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马芦之争”
芦笛
本来已经决定戒坛不戒网，只看不贴，有文章拿到有偿报刊上去试，那样就算是挨骂也
还想得过去。不过周末好好地睡了两天，心情又归平静，觉得有些话不说对不起老马，
也对不起网友。大丈夫来清去明，作过些什麽事不能让人蒙在鼓里。过去向老马隐瞒了
与他的笔仗，虽然也是事出有因，然而实在是对不起人。不把事情说清楚，不是老芦的
作派。
何况此公死不认错，今日上坛又见他居然连形式逻辑都要否定了，大概是忘了他自述中
曾说过的：“我对於读者是否喜欢我的文章不大感兴趣。我只感兴趣於我写的东西是否
有内在的和一贯的逻辑一致性”。而且，他当年从我写的《谈马悲鸣现象》中学去了
“三段论”，弄出个“强奸作爱三段论”来贻笑天下。何以那时形式逻辑又不过时，反
倒非常当令呢？当然，我这里以老马之矛攻老马之盾，本身就是形式逻辑的作法，也难
免是过时的。不过既然蒙老马错爱一场，也算做过朋友吧，那就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给老马再进最后一次忠谏，至于老马听不听，那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
我最初知道老马，是在《中国之春》（还是《北京之春》？记不得了）上看到他的谈论
台湾独立的文章，该文的中心思想，是说因为国民党在“解放”前夕把大陆的黄金储备
和文物悉数运往台湾，所以台湾人欠了大陆的钱，没理由闹独立。当时看了那篇文章，
很诧异这种肤浅的东西都会给发表出来，不过两《春》也就是那点水平，未可求全责备。
只是老马的笔名很别致，所以便记住了。
当时我是《华夏文摘》的热心读者，不时看见老马写的宏论，有的文章写得好极，如
《请不要妖魔化西藏》，令我非常佩服。有的文章却又昏悖之极，如《对敌慈悲对友刁》
和《弱主民之福》，特别是后一篇文章令我非常生气，因为他胡说什麽“海内有人抢著
去坐牢”、好在后邓时代有点政治资本去作官云云，简直是令我七窍生烟。我於是写了
《“滑”者“水之骨”》去驳斥他，然而《华夏》却没有登。总共算起来，我写了大约
七八篇驳马文，《华夏》只登过一篇，其他全给拒了。
后来在《枫华园》上又看到他和林思云被围剿。一开头，我也无法忍受老林的说道，写
了篇文章去痛驳他和老马，重心还是在讥笑老马上。《枫华园》立即就登了出来，跟
《华夏》相比，作风完全不同。我受了这个鼓励，乾脆把以前的驳马文整理成《谈“马
悲鸣现象”》又投了去，又给登出来了。老马见了文章，无一字可以驳我，只能指控我
压制他的言论自由。老枫把他的文章转来给我，我写了篇《再谈“马悲鸣现象”》，系
统地批驳了他的错误。这次老枫却没登，只是把文章退还给了我。于此，我觉得要说的
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再扯也没有什麽意思，便通过《枫华园》编辑部转过去一封给老马
的信（英文），诚恳地劝他写作态度稍微严肃些，文章发表前最好先将论点琢磨一番，
引用的史实核实一下，免得闹出笑话来。老马自然是没回信，我本也没指望他回信，自
然也就算了。
说来好笑的是，我认得出老马的文章，他却认不出我的文章，我用别的笔名发过一两篇
文章，他曾通过编辑部来向我表示祝贺，还引用了李白的“眼前有景道不得”的诗句来
恭维我。当时我也没给他回信，只是心里觉得好笑：你老马要是知道我就是那个骂你的
人，不知作何感想？
后来《多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转移到那儿去了。在那儿看到了林思云关於“九一
八”的文章，非常佩服。我以前虽然写了篇文章驳过林、马，然而马是大头，我根本就
没记住林的名字，看了《多维》的文章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只是过了大半年才反
应过来：其实我当初也和他打过笔仗。恰好老林见了我的《谎言之邦》，来信想跟我交
朋友，我当然欣然同意，根本就没想起当初那点小纠葛（本来我在那篇文章里只是驳斥
了他的观点，讥笑的是老马）。我当时也想在《多维观点》上发文，试了几次《多维》
上的邮箱却泥牛入海。於是就去请教老林，老林说要请他的朋友帮忙，过两天就转来老
马的八行书。我因为过去骂过老马，当时还准备骂他，当然不会接受这个帮忙。於是我
就放弃了以专稿发文的想法，直接在《大家》上贴，贴的全是骂老马的文章。
我骂老马，主要是他的又一篇胡说八道让我气炸了肺。他胡说什麽八九学生、市民都是
混混。我一看就七窍生烟，当即把《再谈马悲鸣现象》修改简化了一下贴了出去。老马
一看老对头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无一字可自辩，更无一字可驳我，只能又一次指控
我“围剿”他，压制他的言论自由等等。我跟他过了几次招，他让我打得快掉到台下去
了。正在此时，芦娘子看见了我那些尖酸刻薄的文字，勃然大怒，骂了我大约个把小时，
说我造口舌孽，人家就算是糊涂也不该这麽骂，等等。我大为惭恨，於是便贴了个帖子
和老马道了歉，不想再和他纠缠了。
没承想过了两天又见到他向王丹叫阵，不仅扯到人家的父母上头去，还口出污言，说什
麽“把王八脖子一缩”，我立刻又动了怒。我对学生领袖的态度众所周知，但好歹王坐
过牢，就是再有什麽罪也赎去了。而且你要叫阵可以，怎麽能够随便污辱人？於是当即
贴了个帖子，向老马叫阵，请他出来回答我列出来的他文中的一系列常识、事实和逻辑
错误。老马当然没有本事应战，纵是武侯复生也没那个本事，只能跟我东拉西扯，把那
个“滴水不漏”的三段论改了又改，什麽“嫖客是情圣”，什麽“人类是昆虫”的胡话
都说出来了，最后居然自称是动物，开口闭口“你们人类”什麽什麽的，真是什麽丑态
都露出来了。
当初批老马的“强奸作爱”论，我绝对是主力，也是老马最怕的人，他的回应文字基本
上都是写给我的。然而不平的《强奸学杂议》一出，我立刻就恶心透了，觉得跟这种人
站在一条战壕里实在是耻辱。当时我虽然挖苦讽刺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一条我心里还是
有数的：老马说什麽“爱了一次”是书呆子的糊涂，以为强奸犯是爱上了受害人才去施
暴的，倒并不是成心为日军开脱。我的文章曾数次指出这一点，并指出老马最大的问题
是死不认错，越描越黑。等到不平的文章一出，我立刻停止讨伐老马，觉得再骂他就要
成流氓的同案犯了。
后来我推出《丑陋》，网友们数次嚷嚷让我出文集，老马给我来了信，说是我应该考虑
这个问题，我回信说我对此不感兴趣，老马就热心地把他的书稿寄给了我。这一来倒弄
得我既非常感动又十分狼狈：我骂了人家，人家却如此古道热肠，要是当初听了娘子的
话，又何至于如此！我当时应该立即向他承认我就是那个专和他过不去的人，然而“伸
手不打笑面人”的古训却让我失去了勇气。欺骗了老马，我无话可以宽恕自己。
不过老林倒似乎是闻出了味道。以前他一直都跟我通信，然而自我的《耿耿美芹心》一
出，他突然停止和我来往了。我唯一的猜想，就是那篇文章中写到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
动，和此前的《三谈马悲鸣现象》中说到的类似，使他最终猜出了我就是那个尖酸刻薄
地骂老马的人。老林是君子，当然不会跟老马说。我也没有就此不把老林不当朋友。以
后照样在坛里和他商榷切磋。就是为了老林，我才卷进了不芦之争。老碑大概根本不知
道当初的事。不平先写了篇文章臭骂老林，老林写了篇回应，其风度之佳令人叹为观止，
完全是把对方当成了讲道理的商榷对象。殊不料不平大概以为老林怕了他，写了一篇更
霸道、更流氓气十足的文章，我这才忍不住上了阵。如果不是老林那篇温良恭俭让的文
章加倍衬出了不平的流氓无赖气，我可能也就不会打抱不平了。
这就是我欺骗老马的始末。平心而论，我一开头并没有欺骗他的打算，更没有一面偷偷
骂他，一面跟人家交朋友的那种卑劣。我骂人在先，交友在後（而且不是我主动的）。
自己的罪过，是人家来跟你交朋友时就应该把以前的笔仗和盘托出。在这点上，我罪无
可恕，并不指望马先生的谅解。
不过，对於与老马的笔仗，我迄今为止并不觉得自己的论点是错误的。我这里附上《再
谈马悲鸣现象》的原稿（与贴出来的版本略有不同），算是我对老马的临别赠言。我觉
得，所谓“四大汉奸”的出现，是中国网坛的耻辱，证明了中国国民平均智力水平的低
下。四大汉奸中，似乎只有老赵（无眠）当得起“网上名人”的盛誉，其他全是浪得虚
名，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结果。老林写的介绍“九一八”的文章和《汪精
卫》的是传世之作，惜乎他思维混乱，不懂逻辑，根本不能写议论文章。老马就更不用
提了。至于我自己，其实只是重复西方人尽皆知的常识，居然也会在网上引起一点轰动，
这事实本身完全就是黑色幽默。
可笑的是，老马和王伯庆一样，颇为自己出身理工而自豪，其实无论是他还是老林，根
本就不能说会清晰地思维。在这方面，反倒是文科出身的老赵让我钦服。我给老马的临
别赠言是：发表一个观点前多想想，引用某个史实时最好去核对一下，写作态度稍微严
肃些，被人驳了不要强辩，以免再次闹出个“强奸作爱”的笑话来。此外，再去纠缠王
丹、郑义诸人，只能给读者一个感觉，就是你在泄私愤，这丝毫无助于你的声名。
我给老林的临别赠言是：对老马的劝告其实也适用于你。我觉得你的长处还是在写客观
记述史实的文字如《汪精卫》那样的杰作。一写议论文，你和老马就没有什麽差别了
（当然文风没有他那股霸气，这是你最可贵的地方之一）。此外，我觉得你完全被日本
人洗了脑，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站在他们的角度看整个世界，这其实和当年的小芦也
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知道，这些话都很难听，然而既然蒙二位错爱一场，我就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
然可能是胡说八道，二位完全可以不必理会。
最后告诉大贼：我不认识什麽“逍大侠”。除了在《万维》贴过几个帖子，我上过的论
坛只有《大家》和《说道》，在《大家》用过“芦笛”和“韵谷”，在《说道》用过
“司马”（那天忘了交代了）和“芦笛”，别的再也没了。
附录
再谈“马悲鸣现象”
半年前，笔者曾撰文抨击马悲鸣。后来决定与人为善，故通过《枫华园》编辑部转给他
一封信，诚恳地劝他羽毛自珍，写作态度稍微严肃些，少制造些伪劣“文化”产品。最
近在《多维网》上见他将“八九学运”的死难者比为咎由自取的流氓混混，实在是令人
忍无可忍。当年章士钊之辈称被段祺瑞执政府枪杀的请愿学生“自蹈死地”，比起马的
毒骂来还真算得上是恭维。尽管笔者从来是反革命，主张和平渐进改革，反对包括“六
四”在内的激进改革运动，但无知的青年学生和民众因其政治主张而惨遭射杀与坦克碾
压，其家属遭到株连歧视，迄十年不得平反抚恤赔偿，凡是稍有天良的中国人，不论其
政治主张如何都会心存悲悯。鲁迅说：勇者发怒，向更强者挑战；怯者发怒，向更弱者
施威。作践不幸者，向沉冤难雪的冤魂泼污泥当然十分安全，但这份卑怯实非正常人所
能想像。
於是就忍不住要来再次清算“马悲鸣现象”。
“马悲鸣现象”的第一个特点，是作者根本不懂形式逻辑为何物，连正常思维活动都无
能力进行。他登在《华夏文摘》与《枫华园》上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例证。其中逻辑错误
铺天盖地，要一一指出非十万言莫办。这里只能随便举几类。
一、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在一篇谈抗战的妙文中，他拿德军作砝码，给各国军队
“称重”，称得妙趣横生。先说美军“怕死”，后又说美军是“劲旅”。上句说“只有
真正和德军打过，而又没有大败的军队才能算得上劲旅”，下句是“苏军…虽然大败…
但…堪称劲旅”。如果读者以为这种自相矛盾已是奇观，那就错了，须知他这里的断言
是涵盖古往今来的。也就是说，一切没有“和德军打过”的军队，从亚力山大大帝开始
直到将来可能有的一切军队，都算不得劲旅！不信请看他的慨叹：“（自德军败亡）从
此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支好军队了。”
二、概念高度混乱。例如，马坚持认为中国当年根本不可能打败日本，其理由是日军以
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大量的中国平民伤亡，根据他的计算，“（要）打光日本的五千万人
口。中国得拼掉十二亿才够”。於是，“战胜日本＝打光日本人口”的公式就这样问世
了。
三、偷换概念，把实质完全不同的事物拿来类比。当年他将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这
样一些毫不相同的人物莫名其妙地与汉文帝相比。又拿“六四”比“西安事变”，拿被
捕的异议人士比张学良。这次更将施行宪法权利、在公共场所和平请愿示威的学生民众
比为擅闯私宅、讹诈勒索钱财的流氓地痞，真是越出越奇。
“马悲鸣现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可以是常识性的错误，而且违背常识
可以到认为“强奸是做爱”、是“爱了一次”的程度，让人批驳时不能不感到鲁迅所说
的生于二十世纪还要跟人争论地球方圆的悲哀。在一篇污蔑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表现怯懦
的文章中，马的中心意思是责骂国军不该在日军面前撤退。他问道：“中国军队明摆著
打不过日军。那该怎麽办？”然后答曰：“这里有三种策略选择。第一是开门迎降，第
二是望风而逃，第三是拼死抵抗。”并强调：“这第三种策略选择最受人尊敬”。斯大
林和希特勒都没逃，所以都是好汉，中国人逃了，所以是不配生于天地间的懦夫。於是，
希特勒不许处於绝境的德军撤退、由此倾覆了第三帝国，斯大林在战争初期严禁部队后
撤、导致三百万红军被围歼，在马心中都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在拿破仑面前“望风而
逃”，“一溃千里”，连莫斯科都不惜放弃的库图佐夫，在敦克尔克撤退的英军，以及
抗战中的国军反倒统统成了胆小鬼。按马的意思，国军明明打不过日军，却既不能投降
又不能后退，只许拼光为止，让全国沦陷而永无国土重光的希望，让全国人民永受奴役
而无得救之日，这种祸国殃民的高招也只有他想得出来。
这种以常识性错误为文章中心论题的最新例子，是他“谁先发难谁无理”的命题。所以，
“六四”烈士死得活该，因为他们先发难。这种论调，只有《大林和小林》中的法官判
决：“你用胸口打他的拳头，用屁股打他的脚尖”差相仿佛。
充满稚气的直线思维，是“马悲鸣现象”的特点之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为一次
世界大战作道德评价的文章中，马认定奥国是兴兵为被刺皇储复仇，而德国是见义勇为、
拔刀相助，所以同盟国是正义之师，而协约国是不义之师。这样，他一笔勾销了参战国
的千丝万缕的历史恩怨与利害冲突，抹杀了德军的大量战争罪行，把一场波及全世界、
导致上千万人丧生的大战儿戏式地归结为“基度山恩仇记”式的唐宋传奇。
又如在另一篇谈抗战的文章中，马千方百计地使用此种思维方式缩小中国的伤亡人数。
他先是自己给出一个“一千二百万”的伤亡数字，紧接著又连这个数字也不承认了。他
的第一个理由是日军才死了五十万（？），中国死人太多实在丢人：“我们中国人员的
总损失绝不可能有四千万！最多只能有一千万。我们只用六名战士和十四名平民就可以
拼掉一名日本鬼子了。”刚刚作了这个猜测，立即又自己否定了：“怎麽可能杀得了一
千万中国人？”在同一篇文章里出现如此互相矛盾的猜测，只能说明作者不但思维混乱，
自己连主意都打不定，而且写作态度极不严肃。这都还不是主要的，这种直线思维“论
证”出自成人之口，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首先，情绪化的瞎猜，无论说得怎样斩钉截
铁，都算不得论据。其次，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战俘、老弱妇孺，杀得再多也只
能是侵略者而不是受害者的耻辱。只听说过奥斯威辛是纳粹的耻辱柱，未听说它是希特
勒的凯旋门。第三，大概只有孩子，才会把八年抗战简化为瞬间内完成的人命交换。就
算平均一个日本兵换八十个中国人，这交换也决不可能是一次性实现的。若一个兽兵一
次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杀了八十次后自己给干掉，这就是皇军的赫赫战果、中华
民族的耻辱麽？
见木不见林的“隧道眼”（tunnel vision），是“马悲鸣现象”的特点之四。他缩小中
国伤亡数的另一理由是所谓“工作量”限制：“德国…以如此高效率杀了五年，犹太人
才指他们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人才杀了三年，“效率却低得多”，“怎麽可能杀
得了一千万中国人？”。说德国人杀人，他就只看得见杀犹太人，似乎他自己列出的苏
联、波兰等受害国死去的一共两千三百多万人统统都是悬梁自尽的。说日本人杀人，他
就只看得见屠杀，至于死于轰炸扫射、炮火、“三光政策”造成的饥饿冻羸、用飞机散
布的伤寒、鼠疫病菌造成的瘟疫等战祸的无数牺牲者是不存在的。而且，他似乎是指导
过大规模杀人工程的专家，把杀一个人看得比盖一所大楼还要艰难，因而首创“工作量”
的理论，并咬死刀枪只有“低效率”。其实，当年秦军尽坑赵国四十万降卒，用的不过
是冷兵器。本人看到的一部电视文献片中，就有一个日本老兵亲口承认他一共杀掉一百
二十多名中国平民。就算他只杀了三年，一年也只需杀四十人，有什麽“工作量”问题
？
凭著这麽一个莫须有的“工作量”，马先生就敢毅然向权威挑战，有人在《华夏文摘》
引用权威统计说“斯大林杀了两千万苏联人”，他竟认为“这个数字太夸大，不可信”，
是“多数了一个零”，只杀了两百万。他一面承认“当然我这麽说也没什麽根据”，一
面又用“隧道眼”，把“斯大林杀人”看成是“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杀”，得出“工
作量太大，杀不过来”的结论，一笔勾销了死于直接处决之外的无数生灵。“没什麽证
据”就敢从权威统计里去掉一个零，这种魄力，我只在马的大作中见到过。大约马先生
贵人事忙，所以至今还未见到他根据“工作量”理论对赤柬超负荷杀掉的数百万人施行
起死回生的神功。
这种“隧道眼”的另一例子是马悲鸣的一个著名论断：“评价一支军队的优劣有两个条
件。第一是装备，第二得不怕死。”据此，一只由战国时代的军事家赵括指挥、由黑旋
风李逵式的文盲亡命徒组成、由美国提供最先进的现代装备的军队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了。
引用史料出错频度为一般文章的数倍至数十倍，是“马悲鸣现象”的特点之五。这一特
点几乎见于他的所有文章，实在不胜列举。数其大者，计有“珍珠港事变救了莫斯科”；
“苏军打掉日本陆军，美军打掉日本海军”；“千岛群岛属於北方四岛，业已归还日
本”；“日军在张鼓峰与哈勒欣河与苏军打个平手”；“日本已经道歉过了，可是中国
人还不依不饶”；德军“纪律严明”，“装备好”，等等，等等。
认定“谁最后住口谁赢”，多次重复早被人驳倒的谬论，是“马悲鸣现象”的最后一个
特点。马多次鼓吹日军侵华是“割鸡焉用牛刀”，“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说：“日
军若不是犯多线出击的错误，不去招惹美苏两军，中国军队还怎麽打败人家？（按，苏
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军从未招惹苏军。）”此话几年前就被人驳得体无完肤，马当时
也做声不得，过后却又反复重弹老调，别人的批评“有如东风射马耳”。如此不屈不挠，
倒真有几分混混们的气势。
马自谓“多言无忌，不羡时尚。好读邪书，但求歪解，偶有会意，必欲一吐而后快；然
亦常遭诘难，不为世容”，咬死那是“中国人普遍的不容异见的残酷本性”所致。其实，
荒谬混乱、浮嚣刚愎的东西当然“不为世容”，不仅不容于当世，而且不容于万世。
“马悲鸣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国人的、特别是刊物编辑们的文化水平与思维能力的普遍
低下，是中国文坛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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