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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杂文集
芦笛
 
戏剧人生

──卢刚事件断想之二

芦笛


对於中国人来说，活著就是演戏。所谓人生，无非是按著别人写好的剧本，根据导演的
严格而详细的指示，扮演一个人家强行派给你的角色。没人问过你是否喜欢那剧本，对
自己扮演的那个角色是爱还是恨。这些都不是你的事。你的责任是认认真真地演到让所
有的人满意。有时，掌声比倒彩还更让你倒楣，因为那意味著你从此再也下不了台，更
不用说有点偶尔在台上走神出洋相的自由了，就像老芦现在下不了这个既无益于钱包，
又有害于身心的“一亩三分自留地”，还得迎合各种口味的导演，据此赶制各种订货一
样。

狄更斯有本小说《Great expectations》，译名是《远大前程》。从这个翻译中，似乎
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心理的微妙差异。在原作者，那“期望”（expectations）乃是主
角自己的期望，而在中国，“前程”则是社会、家庭和亲友对你的期望。期望值越高，
你的前程也就越远大，丧失自由也就越彻底，活得也就越悲惨。如果你肝脑涂地还是达
不到那个期望值，最后可以做的事便是举起卢刚的手枪。

《万圣悲歌》早就看过。这次老虫贴出，我也懒得再去看。从我模糊记得的梗概来说，
该文似乎毫未点明悲剧的症结：是社会、家庭和亲友联合玩了“上屋抽梯之计”，把一
个本来可以活得好好的青年逼到了下不来的高度，不得不用一种暴烈残忍的方法结束悲
剧人生，还带走了许多无辜冤魂。

老芦有个朋友的朋友是日进斗金的律师。忽一日，这位仁兄突然觉得他那谋生之道太也
乏味，便辞了事务所partner （那是相当高的职位了）的职，去找了个送比萨饼的活，
有空就闭门造车写小说。写了几本，却一本也卖不出去，只得自己花钱装订，广送亲
友。他的巨著我也拜读过本把，那感觉似乎跟读法律书也差不多，有催眠奇效。然而截
至我写此文为止，该同志还是在那儿乐陶陶地每日送饼写书不止。

类似地，前两年从报上看到，一位中学校长觉得自己干的活实在太无聊，当下就辞职去
干门房。他仍在该校上班，不过办公室挪了个地方。

这些事能在中国发生麽？当然不能。如果能，卢刚也就不用死了，当不成物理学家，可
以去守大门，可以送比萨，可以回国谋个小事情做，娶媳妇生子…。他有一千条理由不
必死，然而却不但死了，还犯了不能原谅的大罪。这不是因为他心理变态，而是“一旦
作了过河卒子，便只有拼命向前”。对我们来说，人生就是攀爬无穷无尽的阶梯，而这
阶梯是能上不能下的单行线。如果谁像卢刚一样，爬到了相当的高度就再也抓不住上一
个梯级，那就只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
羽，不肯过江东”。比起亲友的失望和熟人的窃笑来，死亡有更大的吸引力，哪怕是那
种无比横暴的死亡。

中国人的人生，其实是一种类似旧式包办婚姻的“包办人生”。从小，父母、亲友和师
长就为你深谋远虑地筹划一切：看什麽读物有益于开拓智力，玩什麽游戏有益于身心，
和谁来往才能受到良好的影响…。到后来则是：该学文还是学理，哪个专业是冷门，没
人竞争，可以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时暗渡陈仓…。这其间竟没人想起来问一声当事人
喜欢的是什麽，没人想到过该“新郎”不但可能不喜欢人家为他挑的那个对象，甚至可
能根本就不想“结婚”。谁要敢在中国说一声：“我不喜欢学习！我一看书就想睡觉
！”立刻就要引起局部地震，家长、亲友、老师就要忙著修理那个反常的家伙，直到他
学会演戏为止。

如果谁像卢刚那样通过了重重修理，人生乐趣也就萎缩得差不多了。此类高才生们不会
唱歌、跳舞、玩乐器，不知道欣赏普通生活的种种快乐，没有起码的生活技能，更不会
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被制成一种“来亨鸡”，只有一个单一功能──“下蛋”（考
试）。如果他的“蛋”下得出色，下到了国外去，亲友们便要眉飞色舞，逢人便夸：
“我家某某在美国某名校，导师是诺贝尔奖获主！”闻者与有荣焉。这其间竟没有一个
人想得起来，这种夸耀，实际上是绝了该生的退路。竟没一个人问过自己：万一他抓不
住上一个梯级呢？那时他该怎麽去见江东父老，特别是身旁就有一个成功的同胞在那儿
作对照？

更严重的是，这种社会修理使高才生们的脸皮特别薄，意志特别脆弱，视野是缺乏中间
状态的两极。因为下得一手好蛋，他们便给周围的一切人宠成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
弱者：课堂上老师的夸奖，家长看过成绩通知单后的喜笑颜开，考上名校后同学的钦佩
与艳羡…。从小习惯了掌声和鲜花，自然就认定“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的“地平
线”是区分天堂和地狱的，而他们坚信自己属於天堂。当这信念开始轰毁时，剩下的唯
一选择自然就只是地狱。

即使卢刚式的悲剧不发生，这样的戏剧人生也难免是悲剧人生。我当年上大学时，被党
强行分到一个本人深恶痛绝的专业。在大学中，我屡萌退学之念。但我毕竟知道，如果
这麽做就是发疯：哪有大学生不当回来当工人的？然而日日在智力上被人家“强迫做
爱”，实在是苦不堪言。有天我向一位我最尊重也最知心的亲人请教，他却嗤之以鼻：
“兴趣？咱们有什麽福气玩这奢侈？再说，没有兴趣，可以培养嘛！”

我深以为然，於是便去奋力培养那兴趣，培养得成绩焕然。不但成了高才生，也像卢刚
似的下蛋下到国外去。到目前为止，本人还没失手从梯子上掉下来（不过也快了）。不
幸的是，兴趣并不是人工菌，可以大规模地培养出来。我培养出来的，不过是超人的意
志。全靠了它，我才几十年如一日地强压下那与日俱增的对专业的厌恶。这超人意志的
来源，说穿了一钱不值，乃是那麽一个活思想：“不干，咱丢不起那大人！”

难以想像还有比这活得更卑微的戏剧人生。一个人委屈自己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委
屈自己，只敢看人家的眼色行事，不敢随心所欲地潇洒走一回，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比起来，卢刚走的，是一条太轻松太轻松的路。

说来也巧，我出国后，那位亲人因孩子要考大学，来信问我国外什麽专业吃香。我怒火
腾腾，马上修书大骂：“你怎麽就没想过问一声孩子喜欢学什麽？你有什麽权利代孩子
决定？难道你害了我还不够，还要把自己的孩子也坑了才甘心？”

如我预期，那信不过是我已忘记国情、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的明证，丝毫没影响该
发生的事。在中国，孩子们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更没有失败的自由。马克思
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在中国的确是万古不磨的真理。

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对孩子的强暴是在爱心下作出的。在中国，爱不是尊重对方的抉
择自由，却是越俎代庖，替别人设计规划灿烂的未来，好让他的才能能在现实条件下得
到最充分的发挥。咱们忘了，只有上帝才有这个权利，而中国现代史上的大悲剧，正是
伟大领袖不辞辛劳地为子民规划未来的幸福生活弄出来的。

在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些海外赤佬们，个个是“我的叔叔于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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