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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杂文集
芦笛
 
玉碎与瓦全


芦笛


咱们中国人的脑袋，如同开汽车时的那只右脚，见到红灯就立即踩煞车，见到绿灯就踩
油门。这里没有思考的余裕，也用不著思考。这个怡红快绿的世界是如此的清晰与一目
了然，只须使用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即可从容应付。而什麽是红，什麽是绿，那绝对是
事物的客观属性与绝对真理，没有怀疑和推敲的余地。如果有人红绿不辨，或是以红为
绿，那是他不幸生成了色盲。

大陆人恨台独，除了“大一统”情结使然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仇日情结的折射。咱们
这个民族，对倒楣蛋从来是无比鄙视的。中国人骂人，动不动就是：“你瞎了！”“你
聋了！”“你哑了！”““大麻子”、“三寸丁”之类，一直是咱们克敌制胜的千年法
宝。连伟大领袖讥笑“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要把他们比作“一摇一摆走路”的“小脚
女人”。根据张戎的《鸿》，当年东北人民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山河重光，
迎来了亲人中央军，万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却是：“你们这些亡国奴！”类似地，当年陈
仪带去接收的那帮丘八，对台湾那些“亡国奴”也无比蔑视，终于激起了“二二八”民
变。“亡国奴”们不懂，有一部份人可以让咱们鄙视，这其实是一种极开心极痛快的事，
它能极大地提高我们的自信与自尊，让我们的现实生活变得不那麽悲惨。至于他们当初
是否愿作亡国奴，怎麽做的亡国奴，这“国”是怎麽亡的，跟咱们这些“非奴”有没有
相干，那是“红绿灯”以外的问题，不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如同我们骂“四眼狗”时从
来不会想想该“狗”是否愿意长“四眼”、而多长一对“眼睛”是否又真的使他丧失了
做人的资格一样。

台湾光复五十五年了。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似乎还没有完全冲淡我们对“亡国奴”们
的蔑视。就连对台湾内部的“省籍矛盾”，我也免不得时时要疑心有这玩意儿在其中作
祟。偏偏台独分子们又不识起倒，专拣大陆人的痛处戳。中国人恨李登辉，始于他和司
马辽太郎的谈话。的确，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听了“我二十岁以前也是日本人”（大
意）、“台湾的悲哀”之类的话不气炸了肺？而吕秀莲在“终战日”跑到日本去感谢日
本当年并吞了台湾，更是让我们切齿衔骨至今。不瞒列位说，就是老芦，当时听到那些
屁话也著实愤怒了一阵子，到如今仍然余怒未消。

不过，为了摆脱“红绿灯”的条件反射，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压下最初的正义冲动，
将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上，从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这麽一想，疑惑就出来了。众所周
知，李登辉是台湾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以过半选票当选，而陈吕配也以四成选票当选。
这几个民族败类，为什麽竟会有过半或近半的台湾人民支持呢？这麽多（远非我党最热
爱的数字“一小撮”）的台湾人不愿做人而宁愿做奴，拥戴一个感谢日本而讨厌祖国的
副总统，这种怪现象该怎麽解释？莫非所谓“人”者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人，而所谓“奴”
者也不见得真个就是奴，而那“感谢”也者，也确有一定的理由？

於是就沿著这条路想下去找理由，直找得我冷汗涔涔：如果当初台湾没有沦陷，留在祖
国那温暖的大家庭里，他们又会有些什麽好果子吃？晚清的义和团、辛亥革命引发的军
阀混战、国民革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半个世纪里，咱们这温暖
的大家庭就没有一天断过枪声。据我所知，放枪和过年放鞭炮略有区别，枪声响过后常
常会有死尸留下来需要埋葬，比较麻烦一点。就算放枪等於放鞭炮，把钱都拿去买了
“霸王鞭”，又怎麽能在1935年就能修起35个水力火力发电站，建成纵横交错的岛内的
公路铁路网，使55％的耕地变为水浇田？更不用说那1944年就达到的92.5％的小学入学
率了。如果台湾没沦陷而且被咱们“解放”了，说不定如今咱们还得吁请更老牌的亡国
奴港澳同胞慷慨解囊，赞助岛内的“希望工程”，好让村里的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呢！

如此看来，老吕的“感谢”，从她的角度上来说似乎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即使碍于
面子“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按：“不答应”有一个似乎也就够了，“一
万个不答应”是否要比“一个不答应”更“不答应”些，这个问题老芦无能解决，还盼
高级政工师们指教），好像也得在心灵深处羡慕一番，赞一声：“丫们的运气真好！”
的确，台湾人躲过了神州大地上历时半世纪的的疯狂屠杀，决不是老李说的什麽“悲
哀”，而是运气好、点子高。在这点上，他们甚至比超老牌的亡国奴港澳同胞还幸运
──
后者还得接纳那些在大饥荒中如潮水般涌入的“表叔”们，弄得生存空间无比的逼仄。

行文到此，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不是在鼓吹“亡国幸运”的加料的汉奸理论吗？照这
个歪理推下去，岂不是要得出当初父辈们坚持抗战是铸下了大错的结论？如果当年芦沟
桥枪一响，全国人民只当那是过年放鞭炮，家家“开了大门迎太君，太君来了没暴君”，
把亲人大日本皇军一个个往屋里让，鸡蛋、花生的请他们米西米西，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人争做良心大大的好的良民，在我日的领导下改
天换地，全国岂不就处处成了像东北和台湾那样的发达地区？我日再不济，搞建设是确
有两下子的，至少不会象我党那样乱来，发明出那麽些说不尽道不完的祸国殃民的天才
把戏来。惟一的不痛快，就是咱们得接受异族的统治。不过，根据我党马祖宗的理论，
无产阶级其实是没有祖国的，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一样是给人扛活，主子是姓
党还是姓日其实也没有甚麽相干，有相干的是看谁给的金票多。君不见如今最爱国的人
都在海外，此无他，洋主子给的金票多故也。

要驳倒这个谬论，就得看到某种既在金票之外、也在马列主义之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
环球就咱们这一家讲得最多，也就是“气节”、“节操”、“骨气”、“民族尊严”等
等。圣贤们有“士可杀而不可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等无数教导，而民间也有著“人争一
口气，佛争一炉香”，“不蒸模模也要争口气”“宁可站著死，决不跪著生”等明白浅
近的比方。用这个观点去考量，我们立刻就能发现亡国奴们的可鄙：哪怕他们锦衣玉食，
富甲王侯，却缺了做人最最要紧的东西，用《红灯记》中李玉和的话来说，他们不过是
一群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已。

这麽一想，我立即心里无比舒泰。惟一残存的疑惑，是这个“民族尊严”究竟是不是个
绝对的、无限的东西，它究竟有没有个“弹性限度”，而超过这个限度，就是钢丝也得
给拉断。记得当年阿尔巴尼亚被老大哥革出教门，阿劳动党中央发表了掷地有声的庄严
声明：“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宁愿吃草根树皮过日子，也决不向你们（指老大哥）乞
讨！”当时看了只觉得满腔热血都已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一颗心飞到了亚得里亚海
边的山鹰之国。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多年后，我却又无比懊丧地在电视上看到山鹰们纷
纷飞出国境，化作了国际丐帮。

宋明理学的最大的毛病，是它把一种相对的道德准则泛化和绝对化，把只有少数坚忍卓
绝的志士才能做到的理想道德境界，变成了全民必须凛遵毋违的行为规范。由於缺乏可
操作性，这种教义最终只能是造出一个伪善的社会来。所以，并不是那些挖空心思跑到
海外投靠洋主子后却奢谈起“爱国”来的主动亡国奴们天生特别虚伪，是他们所受的教
育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双重人格。我相信，那些惨死在多佛的
国际丐帮，当初在国内开会发言时，一定都能大义凛然地声讨李登辉、吕秀莲。这种感
情的流露绝对是自然的，和他们那秘密出逃的计划并行不悖。这其实毫不足奇──在内
心深处，咱们早就把“国家”、“民族”这些观念和“本人”分开了，国万万不可亡，
个人则一定要亡命天涯，去做金票大大的有的主动亡国奴。党的再教育再怎麽威力无穷
也压制不了人性，只能扭曲它而已。您要是在大饥荒年代唤起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三代贫
农，问他是愿意饿死在伟大祖国还是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恐怕他会毫不犹豫地放
弃那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脊梁骨。论气节，咱们炎黄子孙恐怕比不上日本人。
当年南太平洋中那些小岛上的全体军民或切腹或蹈海，这种事在咱们的二十四史中似乎
只有田横手下的那一小撮同志干过。可就这麽一个宁折不弯的民族，最后也没有真正
“一亿玉碎”，就连天神的非婚生子天皇陛下也含羞忍辱地去天天向麦帅请安，如同光
绪叩见老佛爷一样。

所以，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教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一种大规模推行的
国策。如果一个政治家或政党在全民范围内推行这种东西，就必然有著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们当然要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在横遭强敌侵略之时当然应该奋起抗暴，但一个逼
著人民在“玉碎”和“瓦全”之间作选择的政府，本身就是没有天良、应该下台的政府。
如果一个政府利用“民族气节”来转移和冲淡人民对内政的腐败的注意，拿它来当做唤
起人民的愚忠的万应灵丹，它就是世上最不知耻的政府。真正的耻辱，不在那些被动或
主动当“亡国奴”的人们，而在于让他们变成“亡国奴”的社会环境。是这种环境使得
人民活在异族统治下竟然比活在“自己人”统治下还更幸福些。“二二八”民变居然会
发生，台湾居然会有人感谢日本的统治，感谢日本人的吕秀莲居然会当上副总统，丹佛
居然会死了这麽多“主动亡国奴”，而老芦居然会在五十多年后怀疑本民族圣战的合理
性，这一切一切都是本民族最大的耻辱和悲哀！

什麽时候我们能象西方人和日本人那样，不再面临“玉碎”与“瓦全”的选择，什麽时
候我们也就真正地有了民族尊严。

【注】本文中关於台湾建设的统计数字引自秦可峰《台湾的历史与“台独”的由来》，
原文载《枫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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