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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杂文集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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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民权和民族
芦笛
原大连市长薄熙来右迁离任，万民洒泪相送，触动了网友化外先生。他“大骂大笑”之
余，看出了“大连人民向民主说不”，感叹中国人民的“实在”，批评“民运精英”们
脱离人民，告诉他们：“至少从国民革命开始，中国历代成功的政治家都看到了一点：
必须抓住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一起，强国富民，才能号召民众。老百姓需要感觉好、
觉得有希望。只要你让他们觉得有盼头，中国的老百姓愿意以他们非凡的、几千年来磨
炼出的忍耐力跟著你赴汤蹈火。”所以，看来中国人民对民主说不，却对民族主义说是，
而“民运精英”们的最大失误就在这一点上。
化外先生是我钦佩的网上高手之一，不过此文我却无法理解。让他“不禁大笑大骂”的
同一消息，在我这儿却没引起任何情绪反应。的确，和“十里长街送总理”比起来，这
算什麽呢？小薄至少还给大连市民做了些实实在在的好事，好总理呢？中国人民的愚昧
（或说得好听些，“实在”），凡是接受过“再教育”的人都知道，并不必到现在才来
感叹。也许，让“精英”们成熟起来的办法，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而且，对“青天”说是，似乎也不等於对民主说不。在人治社会中，人民只能在“清官”
与贪官之间选择，这样的反应何足为奇？我对先总统蒋公和先总设计师邓公的感情网人
共知，难道这就等于我对孙文和毛泽东说是、对民主说不？有才早就说过，那是矮子里
拔将军，没奈何的事。
从中国人民的“实在”，发挥到中国人民对民族主义说是，就更无法让人理解了。有趣
的是，化外先生自己就对此作了驳斥。他生动地讲述了他老家的人民当年对“民族主义”
响亮地说不，讨厌祸害乡里的爱国游击队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证明了普通中国人“民
族大义”观念是何等薄弱。他更正确地指出：“到底是什麽原因是（使）中华文化有这
样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正是这种老百姓的实在、知足、逆来顺受。”很难想象，这样一
个民族会为了神圣的“统一大业”，舍得送独生儿郎去踏平东海万顷浪，更会为了崇高
的国际地位，去和老美打核大战，让满门良贱化作一缕青烟。
很明显，化外先生通过“跳跃推理”得出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但他的原始观察是深刻
准确的，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其实外国老百姓又何尝不如此）对抽象的理论和“原则”
没有什麽兴趣，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八九年全民对“民运”（≠民主事业≠民主）
说是，现在却又说不，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民运人士”对此惶惑，
只说明他们丝毫不了解百姓心态。当初老百姓同情上街学生，不是因为爱上了“民有、
民治、民享”，而是因为改革最初的副反应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如今对“民运”
乃至“六四”淡漠，是因为改革最终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使他们意识到当初实在是鼠目
寸光、缺乏耐心。“民运人士”还不识起倒，想把一切推倒重来，让他们手中的股票变
成一堆废纸，他们又岂能同意？
由此想到了孙大炮的“民权、民族、民生”的“三民主义”。老孙不学无术，弄出个
“民生主义”的笑话来，害得鬼子们只能把“三民主义”翻译成“三项原则”。尽管如
此，他毕竟还是看到了世上有这麽三个东西。可惜该同志智力太差，竟然把这三项原则
平列在一起。其实它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不仅在最初的发生上有先后次序，
而且实现时有轻重缓急。
上帝决定了一切生物都是贪生怕死、自私谋利的，非如此不足以在生存竞争中幸存。这
个生物属性反映在中国人民中身上，就是化外先生观察到的“实在、知足、逆来顺受”，
也就是异族数次轻易征服中国的原因。老祖宗说：“好死不如赖活”，这大概可以算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丢人的大实话”。强悍如大英，当年也曾被罗马、北欧海盗、法国
人多次征服。就在近代，具有法国大革命“英雄”传统的法兰西民族，也被希特勒以少
胜多、以弱敌强而轻易荡平。这些历史事实，老英老法从不讳言，更没有去找替罪羊。
只有中国的“知识”份子，才要麽愣把失败说成是失败者的月桂冠，要麽象马悲鸣、林
思云等先生那样否定民族圣战。前者抹杀导致失败的国民劣根性因素，后者闭眼不看老
大积弱、苦于战祸的中国敢与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强大战争机器日本决一雌雄，苦撑八年
不倒，不仅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骄傲，更令一败即降的头等强国法兰西无地自
容。
这个生物学特性，决定了“民生主义”是人类天生的第一本能，不需任何后天教育便牢
固存在，而无论“民权”还是“民族”观念，都需要后天的灌输才能建立。为某种抽象
原则舍生取义，那就更是只有人类才会有的“逆天行事”的“反常”行为。因此，志士
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是“洗脑”的结果。而没有经过这种“洗脑”的人民就是愚昧或
“实在”的，决不会无师自通地学会民主的程序运作，或生下来就是甘为民族牺牲的勇
士。
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不难看出改造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正确程序，那就是首先要改革生
产关系，使生产力解放出来，大幅度地改善民生。能做到这点的政府，一定会得到人民
的竭诚拥戴。在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时加强民主启蒙教育，使人民逐步获得民权的基本观
念而逐渐实行民权。而只有在实行了民权的国家，“民族主义”的谈论才有任何意义，
因为只有民选政府，才会真正为了民族利益而不是一党私利在国际上折冲樽俎，甚至决
定是否开战的大事。这个道理，其实老祖宗早就说得清清楚楚了：“民以食为天”，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因此，民生、民权、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
逐次加以实施的三个阶段，不能越等躁进。
老孙那从未“成功的政治家”却完全不明白这个浅显道理。当初他的民族主义是“驱逐
鞑虏，恢复中华”的胡话，而民权主义的产物则是“民国”那个千古笑话。在人民对民
主毫无起码概念的时候就去贸然搞什麽民主，却置民生于不顾。这样胡来，当然只能引
起社会发展急剧脱序，使国家出现权威真空，陷人民于血海之中。出于传统和本能，人
民当然要对这样的“政治家”说不而对袁大头说是（这里是抄袭化外先生“政治家成功
＝人民说是”的思路，不知中国人民是否曾对辫子兵说是）。后来他把旧民族主义改成
了“打倒列强”，民权主义落实到了“除军阀”上，民生却一如既往地被忽视了。当然，
这也有其历史合理性。当年中国为列强环伺欺侮，而老孙弄出来的军阀混战成了祸害中
国的主要原因。只是因为辛亥胡闹使得改善民生和逐步实行民权成了泡影，以“除军阀”
为主要目的的国民革命才成了应该肯定的补过之举。
等到国民党征服了江南一隅，民生主义总算有机会实行了。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入侵使
民族主义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老国输给老共，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主要的一条
是前者是民族主义者，而后者不是。我党原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是靠“打土豪分田地”
的“民生主义”口号起家并赢得农民拥护的，并不是靠什麽“民族主义”的号召。相反，
我党在三十年代曾号召“保卫苏联”，后来加入抗日统一阵线是奉斯大林之命，建国后
尊苏联为“老大哥”，下令“向苏联学习”，“反苏”是划“右”的一条重要标准，打
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来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稍知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实。老国输
给我党，恰恰输在他们笃行“民族主义”这一条上。极而言之，如果他们在西安事变后
坚持剿共，用坦克镇压抗议的“爱国”学生，或是在七七事变后让民生主义的考虑压倒
民族主义的义愤，与日寇合作，我党还有戏麽？老毛还会变成“成功的政治家”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进步，无比雄辩地证明了抛弃口惠而实不至的“民族主义”
的明智。当年老毛独抗列强，搞什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到倾国荡产的地步。
邓公上去后以“猫论”的“实在”态度，抛掉了那些填不饱肚子的“原则”和“大义”，
毅然决定改革开放，放手“卖国”，才“卖”出了眼下的好时光。我在《领袖的心事》
中曾说：
“邓公虽然大约连一首唐诗也背不出来，也可能从未听说过葛底斯堡演说，他仍然是中
共中绝无仅有的杰出之士。其原因很简单：他当年在四川茶馆里学到的common sense超
过了一切马列教条或是圣约翰大学里教的洋玩意。他知道要当中国的明君很容易：让老
百姓吃饱饭就行。只要能过上好日子，无论是姓社姓资，无论是民主君主，草民都会竭
诚拥戴。悠悠万事，经济为大，吃饭是个纲，纲举目张。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可
以让路：国际上可以韬光养晦不当头，国内可以裁军削军费。这种平凡的common sense
之英明，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苏联垮杆就可以看出来。”
邓公之所以成了中国历史上有数的伟人，就是因为他“实在”到知道民生的重要性。而
正是这一点使得所谓“民运人士”遭到人民的唾弃。“民运”日薄西山的原因很多，
“精英”们自身的道德操守一塌糊涂，引起习惯于几千年道德治国的人民（包括老芦在
内）的反感是其中一条。但最主要的一条，我觉得，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维持现体制
不被革命推翻，是人民为维护现有民生状况的合理要求。真正贴近人民的知识分子必须
看到，只有体制内改革才会为人民欢迎。的确，谁愿意“现钟不打打铸钟”？嫌现有的
钟不美，去把它砸了另铸新钟，这种毫无把握的事谁愿干？
当然，这不是说维持现状就可以长治久安。恰恰相反，改革决不能停顿在目前的水平上，
不逐渐实行民权主义，就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党国的腐败。制度化了的官商勾结、权钱转
换不仅要造成社会不公，加深社会矛盾，而且最终将窒息生产力，触发社会动荡甚至大
乱。不实行谨慎有序的政治改革，生产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顺，最终要严重影响民
生而触发又一轮辛亥式的革命。我党具有远见卓识之士必须看到，要长期掌权，必须逐
步放权而还政于民，这就是新时代的“辩证法”，决不能苟安迷醉于眼下经济上的成功，
更不能靠“民族主义”来饮鸩止渴。
其实，眼下的“民族主义”喧嚣，只是官家糊弄百姓、巩固政权的“声东击西”策略，
根本不是人民的需要。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往完全不同，不但没有亡国灭种的
威胁，而且经济起飞全靠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这种危言耸听的胡说之所以奏效，其原因
我已在《“合群的自大”和“放大的自我”》中说得清清楚楚，靠的是煽起人民“爱国
即爱己”的错觉，说到底是利用人民的愚昧。它虽然能够转移人民对内政的视线，短期
内有利于“安定团结”，但只会煽起人民的排外仇外心理，不仅有害于改革开放，更可
能最终导致激进的人民与谨慎的政府对抗。如果“民运人士”加入这场“民族主义大合
唱”，当然不失为争取民心的高明策略，然而那只是为了上台而放弃原则的祸国秧民行
径。与其去干这种事，倒不如真去“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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