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将把我们领向何方？
──八·一五感言
芦笛
据伟大领袖的小蜜张玉凤同志回忆，他老人家垂暮之时看了部电影《粮食的故事》。当
看到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时，他先是忍不住抹眼泪，继则大放
悲声，引得所有在场的人都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倒底是什麽打动了这个马
上天子，竟让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铁血人物激动得不能自
已而老泪纵横？
是他那自己一手营造出来的奇迹。当初井岗山那千来号人、七八百条枪竟会发展为数百
万大军，铁流滚滚，杀气腾腾，如狂飙，似疾雨，农奴戟从白山黑水卷到黎族村寨，五
星旗自两淮三湘插进泰（人泰）家竹楼。不管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这
确实是人间奇迹。
是什麽促成了这奇迹？是林副统帅说的“精神原子弹”。这精神原子弹的核炸药是什麽？
是仇恨。“两军相逢勇者胜”，除了战略战术的高下、武器装备的优劣之外，军队士气
高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所谓士气的核心，就是仇恨。林副统帅对我军
建军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他在东北发明了“两忆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这种忆苦
运动，使憨厚的农家子弟化作了战场上怒吼的雄狮。
因为这仇恨造成的空前奇迹，伟大领袖从此迷信上了精神原子弹。这位马上得天下的万
岁爷在马上治天下，把中国建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以仇恨立国的国家。“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成了根本国策，仇恨被当成美德，残忍被视为坚强，在“咬住仇、咬住恨，
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战歌声中，全民族向著一个又一个国内外的假
想敌冲锋，练就了“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
这大概算得上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人类一切宗教、伦理、道德的核心就是一个
“爱”字，而一切社会赖以组成的纽带，也就是这个“爱”字。如果将仇恨作为民族内
聚力的源泉，则社会迟早要变成关著一群斗鸡的笼子，最后只剩下满笼鸡毛，遍地鲜血，
而这正是他老人家撒手西归时中国的模样。他老人家那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
个的超级大脑忘记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原子弹只是一种大规模杀人武器，而精神原子弹
释放出来的只是巨大的兽性与破坏力。
尽管邓公在伟大领袖逝世后仅两年多就毅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
思想却已经化作了民族魂。当年有首歌唱道：“大江南北留下了您的身影，五湖四海回
响著您的声音。”它说的的确是事实。如今放眼神州，何处不可见他老人家那魁梧的幽
灵？听听网上高论，何时不可闻那绕梁不绝如缕的余音？在伟大领袖的言传身教下，我
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更善于破坏一个新世界。“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
在其中”，破坏已经成了我们的本能冲动，仇恨则是咱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国际纠纷
的良方。就连咱们那根深蒂固的仇日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拜他老人家之赐？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日本人欠下的累累血债深恶痛绝，因他们对往日的罪行拒不低头
而气愤难平。然而我却又禁不住常常想：咱们如此仇恨“倭猪”们，到底有什麽实际意
义？要达到一个什麽样的目的？楼下有人说，咱们要灭了倭国。这种豪言壮语，早在抗
战军兴时就有人发过。根据叶圣陶的文章，当年曾有爱国志士贴出大标语，道是：“剿
灭倭国！”“杀到东京去！”这口号的确是气壮山河，虽则后者令人想起李逵的“杀到
东京去夺了鸟位”的抱负。不过时代到了今天，想必我们大多数人已经长大成人，不会
再把这种“大刀向鬼子们的坦克砍去”的儿语当回事。咱们现在的抱负，不是灭了谁谁
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窝里反起来、自己灭了自己的问题。
因此，看来我们恨日本人，是因为他们拒不认罪，而我们仇日，就是要达到让他们低头
的目的。然而这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仇恨多一些，日本人认罪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推
诿的余地也就小一些，反之，如果我们越不怎麽仇恨他们，他们赖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麽？如果两国处於交战状态，仇恨的强弱当然影响士气的高低，从
而影响战争的结局。然而据我所知，目前两国之间似乎并不处於战争状态。相反，中国
的经济建设，仰赖于日本那位大财东的正多。无论人民怎样憎恨“倭猪”，逼著政府去
为此打仗的可能性比和老美翻脸的可能性还小得多──不管怎样，“倭猪”们从不对中
国的人权说三道四。
既然咱们不大可能逼著政府去为咱们灭了倭国，给咱们报仇雪恨，那麽光是仇恨一通，
好像并不能就此吓倒了“倭猪”们。恰恰相反，仇恨总是互相传染、互相感应的。天下
未有被人痛恨而不恨人者。“倭”们并不真的是“猪”，人家和咱们一样五官俱全，你
道人家不知道咱们的心事麽？被咱们如此仇恨，就是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要老倭一面恨
我们，一面又向咱们赔罪，这可能吗？他们不道歉还恨咱们，咱们就自然更恨他们，如
此恨来恨去，真要成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两个国家挤在一起，
离不能离，断不能断，打不能打，和不能和，彼此越来越仇恨，这“长恨歌”越唱越响，
越唱越没个完，似乎总不是个办法吧？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个死结？
退一步说，让我们假设“倭猪”们让我们的仇恨吓得屁滚尿流，乖乖认了错，赔了钱，
那又怎样？我们的仇恨会不会就此烟消云散？我看难说。不管老倭们怎样低眉顺眼，伏
低做小，如同大相国寺的泼皮见了鲁智深一般“扁扁的伏”，恐怕总还要有那麽一些人
“虽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而且说不定反倒要怅然若失起来。何以故？我们已
经如此习惯于仇恨这种“精神食粮”，它已成了我们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需要。我们
恨过从慈禧到蒋介石那一切人民公敌卖国贼，恨过从美帝、苏修直到越南霸权主义那一
切敌国，恨过从刘文彩、黄世仁、“黑六类”直到李登辉、陈水扁那一切阶级敌人……。
如果某天忽然实现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再也找不到某种人或事来仇恨，咱们
恐怕要象做不了官的孔老二一样惶惶如也，那骤然的失重感，恐怕会让我们再也难以把
握人生！
如拙作《为什麽要了解日本》所说，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反感，基本上是一种义愤，
但我们的仇恨竟如此强烈，不能不说其中含有不正常的因素。扪心自问，我们的仇日情
怀中有没有嫉恨的成份？我们看他们时，象不象那只教会了老虎十八般武艺而被徒弟赶
到树上的猫，或是那个被隔壁的暴发户买走祖传良田的破落户？再往深处想想，我们又
该如何解释自己那如此不对称的爱与恨？如果我们仇日真是因为曾有那麽多的同胞被他
们杀害和糟踏，而并非因为这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仇恨异族的理由，那麽我们又该如何
解释我们对烈士、对死难者的漠不关心，对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此残忍？
仇恨是一把两面刃，无论是义愤还是嫉恨，它们都是会伤害自己的反常心态。如果我们
的仇日情怀得不到化解而越演越烈，它迟早要变成祸根。初中语文中有一篇古文是这样
描述“匹夫之怒”的：“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脱了帽子光著脚用头撞地），而我们
最擅长的就是这种“以头抢地”的匹夫之怒。几十年撞下来，咱们的三魂七魄已经去了
两魂六魄，再撞下去只怕要魂归离恨天，上兜率宫里接著恨去。
美国有人写了本《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政治预言小说，说的是中国大乱，日本人借口保
护日资，派兵在山东登陆，某个新军阀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充当“民族英雄”，以核
弹攻击日本，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实说，老芦看了这本书后只吓得冷汗直冒。莫说
人家危言耸听，不信请去大陆作个民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反对对著东京甩核弹！世上
再也没有哪个民族象咱们这样轻贱人命，象咱们这样对核战争毫不在乎（这也是拜伟大
领袖之赐）。中国未来不乱则已，若乱的话，那深不可测的中日仇恨必是祸胎，野心家
们不去利用这巨大的政治资源才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
意。”历史上利用仇外情绪实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曾经给民族带来了比异族入侵还要
深重的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我们的仇日情怀是为来日预酿大难，似乎也不是毫无
根据。
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忍气吞声，不管人家过去怎麽作贱咱们，现在又如何坚
不认错、洋洋得意，咱们都得“相逢一笑泯恩仇”？不是这麽说。我这里想说的，是盲
目的“抽象”的仇恨不仅於事无补，而且会把我们引向灾难。如果我们真是忘不了九泉
之下那死不瞑目的千万同胞，就不能光知道升虚火，发高烧，在未来让更多的同胞含恨
奔向泉路；我们如果真是那麽拿死人当回事，最起码得确凿地知道当初死了多少人，是
怎麽死的，死者姓甚名谁；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战争罪行，我们首先得知道他们干了些什
麽坏事，在哪儿干的，有什麽证据；我们痛恨日本人死不认错，首先得弄明白人家一般
民众是怎麽想的，我们该怎样去说服他们。右派又有些什麽借口，我们当如何用铁的证
据去驳倒他们；如果我们的政府既不想彻底开罪日本财东，心里却又对旧债愤愤不平，
就应该停止包办民意，将政府外交与民间交涉分开，放手让当年的受害人索赔，使人民
和政府的心态或多或少恢复平衡；最主要的是，我们如果真拿当年那空前的国耻当回事，
与其象某作家热衷于“抵制日货”那一类浅薄的煽情，莫如向国内的长虹集团学习，先
以日为师，学会了人家的本事后造出大批物美价廉的电视机来将日货逐出市场。一句话：
只要中国成了强大的国家，何愁讨不还昨日的公道！有工夫去以头抢地，不如还是将这
头好好留著，用在正经用途上。
三十年代在南京，数百名中国平民乖乖地排著队跪在地下，耐心地等著十来个鬼子的
“大和魂”斩向自己的颈间；四十年代在奥斯维辛，千百名犹太人秩序井然地健步走进
毒气室。一个民族竟会演出这种荒谬绝伦的悲剧，不能不说是该民族极大的耻辱。然而
人家犹太民族知耻，痛定思痛，痛极生智，痛极生勇，发愤立国，硬是在强敌包围的大
漠中建立和保卫了自己的家园。不知道我们这个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的民族，会不会从这
个榜样里得到某种仇恨之外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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