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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先觉者的悲剧──兼论“两个文革”

芦笛

宋永毅编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在《华夏文摘》上连载时,我总是迫不及待
地等着看下一期。因为是过来人,他说的那些事我基本都知道,读起来觉得特别亲切。
我没有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就个人体会来说,文革期间产生出来的所谓“异端”思
考者(算不上思想家级别吧)中,最有影响的还是“三个”人:遇罗克、杨小凯(杨曦
光)和“李一哲”。

遇罗克被毛共卑劣地杀害了;杨小凯被投入大牢,变成了思想和我差不多的真正的反革
命(前段看隔壁转贴的他的文章,据说他80年代后改变了看法,认为不能放弃革命这
最后选择,必须以此作为威慑当局改革的手段);“李一哲”中的王希哲,现下活跃在
网上,让我跌破了眼镜。

让我最吃惊的是:当年轰动全国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的作者,在那
万马齐喑的黑暗岁月中,堪称好学深思、思维敏锐、见地深刻的思考者,何以这么多年
过去了,却似乎还冻结在70年代初的水平,以致在具有现代文明常识(=18岁前积
累的偏见)海外华人中,简直就像侏罗纪公园中逸出的恐龙?我简直不能相信,当年曾
以其雄文深深震撼了我、引起我深沉思考的先知先觉者,居然就是这么个水平!这么
说,难道我当年的印象靠不住?

于是便去想这悲剧是怎么发生的,想来想去,想到了所谓“异端”上去。其实所谓“异
端”说的很不精确,那“异”其实是相对于“常”而言的,上述三个“异端思潮”的代
表人物,其实和欧洲基督教中花样繁多的教派差不多,不过是对《圣经》的理解不同而
产生出来的,基本教义其实是一回事。

遇罗克轰动全国,主要是因为写了《出身论》。当时那文章在我这黑崽子心中引起的震
动,真非语言可以描述!毫不夸张地说,那文章在我黑漆漆的心灵中凿出第一个亮孔,
让我第一次看到了除了毛思想,世上还可以有如此鲜活的另类思维方式。马列既然可以
作如此全新的、与官方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且又如此言之成理,逻辑上丝毫挑不出破绽
来,既然如此,则谁也不能说官方理解就是正确的。所以,《出身论》是催生我的启蒙
的第一声惊蛰春雷,是推动“必然”漫长过程的第一个“偶然”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罗克唤醒了被压迫、被凌辱、被欺骗的整整一代人。

但如果我们今天来重读这篇文章,恐怕连中学生都能看出它的荒唐。文章的基本立论,
无非是用马列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更富有革命
性,而高干子弟因为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站在文革的对立面,成了革命对象。一言以
蔽之,它阐述的是用马列理论充分论证了的“逆向血统论”。

客观说来,罗克的逆向血统论比官方的正向血统论更逼近真实。文革的确引起了高干子
弟的反对,而出身不好的青年(如青年郑义)的确比那些贵族子弟更忠于伟大领袖毛主
席(请参看他的有关回忆文章)。但如果这种“异端”理论成了“常态”,亦即占统治
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话,则无论是从社会效果还是从道义上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它和
“正向”血统论有什么差别。

光从这个例子上,似乎就能看出当年震聋发聩的“异端思潮”的确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
用,但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历史缺陷。杨小凯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李一
哲”大字报同样如此。

这些“异端思潮”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思考者们都坚定地相信社会科学中有所谓“客
观真理”,而马列主义就是那“客观真理”的总结。所以,他们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暴
力革命,认为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在他们看来,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违背
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意图,篡改了马列学说,建立了一个资
产阶级等级社会。文革的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回归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思想,用暴力推翻
“官僚主义者阶级”(毛的原话),砸烂等级社会,消除一切特权,建立起一个巴黎公
社式的人人绝对平等的“人民民主社会”来。当然,传统的“阶级敌人”外加“走资
派”在这个理想国中是绝对没有位置的,只是镇压的对象而已。和毛一样,他们也鼓吹
民主,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默认了毛的教义,即民主绝不是超越阶级和
意识形态的,只能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必须指出,这些思考者们并非伪善者,也不曾如后世好心人想象的那样,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而是真诚地相信他们的原教旨马列主义布道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
程度上,他们确实比老官僚们更逼近毛的精神境界,更准确地表达了毛的政治理想。文
革十年,我仔细阅读了能找到的毛的一切内部讲话,深信毛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确实和
这些“异端”思考者提出来的颇有神似之处(请参看旧作《文革: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
命》)。

现代读者不难一眼就看出,虽然思考者们主张砸烂现实社会秩序,重建“新社会”,但
他们的政治理想其实比刘邓的官僚治国更反动。他们的所谓“异端”,不在于冲出了马
列的精神枷锁,而在于对现存秩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对当局来说,正因为“异端思
潮”源于马列毛主义,这种同教异宗的教义挑战于是就更难对付。因为同一原因,这些
“异端邪说”对党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民也就特别具有感召力,对富于反叛精神的青少年
尤其如此,因为它们主张推翻特权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国。

虽然这些“异端”思想家深得毛心,但对于他们来说,不幸的是毛是个充满矛盾的人
物,具有深刻的“叶公好龙”的气质。一方面,他确实是共党高干中唯一喜欢思考比较
“抽象”的问题、有明显理想主义倾向和“浪漫”气质的革命家;另一方面,他又是个
老谋深算、无比精明的政客和谋略家。这双重身份产生的内在矛盾使得他反复无常、朝
令夕改,以致连他的“司令部成员”如春桥、文元同志都常叹“伴君如伴虎”。例如张
姚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将上海的新生革命政权命名为“上海公社”,毛却立刻以毫不成立
的“国际承认”问题加以否决。

因此,理想主义革命家的气质使得毛不时要嘟囔出乌托邦的零言碎语,但政客的本能告
诉他,如果真将那些毫无可行性的梦话付诸实践,则必定彻底开罪一切既得利益者(包
括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军内一小撮”),导致天下大乱,政权不保。这内在矛盾的结
果,是毛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要“继续革命”,但永远无法冲破既有框架,只敢作点
有限改革,弄些什么“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工农兵大学”之类的“新生事
物”出来,却始终不敢把中国变成柬埔寨那样的血淋淋的“桃花源”。

不幸的是“异端”思想家们没有看到毛的“两面性”,却迷醉于毛的乌托邦零言碎语
中,由此获得灵感,用马列语录把那些碎片连缀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写在《中国向何
处去?》和《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与法制》中。不难想象,这些文章因为威胁到现政
权的存在,立刻就要被当局严打,而毛当然也不会理会这些民间思想家的死活。说刻薄
点,“异端”思想家们其实是被毛欺骗了的忠心臣子。进大牢的那一瞬间,他们脑子里
反复出现的诗句应该是王安石的“如今始悟君难托”才对,如果他们知道那首诗的话。

这其实就是为王希哲先生首倡、得到郑义先生附和的“两个文革”说的起源。在受到严
惩后,他们才无限辛酸地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文革和毛要搞的不是一回事。套思云的话
来说,“他们的文革不是我们的文革”,他们的文革是毛的文革,目的是争权夺利,我
们的文革则是“人民的文革”,目的是推翻官僚阶级,建立平等社会。同一切中国有过
的思想者一样,他们必须把自己说成是人民的代表,否则就无法在道义上获得内心平
衡。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革”或许真是“人民的文革”,或许真是社会上被压迫、被歧视
的“出身不好”者、“落后分子”等成员起来和“走资派”、党团员、积极分子作斗
争,但不幸的是,持此论的人没看到(或有意忽略)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我们的文革”奉行的仍然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仅如此,因为其革命精神更彻底,政治理想更无现实操作性,其实践必然会给中国带
来比刘邓等平庸官僚的管理更大、更深重的灾难,因而也就越反动。从这个角度来看,
似乎可以说,“马列主义越纯越反动”。这“人民文革”因为毛缺乏“彻底革命精神”
而未在全国铺开,对人民来说真是天大的幸运。

第二,“我们的文革”或许真是“人民的文革”,不过那人民似乎只有一半,起码不包
括保守派那一半。在某些“人民文革”取胜的地区,另外那半人民遭受的迫害,超过了
毛共统治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传统“阶级敌人”的灾难丝毫未得到终结,
反而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残民运动中再度惨遭蹂躏。

因此,无论从理论精神还是从实践后果来看,“人民文革”都是类似于伊朗发生过的什
叶派的原教旨伊斯兰革命,本质上都是试图用一种更激进的社会秩序取代原来不合理的
秩序,从而造成社会的大幅度倒退。这其实是一切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共同归宿。革命精
神越彻底、革命目的越“崇高”越极端,带来的灾难也就越大。这大概可以说也算一种
“辩证逻辑”吧。

遗憾的是当时和后世的观察家们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却只看到了“异端思潮”对现存秩
序的大胆挑战和随之而来的当局无情镇压,因而把它们看成是当时黑暗中国出现的先进
思想的先驱。从打开人们的思路来说,这些思潮的出现确实起到过巨大的启蒙作用,但
从实质上来说,许多这种所谓“异端思潮”其实是党文化哺育出来的极端思潮,根本就
不值得肯定。

客观地说,推出这些有害的极端思潮并不是思考者们的错。现代论者常常容易忘记那些
思考者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从未出过大思想家的智识贫瘠大国,毛
的愚民统治更使得几乎所有的人的精神世界都成了荒漠。在那种情况下,读够了毛那种
扫盲水平的小册子,乍见马列原著中精到复杂的表述,任何一个勤奋的读者都不免要目
迷五色,以为那真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人间至理。而且,可怜中国历史上从无民主社会
的实践,除了马列毛认可的“巴黎公社模式”,请问思考者们又如何去凭空想象出西方
这样的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来?这些极端思潮的出现,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人能做出的最大
的智力贡献。毕竟,像顾准那样的人实在是异数。

悲剧在于某些幸存下来的思考者为名气所累,至今未能突破几十年前主动钻进去的那个
茧壳。由于性格强悍,他们不但看不到当年主张的错误,反而坚持那就是人类发展的必
然归宿。我想,大概他们到死那天,也不会有那个能力看到,这世上其实根本就没有共
党说的“历史潮流”,人类并不会遵循同一必然的途径发展,更不会同意用暴力手段去
实现平等只会“走向反面”。这就是当年那些先知先觉者们的悲剧:时代把他们造成了
冰河时代的恐龙,更不幸的是又让他们来到了这个格格不入的现代世界中。

200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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