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益的泛自由颂歌
──我读《自由鸟》
芦笛
去年林奸思云推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反对用文学手法写政论。老芦曾反对
过他的观点。读了郑义的《自由鸟》，倒让我觉得那奸言细语其实很有道理。从
文学上来看，《自由鸟》有一定可读性。然而若以政论视之，此文却只能打不及
格。遗憾的是，文学的闪光遮住了思维的荒疏。读者浸在感伤中，便容易忘记审
视文章的基本出发点，忽略了此文连基本立论都站不住脚。
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自由鸟》大致可算记实报道。它记述了“金色冒险号”
的非法移民在美国被拘禁后，美国人民展开的营救与声援活动。文章的主题是对
抽象的“自由”的讴歌，对营救声援者们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赞美，以及
对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的美国华人的谴责。可惜作者始终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
题：他的同情对象，当初真是为了逃避暴政迫害而投奔怒海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文章本身就透露了这一点。非法移民中有99人“因不堪囚禁
自动要求遣返”，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强。而这些人回去后似乎并未遭受迫害，甚
至还可以和留下来的人打越洋电话。就连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似乎也给自己在政治
上留了后路──“媒体及任何中共不喜欢的人，他们都不敢见了”。这难道是与
当局势不两立，不自由、毋宁死的政治避难寻求者的表现？
将这个作者暗埋下的支柱一抽去，那建筑在流沙上的琉璃塔便轰然倒塌。众所周
知，西方国家不欢迎经济移民，只对政治上受迫害的人展开庇护的双臂。一个负
责的作家，写这种文章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澄清这个问题。展喉讴歌自由之
前，您先得给出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那些人确实不是单纯的经济移民。
可惜，我们在文章中能看到的，不是用电影迭印手法表现同情者们的营救声援活
动，使人想起国内报告文学的滥套（特别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是
引用从华盛顿到林肯的总统语录，使人想起当年的“讲用会”，对这最关键的问
题却讳莫如深。老郑去国多年，却至今瓶子依旧，藏酒依旧，不同的只是标签。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要摆脱那入骨的党文化的影响，可真难！
虽然有著这个致命的缺陷，但在我看来，此文还是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尽管这
并非作者的原意。
第一个问题是：自由是什麽？是没有限度的、超越国界和世俗法律的至高无上的
抽象理念，还是一种有限的、经过大多数公民认可的、由具体的法律程序化了的
社会契约？
任何深入到西方生活中的人，恐怕都能立即给出答案。在同一社会中，个人自由
是以法律来界定的，以不侵犯别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前提。自由有各个剖面的内
涵。西方社会充分保障了公民的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然而经济自由却受到
制约和均衡。去年围绕著微软的官司，就充分证明了一个企业并没有无限扩张的
自由。大饼是有限的，切的人并没有使胳膊肘把人挤开，只顾自己痛下辣手的无
限自由。
这种约束在国与国之间就更明显。所有现代民选国家，都在保卫本国公民的利益
不受外来入侵者的侵犯。金色冒险号的乘客们无非是这个无情现实的牺牲品。再
引多少“先”总统华公、杰公、林公的语录和自由神像的铭词，也打不败选民现
实的考虑。抽象的泛自由讴歌不仅歪曲了西方政治生活现实，而且无助于国人对
西方的了解与政治上的成熟。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看待单纯的经济移民？
老郑在这点上倒没弄错，国人对“国际丐帮”是一致鄙视的。也许，在内心深处，
连老郑自己也持这种态度，这大概就是他小心翼翼地回避那个根本问题的原因。
这种歧视，在我看来，似乎并不证明中国人先天就是残忍、自私、缺乏同情心的
生物，它只反映了我们的背时传统。经济移民被国人鄙视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
因为这些人是“嫌家贫的狗”，“狗”们跑出去不要紧，“家”的穷却给他们暴
露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岂不闻头可断，血可流，祖国面子不能丢？第二个原
因是咱们几千年来都看不起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喻于利”的“小人”
们。“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为了挣大把花花洋钱，不惜冒死
投奔怒海，天下还有比这种只知要钱、不要己命、不要国脸的亡命徒更下贱的人
麽？
这两个背时传统的荒谬，我已经在过去的文章中多次指出过，此处不赘。这里只
想说：第一，谋求物质上的富裕是人的本能和与生俱来的权利，根本谈不上丢了
国脸。要说丢脸，只能说“国丢民脸”，该害臊的不是那些偷渡者。第二，西方
文明在全球的大爆炸，全靠地理大发现后一代接一代涌现出来的为金钱驱使的冒
险家们。相比之下，中国这种人太少而不是太多。
第三个问题最有趣。作者没有意识到，此文其实是对“制度决定论”（在某种程
度上也就是对“革命救国论”）的微妙否定。同为美国公民，白人对异族非法移
民充满同情，而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民运人士，一般华人却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
石。生活在同一制度下，为何举止迥异？
答案其实是明摆著的：文化传统不一样。咱们没人家的人道主义深厚传统，自然
也就没有人家那种急公好义的同情心，而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精粹所在。不把人家
这点学过来，彻底改造我们那个丧德民族，中国便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现
代国家。在民智未开，民德扫地的情况下鼓吹自由或革命，无异于抱薪救火。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彰明较著的重要问题，老郑却一个都没看见。看来，只要涉
及政治，哪怕就是文学作品，作者的见识也是作品的灵魂。其实，老祖宗早就说
过，文章贵在立意，两苏《六国论》的文字功夫差不多，但高下截然不同就是证
明。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老郑此作似乎也不是很成功。尽管文章使用了大量抒情话语，
我却丝毫没受感动，因为它读起来太像《人民文学》，与美国《读者文摘》和别
的西方杂志上类似文章的风格迥异。吊诡的是，尽管后者一般是冷静客观的，决
不如老郑那样sentimental （这是西方作者的大忌），读来却非常动人。我想，
一个文学家能有机会到西方，恐怕还是得一头扎进西方文化去，只有这样才能咬
破当年钻进去的那个茧壳。
另外一个瑕疵是老郑的英译汉实在不敢恭维，凡引的洋话都刺耳至极，甚至连短
句都如此。
例如：老克说：“是的，那使我很生气”，完全是硬译。如果译作：“对，真让
人生气”就要好得多。
又如：顾德林克制著巨大的惊喜，回答道：“是的，正义终于得到伸张！”
这“巨大的惊喜”实在不是中国人说的话，而后头那个“是的”只能说明老郑英
文功力尚待改进。那的确是“yes ”，然而在此处是喝彩而非肯定。如果译成：
顾德林喜出望外，嚷道：“好啊，正义总算得到伸张了！”在中国读者眼里就不
会显得那麽怪怪的。
当然，这还算好的。文中引用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读起来真有点旧版中文
《圣经》的味道。一个专业作家的文字有这种打眼的瑕疵，倒真有点让人克制不
住巨大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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