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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
     
──“讳疾忌医”论之一
     
     
芦笛
     
     
话说古代有个叫狙公的人爱养猴子。猴子养得多了,自然要吃掉人的定量,引起粮食危
机。老狙於是召集群猴会议,宣布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供应。这定量是“朝三暮
四”,亦即早饭三个栗子,晚餐四个,国庆酌加,以示庆贺。群猴闻讯顿时鼓噪起来。
老狙再三晓以大义:世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猴民连栗皮都没见过,咱们必须斗私批修,节
省每一个栗子为了世界革命。但不管他怎麽说,群猴却越嚷越凶。最后老狙急中生智,
喊道:“好了好了,考虑到大家的实际困难,本领导决定不顾血本,将定量增加到‘朝
四暮三’!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群猴大乐,齐声歌颂天大地大不如狙公的嘴巴大,
爹亲娘亲不如狙公的栗子亲,千好万好不如狙公的猴窝好,河深海深不如狙公的心计
深,“朝四暮三”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咱们这个民族,从花果山上下来的时间似乎也不太久,在许多方面还不如老狙家的那一
群。“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毕竟是高等算学的尖端难题,它们之间倒底是有著显
著差异,还是处于哲学上的“无差别境界”,不是猿类的智力可以解决的。比起来,我
们面临的任务似乎要容易些:“现代化”和“西化”有什麽差异,“调价”和“涨价”
有什麽分别,“待业”和“失业”有何不同,“下岗”与“解雇”又有甚麽两样,这些
问题虽然艰深,似乎也用不到“韩信点兵”那些算学绝招。然而我们就是和狙国的猴胞
们一样,能把它们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记得当年考政治,其中有一道题是论述“社会
主义待业”和“资本主义失业”的本质区别。老芦(那时还只是“芦公半老,疯癫犹
存”)手不停挥,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大篇,其要旨是:社会主义待业犹如大姑娘待字闺
中,门外排著媒婆的一字长蛇阵,心头是无限的青春喜悦;资本主义失业则如同老头子
丧偶,老伴儿死了就再也活不转来,只有哭天抢地的份。
     
当然,要说咱们的大脑沟回浅如排球,甚至还赶不上狙国的猴胞,这话也就说得太过分
了。咱们的问题是有著太多太多的狙公,专门以论证“有差别”或“无差别”为职业,
就是这些人造成了全民族空前的智力堕落。当年小小芦连“朝三暮四”的日子都过不上,
心里却洋溢著无边的幸福,因为老狙们告诉我:咱们之所以哪儿都买不到栗子,是因为
人民的购买力空前提高,东西都给买光了。所以,越买不到东西,人民生活就越好。因
为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所以咱们越来越别想买到东西。小芦就这麽越来越幸福下
去,直到形势好到饱和点的那一天才忽然不再幸福了。等到答那道政治题时,中芦早已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狙公的戏法,把比喻的文学手段发挥到
了顶峰。
     
能在不同的事物中看出相似的特点,以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这是人类特有的抽象
能力,不是老狙家的那一群兄弟可以学会的。然而,这只是抽象思维的“初阶”而已,
它只在民族的幼稚期活跃,也只对幼稚民族有巨大的感召力。耶稣和佛陀布道时大量使
用比喻,战国时的说客们创作了各种生动的寓言,都反映了这个特点。虽然逻辑学中有
所谓类比推理,但它的使用前提,是被比对象一定要有逻辑上的可比性。不管这个前提,
就会象中芦似的人为制造出“大姑娘”的“待”和“老头子”的“丧”这种“有差别境
界”来。因此,严格地说,比喻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不是逻辑推理手段。“建筑是
凝固了的音乐”是极生动的文学表述,然而这个命题在逻辑上却一钱不值。遗憾的是,
对於我们这个不懂逻辑的民族,比喻却是我们的“思想家”们最爱用的手段。
     
从鸦片战争算起,为了“东西方文明孰优孰劣”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吵了一百六十年,
这样的超级马拉松辩论,大概打破了银河系的纪录。其激烈程度,恐怕只有中世纪欧洲
“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可以相比。但“日心说”毕竟是违反感性经验的学说,
它引起怀疑是很自然的。为解决这个难题,欧洲人用的是实证主义,靠观测天体运动来
检验两种学说孰是孰非。比起来,我们的问题简单得不可胜计。要解决它用不著任何精
密仪器和复杂计算,只消睁开双眼,随便到中国的哪个小县城里看一眼就行了。只要看
看哪儿没有洋楼,哪家没有“三大件”,哪儿还有人穿著麻布或丝绸织的峨冠博带、揖
让如仪、肥马轻裘地在街上走,哪儿还有私塾在教“破题”“承题”“起讲”,任何一
个诚实的人都得承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咱们有四大发明,人家有
四万大发明。“东风无力百花残”,传统文明之残露早被西方文明之烈日无情蒸干,只
留下易经、风水、特异功能那些煨不烂,炖不熟,狗不理,猪不闻的好货色。甚至就连
弘扬这些国故,咱们靠的也不是祖传的雕版印刷术,更不必说维护国威全得仗鬼佬发明
的“两弹一星一艇”。
     
然而“凭著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我们就是有本事证明东方文明至少不比西方差。
人家有实证主义,咱们有文学比喻。不管那些汉奸洋奴卖国贼怎样摆事实讲道理,咱们
只须以不变应万变,将煞手间(金间)使将出去,笑道:“嘻,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
圆!”观众便轰然大乐,而汉奸们也就立刻面红过耳,狼狈万状地败退下去。
     
可叹的是,这个笑话说了近百年,却常讲常新,每次都奇效如神。十二亿人中竟没有一
个人问一声:这文明倒底跟月亮有什麽鬼相干?拿花比女人,至少这两者间还有个“娇
艳”的相似点,可文明又与月亮攀得上哪一门子亲?不管东方西方,月亮当然只有那麽
一个,然而东西方拥有的,难道也是同一个文明?因为环球千里共婵娟,是不是我们就
可以推导出中国人、欧洲人和非洲人都长得一般模样,人人面如满月,个个肤若凝脂?
这种“推理”能在中国产生而且唤起海潮一般的呼应,本身就是东方“月亮”没有西方
圆的雄辩证明!
     
咱们这种特殊国情,只能也用比喻的手法来描述,就是“讳疾忌医”。一个人害了重病,
要承认现状的确是一种痛苦的事,特别是当身边的人一个个龙精虎猛时就更是如此。这
时最痛快的办法,就是将如实通知病情的大夫乱棒打出,并将忧心忡忡的儿孙斥为逆子
叛孙。等该做的都做了后,心里还是免不得有些不踏实,於是就得运用咱们那活跃的文
学想象力,或证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或证明咱们跟邻居确实有点不一样,
不过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当年有位学贯中西的饱学宿儒辜鸿铭老先生曾用一句话
便证明中国的一夫多妻是合理的,而鬼子们的一夫一妻才是反常。他势如破竹地问道:
“世上只有一把茶壶配几个茶杯,你们谁见过一个茶杯配几把茶壶?!”
     
用茶壶比男人而以茶杯比女人,此中玄妙似乎以月亮比文明还更难参透。老芦冥思苦索
半年,才依稀想到这比喻的生理依据大概是指男女间的“授”与“受”的关系。然而如
果要从生理能力上考虑,“壶”的容量似乎还不如“杯”的大。以区区一把夜壶而能做
到“杯中酒常满,座上客不空”,似乎只有公鸡有此能力。如果老辜真懂性生理,似乎
应该去推崇西藏人的一“杯”多“壶”制才是。
     
然而辜道不孤。喜见后波推前浪,欢呼晚辈胜先贤。老芦何幸,在中国妇女的传统地位
已成定论的数十年后的今天,又见到某位如老辜一般博学多才的先生出来翻案。事情是
张艺谋的电影引起来的。几年前,某位丹阳女士撰文痛斥张的电影是给中国妇女脸上抹
黑,说中国妇女的地位要比西方的高得多。有位力刀先生投稿《华夏文摘》,从古到今
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驳斥丹女士的论点。丹女士没有反驳,倒是某位鸿儒站了出来,说
当今中国的一切毛病都是后来的政权弄出来的,至于中国妇女的传统地位则决不会比西
方的低。他并且旁征博引地加以证明,嘲笑反对他的观点的人都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自
惭自恨”的“一知半解”的“浅学之徒”。《华夏文摘》上唇枪舌剑地吵了好几期,最
后当然是不了了之。
     
事情虽过去了好几年,然而因为那位先生的手法之典型,令老芦从“海上生明月”想到
辜老先生那把汪洋恣肆、势可吞舟的茶壶,所以至今尚记忆犹新。当然,时代毕竟是进
步了,所以那位先生使用的“明月”也加上了最新科学包装,变成了最时髦的“基因”,
据他说:“生物学上似乎早已证明,不管皮肤黑白红黄,世界人类的基因几乎一模一
样”,因此,“各种文化之间的‘异点’再‘四千八百倍有余’,还是远远不及人类的
共性”。
     
这“基因”当然比“明月”科学,当下吓得老芦这个外行一怔一怔的。可下来想想,既
然“基因几乎一模一样”,这“皮肤黑白红黄”又是怎麽出来的?而且,如果因为基因
都一样,“各种文化”也就大同小异的话,那麽祖国西南山区的那些布依族、苦聪族的
文明是否也和咱们大汉文明一般的灿烂辉煌?恐怕渊博如那位先生,想来也不会懂“苦
聪文”这种尚待发明的文字吧?“文”都没有,“化”将焉附?所以,咱们是不是还得
承认这“各种文化”有先进与落后、甚至有存在与否之分?而如果要用人类基因来解释
这种差别,咱们是不是还得把那些没文化的“蛮子”们开除“人籍”,以捍卫“基因决
定论”的完整?
     
随著论战的深入,那位先生的妙论也越出越奇。据说,咱们用不著为过去中国女人缠足
而“自惭自恨”,因为第一,小脚不过是西方女性穿的高跟鞋的等价物(好像前者可以
随时脱了似的);第二,这是女性追求时髦、爱美、爱虚荣而心甘情愿的自残,都是受
害人的母亲干的──“天下有几个为女儿缠足的父亲?”第三,中国的客家妇女并不缠
足,而这客家人的范围居然大到几乎囊括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名人、包括孙中山在内,
尽管老芦恍惚记得小小孙初受的人生震撼就是目睹他阿姐缠足的痛苦。
     
当年看著这滔滔雄辩,老芦不禁浩然而发怀旧之幽思,想起了当年响应伟大领袖号召、
踊跃报名上山下乡的豪情。的确,天下没有一个给自己的女儿缠足的父亲,正如当年没
谁逼著咱们下乡一样。缠足的妇女们和咱知青(包括那位先生在内)一样都是自虐狂。
那位先生说得对极了,华夏文明的美妙之处,就是它造出了一种自愿基础上的暴政。
     
类似的奇论妙议层出不穷,例如西方的修道院就是中国的“烈女墓”和“贞节坊”(不
知中国的尼姑庵在西方的等价物是什麽);道家的“采阴补阳”是对性科学的伟大贡献;
同为帝王杀妻,在中国是女性崇高地位的证明,在西方则是女性被践踏;胡适同志“怕
太太”,据说那就反映了中国普遍的女尊男卑;汉律中有一条“母杀其父,子不得告,
告者死“,据说这就推翻了千年的“三从四德”中的“夫死从子”;……等等,等等。
     
如此这般的高论,老芦一时也说不尽,只记得当年是越看越佩服此公的渊博,也越看越
觉得说不出的丧气:如果一个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贯中西,博淹今古,立志效法
陈寅恪“多读书,慎立论”,最后学会的就是如何引经据典、稽古论今、头头是道、振
振有词地为祖宗文过饰非,为丑恶的传统镀金,否认西方的先进和自己的落后,对那些
不满现状、渴望改革、渴望学习和赶上西方先进文明的论者大加讪笑、挖苦和轻薄,则
这种学问又做来何用?难道我们万里迢迢地负笈西游,其目的就是用渊深的谎言来欺骗
那些养育我们的家乡父老,告诉他们趁早死了改革的那条心,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能
教咱们的师父还没让他娘怀上呢,咱们唯一的出路是退回到《老残游记》上的“站笼”
里头呆著去?
     
遗憾的是,这似乎正是某些人留学西方的目的,於是就出现了这种滑稽的现象:在西方
呆得越久的人,就越是对传统赞不绝口(所谓“出了国才爱国”),反倒是呆在国内无
从作第一手的文化比较的同胞还个个成了“民族虚无主义者”。当初明镜出版社在《天
葬》推出后开了一个学者和作家们的座谈会,某位先生在会上痛斥《鸿》的作者张戎卖
国求荣。据他说,听别人说(!),文革其实根本没有张说的那麽黑暗,所以,就是张
那样的乌鸦乱叫,抹黑了伟大祖国的形象,才让鬼子看不起我们,云云。
     
这高论真让老芦痛感世风日下,咱们的文化水平真是“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当
年中芦还能发明“大姑娘待嫁”的生动比喻,那位先生却连个“海上明月”都编不出来。
如此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抹黑,不是因为出了文革那样丢脸的事,而是因为出了记
载那事的人。可没有文革,又哪儿来本《鸿》?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因果律这东西?到
底是先有盘古或耶和华,还是先有天地?而且,张戎她爹尽管受了磨难,至少还死得风
风光光,比咱那敬爱的刘主席、彭老总、贺元帅真算得上是在九重天上。难道说当年报
导元勋们的地狱遭遇的“两报一刊”是卖国报刊,而将文革定性为“中华民族的空前浩
劫”的党中央是卖国中央?
     
看来西方文明确实有限,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现代老狙们睁开良知的眼睛。
     
最后让我们回到“讳疾忌医”上来。如果某家的老头子害了重病,子孙们却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哄骗到底,或灵感奔腾,诗思澎湃,热情歌颂老人家的龙马精
神赛过港式生猛海鲜,或焚膏继晷,沥血呕心,严密论证老人家的血压脉搏堪比奥林匹
克的长跑冠军,或愤目裂□(目此),怒发冲冠,凛然声讨那些胆敢妖言惑众、报忧不
报喜、甚至建议寻医问药的家奸卖家贼,那麽您说,这家人到底是中了什麽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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