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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杂文集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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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 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三）
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二）
芦笛
三、罪恶的“打落水狗”论
西方的“费厄”规则不仅实行于社会经济生活中，而且实行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诸
如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各种声音都有发表的机会，等等。大概其中最不能
为国人理解接受的，就是所谓“公平审判”。记得当年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被枪决，美
国舆论界大哗，认为革命党无权剥夺他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这种喧嚣，连老芦这个崇
拜西方民主法治的铁杆汉奸都觉得是书呆子气十足，痛感老美应该去接受一下我党的再
教育──万一老齐逃脱了，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了，他可不会来跟你讲什麽人
权。
所以，如果说日本战犯也有权接受公平审判，在法庭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恐怕没
有哪个中国老百姓会同意。
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论就是基于咱们这国民性提出来的。它的要点是：第一，社
会成员由“狗”和“人”组成，人和狗之间自然谈不上什麽平等，彼此之间也只可能是
被打和被咬的关系，没有什麽温情脉脉的友谊在。第二，即使将“狗”打落了水，也要
“从而痛打之”，如果听任“狗”爬上岸来，即使他不趁机咬你一口，最低限度也要抖
你一身水。
仔细端详后便可看出，这“理论”其实不过是一堆毫无证据的假设，其中隐含著无数问
题：首先，是谁给了鲁迅这种类似上帝的权利，把人类分成“人”和“狗”两个不同物
种？其次，就算可以如此分类，这划分的标准是什麽？第三，为什麽“人”“狗”之间
就不能共存共荣，非要打、咬个你死我活不可？第四，为什麽“狗”就一定不会跟
“人”
费厄泼赖？就算“狗”不讲费厄，为什麽“人”就非得跟著“狗”一道，也不讲费厄？
第五，为什麽“狗”被打落水后不会就此魂飞胆落，乖乖上岸投降，死心塌地地作忠实
走狗，而一定只会寻机报复？最后，这“打落水狗”也者，究竟是要打多久，打到什麽
程度，是打死为止，还是绵绵无尽地打下去，一直打到世界末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鲁迅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待如此重大理论却完全是儿戏从
事。
除了以文学比喻手法描写一番“抖你一身水”，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举了一个革命党
王金发“光复”后被杀的个例，以此就导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说革命党人在成功后一
定要坚决镇压反革命，不能跟他们“咸与维新”，否则后患无穷。在莽莽苍苍的森林
中，
他两眼却只盯著这麽一片树叶子，浑忘了我大清是和平逊位的，而且清帝逊位之后非但
没有“抖你一身水”，反倒先是被民国政府食言而肥、无耻地赖了签字画押同意供给的
岁币，后又被冯玉祥践踏“优待条件”，赶出宫去。就连慈禧老佛爷的陵寝都被孙殿英
炸开，凤首都被刺刀割下来，更不必说“反正”后各地那些束手待人屠杀、抢劫、迫
害、
歧视的“旗营”里的旗人们。不讲费厄的不是落水的大清，恰恰是那些革命乱党。他们
不但不讲费厄，直是毫无脸皮的土匪。冯玉祥占了故宫后将无数珍宝席卷一空，然后召
开“记者招待会”，让卫队把衣服解开给记者看，证明他们确实是没拿宣统爷一针一
线。
鲁爷实在是老眼昏花，如此腾笑千古的丑剧，他老人家居然会看不见，满瞳仁尽是他的
王老乡和秋英雌。没准他还会认为冯土匪是给他们报仇雪恨，痛打老溥那只落水狗呢。
除了这个“证明”，文中其他勉强可以算是说理的地方，只有一个反问句：你费厄，他
不跟你费厄，岂不是愚蠢透顶地自讨苦吃？然而这只是“先发制人”的策略教唆，与逻
辑论证毫无关系。所以，咱们伟大思想家的天才理论，本质上跟“恨小非君子，无毒不
丈夫”、“斩草不除根，春来又发生”的古老智慧也没有什麽差别，两者都是毫无依据
的断言。
作为文人，鲁迅当然没有义务写一篇点水不漏的杂文，正如留下谚语的老祖宗没有解释
为什麽只有残忍恶毒的人才是大丈夫一样。荒唐的是，因为毛泽东“和鲁迅的心是相通
的”，这个千疮百孔、莫名其妙的“理论”却变成了咱们长达三十年的暴政的法理基
础。
毛和鲁“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偶然的。列宁主义认为，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
会，
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先建立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用政权的暴力去无情镇压一切敢于反抗
革命政权的人。只有先不费厄，最终才能费厄，这个悖论就是所谓的辩证法，也就是鲁
迅的“打落水狗”论的“哲学基础”。鲁迅的个人贡献，是他把这种胡说八道用人民大
众喜闻乐见的比喻生动通俗地表述出来，格外强调了打的合理、凶狠和残暴，将打者与
被打者的道义反差放大为“人”和“狗”的强烈对比，使施暴者加倍的理直气壮，义正
词严，手下歹毒，心中泰然。
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但第一次在推翻旧政权后立即就有计划、按比例、高速
度地进行了系统的大屠杀，仅仅是为了所谓“巩固政权”的需要就活活打死或处决上百
万“反革命”、“恶霸”与地主，而且在剥夺了“地富反坏右”的财产后还把这些人开
除“人籍”，几十年如一日地当成落水狗来打。世上竟然会有咱们这种宝贝国家将“打
狗”制度化，让它变成公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打到后来，没有谁还记得、或是想得起来问一声：“咱们为什麽要打他们？”大家只觉
得那是如同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自然的事实，乃是万世不磨的天经地义，只知道棍棒齐
下、“狗”毛横飞时，那洋溢在心中的巨大快感是任何官能的娱乐都无法取代的。甚至
就连“狗”们也给打得糊里糊涂，死心塌地地认定：“天生我材必挨打，今天打完明又
来”。“打狗”不但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成了一种典礼仪式。如同日本人饮茶的
“茶道”似的，它成了咱们做人的“人道”，既是咱们做人的内容，又是体现忠诚、尊
严、气节与胆量的礼仪。如果老毛真能活两百年，咱们肯定也要打上两百年，老“狗”
死了有小“狗”，小“狗”死了有“狗”孙，“狗”子“狗”孙无穷尽，满目“狗”尸
夕照明。
整个事情荒唐而又自然到这种程度，以致“落水狗”们最终被恩准上岸时，竟不敢相信
世上还会有给他们“摘帽”这种荒谬的事，而工人农民则无不愤愤不平。等到邓公死
时，
海内外无论是亲共的还是反共的报刊上，竟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他这桩最大的德政，好像
那三十年的漫长打狗岁月真是为了国家的进步、民族的福祉而度过的，而纠正全民族的
“打狗癖”并不需要超人的胆略与魄力。光是有这麽一段至今无人引以为耻的“打狗”
丑史，我大华就是世上最丑陋的民族！
然而丑陋还不止于此。鲁迅“打狗”论导致的必然结论是：棍棒就是费厄，谁手中有
它，
谁就是人，谁不听棍子的，谁就得变成狗，要被打落水“又从而痛打之”，连苦苦求饶
都不行。於是，“打狗”论就成了指导咱们那无数次政治运动、党内外权力斗争的总
纲，
在中华大地上制造了数不清的惨绝人寰的冤狱。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费厄规则，“人”
和“狗”，“革命”和“反革命”，“人民内部”和“人民外部”这些概念就变成了一
种看不见、摸不著的气功大师的“气场”，能够在瞬息间发生“辩证转化”。除了已落
水的“狗”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人民”，但却又没有一个人算得上“人民”，每个
人的头上都悬著一把达摩克利剑，它倒底会不会掉下来，什麽时候掉下来，就是文王神
课也算不出来。昨为打狗人，今成被打狗。忽焉白云，忽焉苍狗，黄尘清水三山下，更
变千年如走马。哪怕贵为政治局常委、钦定接班人也无从把握这弹性无穷的橡皮棍子的
辩证法。一个八亿人的国家，除了一个人之外竟没有谁有一星半点安全感，这种凄惨卑
微的人生方式实在是找不到语言来描述。
然而我们不觉得凄惨，虽然岸上的每个人都觉得棍子的天威难测，随时随地会无情地落
在头上身上，但“人”和“狗”的巨大反差仍然足以抵消不安全感，使我们倍感身居岸
上的荣幸。为了避免落水，我们便以疯狂打“狗”来证明自己的“人性”，这“人性的
证明”不仅造成满塘死狗狼籍，而且彻底完成了全民族从人到狗的道德转化。“金风玉
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当胡风、冯雪峰、周扬三同志相会在秦城，彭德怀、刘
少奇、林彪诸领袖聚首于阴曹之时，不知道他们对“打狗”论有些什麽心得体会可以互
相交流。或许，他们会朦胧地意识到，“新”社会使人变成狗，其根本原因是“打狗”
论的建国方针，而除了胡和彭，其余诸同志都曾是那英明方针的制订人或热心的拥护执
行者。
可悲的是，堕落了的民族看不到自己的低下。“打狗”论已经化作咱们的民族魂，成了
咱们待人接物的做人准则，“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乃是咱们不假思索的本能反
射。
只要是无力报复、打之无碍的人，只要是不合咱们心意、批了逆鳞的东西，不管是法轮
功、是陈水扁还是网上持与自己相反观点的人，咱们都毫不犹豫地斥之为狗，毫不踌躇
地痛打之。无知者不惶惑，无德者最坦然。咱们以威力无穷的打“狗”棒迅疾如风地进
招时，其果敢明决连凯撒、拿破仑都要自叹弗如。
然而连这都还不是“打狗”论造的最大的孽。全民信奉“拜棍教”后，这个国家也就失
去了和平进行政治改革乃至政权交替的可能。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是靠打“狗”上
去的，手中的大棒上“狗”血淋漓。因为深知“落水”后就是万劫不复，活在这世上他
们最怕的事就是丢了手中的棍棒后被打下水去。於是，百姓只要流露出丝毫的对大棍的
不满或不敬，立即就要遭到杀一儆百的血腥报复。对八九年人民的和平抗议的疯狂镇压
以及近年来对法轮功的无情整肃都是证明。当局的过度反应曾使国外的观察家们大惑不
解，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互动只有“咬”和“打”的方式。在邓小平
眼中，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就是把他儿子推下高楼的红卫兵；而在中南海门前转法
轮的老头老太太们的身上，敬爱的江总依稀看见了黄巾军、白莲教和太平军的草莽英
雄。
象我大清和平退出政治舞台的那种黄金时代是永远、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立志医治国民性的偏激文人写出来的一篇小小杂文，竟会为一种邪恶理论推波助
澜，
不但帮著制造了空前的民族灾难，而且诱发了一种再过百年也难痊愈的民族顽症恶症。
老鲁泉下有知，不知是否会愧疚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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