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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杂文集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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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贞”的国粹──驳林思云先生
芦笛
顷见林思云先生《傲慢的马悦然》一文，不胜震惊和失望。坦率地说，林先生这篇文章，
完全是党文化的遗风薰陶出来的，充满了文化排外主义的傲慢。马悦然很可能是林先生
说的三流汉学家，这次诺贝尔奖也很可能是一次失误，这些都是可能的，然而林先生却
把这件事发挥成一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傲慢”、“俯视”甚至“无视”，以激烈的言
辞去煽起国人的同仇敌忾之心。把一桩学术事件无端地“上纲上线”，升级为民族尊严
的大是大非问题。犹记当初国人因为林先生的不同观点，怒斥他为“日奴”和“汉奸”，
我实在看不出林先生现在这种作法与那些人在本质上有什麽不同，唯一的区别只是马悦
然是汉学家而林先生是中国人而已。
在我看来，林文的几乎每一个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要逐条驳斥，恐怕驳不胜驳。
这里只能择要说说。
林先生的第一个逻辑错误是“不证而论”，以个例作一般归纳。他说：“这次诺贝尔评
委会把诺贝尔文学奖赏与一个法籍华人，而不赏与一个‘现役中国人’，这也不是人们
异议的根本原因。人们的主要异议是针对诺贝尔评委会不公平的评奖方法，是针对西方
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傲慢态度。”我不知道他下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麽。林先生或许是
因为看到《联合报》上的采访而为马悦然的所谓“傲慢”而怒不可遏，然而似乎不是所
有持异议的人都看过那篇报道，遑论了解诺奖的评审过程。以林先生自己个人的体验去
概括所有持异议的人似乎不当。而且，马只不过是评审委员之一，就算马傲慢，林也未
证明其他投票的人也跟著他一道傲慢。如果林先生有确凿的证据，我希望他能够出示，
不要发挥咱们“不证而论”的传统。就算他证明了所有的委员都是傲慢家伙，这似乎也
并不等於诺奖评委会的评奖方法不公平。林先生在概念间的飞跃似乎使人眼花缭乱。更
重要的是，我希望林先生能够确凿地排除异议的政治因素，证明那第一没有当局的插手，
第二不是我党近来掀起的“凡是政府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政府拥护的我们就要拥
护”的“爱国主义”余波。
林先生的第二个逻辑错误是自相矛盾，他先是说：“我们却无法说中国文学比法国文学
落后，这是因为中国人无法写出法国文学，法国人也无法写出中国文学，两者何以进行
比较？”这就是说，不同国家的文学是不可比的。可在这之后，他立刻又下结论说：
“尽管中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比西方落后很多，但唯独在中国文学方面，中国
绝对比西方先进，所以中国人没有必要在中国文学方面仰视西方‘汉学家’们的指教。”
既然是不可比的东西，如何又出来了个“在中国文学方面，中国绝对比西方先进”之说？
（按：这里的“中国文学”显然是“文学”之误，因为外国人并不写什麽“中国文学”，
要比较，只可能拿中国文学去和法国或英美文学比。）基本立论都会出此重大逻辑错误，
实在是不可原谅。
这里的错误还不止此。因为中国人无法写出法国文学，法国人也无法写出中国文学，两
国的文学就不可能进行比较，这算是什麽推理？如此说来，世上所有的比较文学专业都
可以关张大吉了。文学是“人学”，它是人性的反映，而无论外国人中国人都是人，语
言不同毫不妨碍他们了解和欣赏彼此的文化。翻译可能会使语言美丧失，然而它却决不
会妨碍我们分享世界名著中那些角色的喜怒哀乐。也许林先生没有看过多少西方名著，
也许他不能领会那些名著给人带来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美学享受，不过对我来说，我觉
得中国文学就是不如人，咱们没有出过巴尔扎克、雨果、弗楼拜、莫泊桑、梅里美、司
汤达、莎士比亚、司各脱、狄更斯、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斯妥
耶夫斯基…这些大师的作品我都是在文革时代看的，彼时彼地的特殊的政治人文环境，
丝毫没有影响我为那些发生在风俗迥异的、遥远而神秘的土地上的悲欢离合而感极泣下！
我不懂法文、俄文，英文的造诣与中文的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坚定地
认为：中国迄未出过可与这些外国大师一比高低的文学巨人。
其实，正如我在《门外闲说金庸小说》中说的，中国小说的进步，完全是“西学东渐”
的结果。古典长篇小说一无足观，光是那个结构问题，老祖宗们就没能耐解决。《三国
演义》粗糙之极，毫无文学价值；《水浒》其实是本短篇小说集，各短篇藕断丝连地勉
强缀合在一起；《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多所雷同，而且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儒林
外史》结构之破碎蔚为奇观，一个角色演完一出短剧后就此“神龙见首不见尾”。《红
楼梦》落了“封神榜”、“排座次”的滥套，而且宝黛爱情主线逐渐漂移，淹没在贾府
的主仆斗法中。如果不是先贤们学了点为林先生傲慢排斥的西方文学来，我们就到现在
也不知道一部小说可以从两条线索去展开，更不必说细腻的心理描写了。随便打开为林
先生推崇备至的金庸的作品，那里面比比皆是西方学来的技法。要看出这一并不需要什
麽学问，只要拿它们跟旧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一比便知端的。
林先生的第三个错误仍是以个别因素作一般归纳，他根据语言障碍和人文环境的不同，
就断言西方人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汉学家。根据这种“不可知论”，考古学和历史研究
似乎也可以废除了，因为现代人的古文再好恐怕也比不过祖宗，而人文环境更是截然不
同。其实，就连咱们的史学研究，也是学了鬼子才走上了正道。如果林先生看过郭沫若
的《十批判书》，恐怕就不会对鬼子如此轻蔑。老祖宗早就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汉学家的优势，是他们先进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一点使他们常
常能够达到国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当年对小芦的启蒙起了最大作用的一本书，是美国汉
学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就是这本书使我开始真正地懂得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到现在我也坚持认为，那是我看过的写中国的最好的一本书，国货中还未见有可以与之
比肩的作品。
林先生对马悦然的“傲慢”的抨击我就懒得再说了，只想说他的国学知识似乎确乎比不
上那个“三流”的汉学家。道家当然是一种哲学思想，然而它在中国文学中打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记。如果林先生看过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作品，看过李
白、苏轼的一两篇诗作，就会知道“出世”思想在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中占有何等重
要的位置。因为自己对国学认知的缺乏，就导出“马悦然傲慢”的结论，由此又飞跃到
“西方人用诺奖欺负嘲弄中国人”的结论，这种推理方式实在是新颖。
我们的国故捍卫者们不知道的是，咱们这个天上有、世间无的不得了、了不得的中文，
其实是个中西混血儿，所谓的“国粹”早已“失贞”，被洋鬼子们糟踏得不成模样了。
严格地说，咱们的中文国粹，于今剩下来的只有方块字。
论词汇，旧白话文（如《红楼梦》、《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中没有的、现代中
文特有的双音词，如“绝对”、“相对”、“客观”、“主观”、“抽象”、“具体”
等等，无一不是根据外文翻译过来的词，其中大多数根本就是直接从日本进口的，这一
点连伟大领袖那个空前绝後的“民族主义”者都承认，而且还举了“干部”那个词作例
子。论句法，文言文是单句句法，而现代中文学习英文，改成了半单句、半复句的“解
放脚”。老芦的文章可以说是充满了中国气派的东西，文言与章回小说的表述杂用之，
然而它又充满了英文的句法，只是读者早就习惯了入侵的外敌，“认贼作父”到了看不
出来的地步而已。旧中文中，无论是文言还是旧白话，从来没有“一般来说”、“我不
同意的是”、“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严格地说”这样从英文引进来的“分词
短语”，更不会把“因为”引出的原因从句放到主句后头。
这里随便举个例子。我在上面说：“根据这种‘不可知论’，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似乎也
可以废除了，因为现代人的古文再好恐怕也比不过祖宗，而人文环境更是截然不同。”
这个句子整个就是欧化了的，“根据”引出来的是介词短语，而“因为”引出来的条件
从句放到了句末，这种写法在古书上是从来找不到的。但如果我不在这里点明，恐怕没
有一个读者会意识到这一点，可见我们对鬼子们的“文化侵略”到了何等熟视无睹的地
步！
其实，这种“文化侵略”是无微不至的。老祖宗除了在句子旁边加圈外（这就是咱们
“句号”的由来），没有给咱们发明标点符号。他们的文章不知道分段，除了写给皇帝
的奏章或是家书中将“圣躬”、“父亲大人”之类的词顶格写，以示尊敬外，竟不知道
根据文章的起承转合写成不同的段落，不管文章有多长都“浑然一体”。而且，就连今
天咱们的字行排列，也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结果。大概用不著我提醒，老祖宗的
书是从右面打开的，字句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之所以改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先辈
们屈从了英文数学公式和阿拉伯数字的野蛮排列习惯。
我这里想请教林先生：如果中国文学优于外国文学，咱们为什麽要来个“新文化运动”，
把国粹糟踏成今天这个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样子？为什麽先贤们不高唱“祖国的好山
河寸土不让”，死死守住文言文那举世无双的精粹？为什麽他们不顾民族尊严，甘心接
受西方的“文化霸权”，里通外国，引狼入室，为西方的“文化侵略”充当马前卒？先
生今天撰文歌颂国文之优美，又何不写那太史公的雄深雅健的古文，或是王勃的骈四骊
六？
鲁迅早就说过，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是决不会管什麽食物“伤胃”，什麽“损肝”的，
当他开始“忌嘴”之时，就是他弱不禁风之日了。如果我们的文学真的高出了西方文学，
大约也就不会有林先生这样的人出来写文章证明之，正如鬼子们没谁写文章证明他们强
过我们似的。落后不是耻辱，讳疾忌医、死不承认落后才是耻辱。这样下去我们便永远
也不会从落后变为先进，永远需要林先生这样的文章自慰。诺贝尔奖发给华人竟然激起
如此轩然大波，甚至导致林先生出来写这种战斗檄文，只能说明咱们这个民族已经虚弱
到了“头可断，眼不可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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