论是黑色素越少越优
秀，还是越多越优秀，咱们老黄们都可以稳做“中农”，差可告慰。
老芦虽然不干这行，但就连我这票友，也知道林君的“用进废退”说不成立。记
得当年看过一本阿西莫夫的科普，其中介绍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曾提出“获得性
遗传”理论。该同志认为长颈鹿的脖子长，是因为拼命拉长脖子去树上吃树叶，
一代代下来逐渐拉长的。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把刚生下来的小老鼠砍去尾巴，
然而连砍了十几代，秃尾巴老鼠生下来的後代尾巴一分也没缩短。阿西莫夫於此
叹道：老拉要是想到犹太人已经行了几千年的割礼，他也就不会多此一举了。据
我这百分之一瓶醋的了解，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使用的频度而改变，是高度稳定
的。所谓“适者生存”的进化，是通过人工或自然的手段把那些随机突变的最适
生存的新物种选出来，而不是一个类似健美运动员使肌肉变粗的过程。除非使用
基因工程手段，遗传是无法后天获得、再一代代积累起来的。当然，老芦在此是
大胆玩票。说错了请看官中的专家点拨。
决定某一文明的特点的基本因素如果不是生物学因素，那倒底是什麽？却说当年
小芦为了推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夜冥思苦想（这在当今青年中看来可能
非常可笑，但对于我们那代惨遭欺骗的“牛虻”式的青年，不解决此问题，似乎
就再也活不下去了）。忽一日，小芦在菩提树下顿悟：社会的发展，其实根本不
是只有生产力一个自变量的单元函数，而是一个变量参数极多的复合函数，这些
参数包括地理、自然条件、气候、物产、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社会自身创
造的文明和它自身的历史。换言之，除了客观因素外，文明还被文明本身创造，
历史由历史自己书写。这就是民族个性的由来。要是老马那套“理论”成立，全
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只会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了。但在实际上，中国不但根
本没有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就连奴隶社会是否存在过也大是疑问。
尽管这是二十岁的小芦悟出来的破烂，如今老芦仍然认为它是正确的。中华文明
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天文、地理、物产、气候使然，另一方面更是
文明自身作用于自身的结果。如果中国不是乾燥少水、需要强力政府组织大规模
水利工程的大陆，如果她不是把人们一代代束缚在黄土地上的农业社会，如果她
没有出了儒家这个“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保守体系”（费正清语），如果她不被秦
始皇统一，如果人民使用的不是单音节语言和以形表意的文字，如果董仲舒没有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农本主义”、“官卖盐铁”没有形成千年
国策……，则华夏文明绝对不会是这副模样。这其中最主要的主观原因是钳制思
想自由的“精神自阉术”。古代的贤哲们从来对探索自然界的未知没有什麽兴趣，
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以牺牲物质文明的进步来换取农耕社会的“安定团结”。整个
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负反馈的自动控制的超稳态系统，任何偏离“主旋
律”的微弱信号输出会立即遭到全社会的合力扑杀。这种系统从根本上取消了人
们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使得我们有过一代由一代的博学鸿儒，直到近代还产生了
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学问家”，却从未产生过上得了台盘的思想家。
与此相反，欧洲因为它的地形破碎，内陆出海便利，航海贸易发达，使人民不必
组成结构严密的农耕社会便可谋生。而且各国林立，形成了一个互相竞争、永远
处於不稳态的开放系统。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控制系统。新的发现刺
激新的探索，新的探索又带来更新的发现，使文明成指数型曲线增长。所以，欧
洲文明的先进，不是人种优秀、善于抽象思维的结果（其实人家的形象思维又何
尝不优秀？我们有断臂维纳斯麽？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三杰了），而是各种主客观
因素使然。
造成华夏文明的落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本文想谈四个问题：模糊文字与模糊
思维；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心态。
古文与古人思维的模糊，大概算得上一个确凿的事实。有的论者已经指出了古人
不懂形式逻辑。其实费正清早就叹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
在逻辑上毫不成立的“连锁推论法”，在中国竟会被士大夫郑重其事地探讨了两
千年。不懂逻辑还要思维，就只能“鸡同鸭讲”，除了一片嘈杂，什麽效果也没
有。老子可算头牌国产哲学家，但他的哲学观点到底是唯物还是唯心，到现在居
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孔、孟、老、庄、荀、墨谈“道”、谈“圣”、谈
“贤”、谈“君子”、谈“小人”，吵得不亦乐乎，却从来没想到先界定一下这
些概念，看看彼此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即使偶尔给出定义，也从来没有什麽逻辑
学价值。如“仁，人道也”，到底是说“仁是做人之道”，还是“仁是人与道的
结合”，抑或“仁是道在人文领域理的体现”？三个名词放在一起就成了定义，
没有任何连接词和定语，让人怎麽理解都行。再加上没有标点符号，断作“仁人，
道也”（仁人是道的物化）又何尝不可，更是助长了理解上的混乱。因此，理解
上的模棱两可并不是时代久远造成的（古埃及的楔形文字尚可破译），而是思维
的模糊与文字的简约所致。这种内在的含混模糊，使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导致了理解上的随意性。既违背了逻辑学最根本的同一律，又怎麽能建立博大精
深的学科群呢？孔子算是“述而不作”，留下的《论语》是门人收集的杂乱语录。
《孟子》应该算是系统的论著。然而该书编排的毫无章法，散乱重复，令人叹为
观止。可怜朱熹还花了四十年的心血去注这种毫无学术价值的《四书》！
尽管逻辑学的基本体系在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手上就已建立，我们至今仍是世上
最不懂逻辑思维的民族。网上那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鸡同鸭讲”
且不论，前两天群情汹汹，万众痛批老芦的“中国是帝国，所以迟早要崩解”的
谬论，却竟无片言只语搔在痒处，实在令人慨叹“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现代中文比古文当然强过多多，然而仍然问题不少。这方面的缺陷，我在《汉字
改革小议》中提到过。首先是“以字造词”产生内在的含混。以字造词，“字”
造完“词”后却并不功成身退，仍然留在革命队伍里发挥馀热，继续起“词”的
作用。这种“词母”往往兼具它所造的几个词意思，从而扩大了概念的外延。最
好的例子，就是“权”字或多或少兼有“权利”、“职权”、“权力”、“权
势”、“特权”的意思。当然，西方也造词。大多数科技词汇就是用希腊和拉丁
的词干、前后缀造出来的。但这儿的重大差别是这些“词母”本身一般不是词，
不能滥竽到句子中去自由恋爱，新词一旦铸好就是不能拆卸的整体。西文当然也
一词多义，但人家词汇丰富，该准确地用哪个词时总能找到，不象我们想说清
“可能”究竟是指“possible”还是“probable”都没法，想用“政权”以外的
词来区分“political power”和“regime”都不行。
第二个问题是望文生义。票友们根据造字的“词母”，就想当然地自以为知道造
出来的新词的确切意思。“共产主义”就是把财产并在一起，“无产阶级”就是
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者本人，就是这点水平。又有
哪一位看官，看到“乔叟”的名字，头海里不立即现出一个颤巍巍的“乔国老”
的形象？
第三个问题是文法的不严密。先贤参照英文，定出了中文语法，但写作中的“人
治”状态并未由此结束。有人说中文写作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对错之别，话虽过
份，但指出了这种无章可循的状态。例如“拙文发表后，陆续见到一些批评，很
感兴趣”这个句子，如果以“拙文”作全句主语，此话就是病句，如果首句只是
后面的无主句的时间状语，则也说得过去。英文就没有类似的弹性，由此可见中
文的缺乏规范。这种缺乏规范也在口语中反映出来，现代白话“不拿白不拿”和
旧白话“不拿强拿”一样，都难以“绳之以法”。“我五号到北京”这句话，如
果没有上下文，聪明如鬼谷子，使用“文王神课”那种超过“深蓝”超级电脑的
国术，也算不出它说的究竟是过去还是未来。在西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满
口病句。在中国，文盲和教授的差别基本是词汇上而不是语法上的。除了“打武
斗”之类，文盲不会犯时态、性、数、格和句法上的错误。教育造成的差别的大
小，反映了语言的复杂程度和规范程度，从这个角度上说，现代中文乃至汉语，
仍然是较为简单、原始、缺乏规范的。
这种简单质朴首先反映于句法。在实质上，汉语是单句而非复句语言，各句相对
独立。可用的复句只是含时间、条件、原因分句的句子，这是因为它们的分句相
对独立于主句，其主语或宾语不会扯到主句中去。需要使用主语从句或谓语从句
时，我们就只能把句子拆成数句或压缩成一句。而定语从句无论多复杂，我们都
只能将其压成一个长句，句子实在太长时就只好以逗号或顿号分开。在需要准确
描述界定事物的性质时，这种表述方法极不称手而且重复冗赘。“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式的儿语，在现代的复杂生活前的确显得苍白无
力。
此外，单句语言的特点造成了使用标点的困难，更容易造成行文的混乱。各单句
松散地联缀在一起，彼此没有严格的隶属照应，有时共用主语，有时各有主语而
又此显彼隐，有时上句是下句的主语，加上该用被动语态之处往往用无主句来表
达，更助长了混乱。其实，就是写在这里的这个句子的组成也十分混乱：“共用
主语”、“各有主语”的主语是“各单句”，“此显彼隐”呢？“有时上句是下
句的主语”，“加上……”等等，与主语“各单句”的语法关系是甚麽？由此可
见，单句松散并列，是中文难以规范的基本原因。
没有严格规范，只要能说清问题，似乎也未尝不可。但“无法无天”只能导致文
字水平的低落。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星岛日报》上那些光凭“语感”
写的不堪卒读的文章不用说，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份泱泱大国的头号大报，
其文字水平之低下也令人叹为观止，连“温州人真福气”这样的病句都可作为文
章标题。为证明我们普遍的文字水平之低，老芦愿以一百美元为注，输给第一个
指出任意一期《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没有五个以上文法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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