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你为何不脸红？
芦笛
──琐议“大文化”与没文化
国内余秋雨和金文明之争，我开始一点都不知道。后来看老枭（东海一枭）骂余秋雨的
文字，不胜震骇地发现余“大师”居然连“致仕”的意思都不知道。不过后来想想也不
觉得奇怪了。在中国这种伪文化之邦，“文化大师”和气功大师们其实也差不多，我之
所以多所怪者，无非是少所见而已。只是昨晚去《新语丝》爬网，看见了金、余两造对
记者的谈话，这才忍不住想议论几句。
余秋雨是怎么浪得虚名的，打死我也想不明白。老芦孤陋寡闻，只看过他的《文化苦
旅》，那还是一位浅薄的女性文学爱好者借给我看的。总的感觉是，那玩意跟琼瑶、亦
舒的大作差不多，看时也还觉得花团锦蔟，热闹嘈聒，但放下书后便什么印象都没有，
里面讲的是什么连点痕迹都留不下来。古人说“开卷有益”，许多作者作到的却是让读
者“搁卷无迹”。余大师就是这种同志，连骂他的枭爷也有几分这种功夫，嘿嘿。
当然，那书个别地方还是给我留下了点印象。这印象我后来写在《传统文化与四不像》
中。在该文中，我介绍了大英博物馆展览的中国国宝给我带来的强烈震撼和愤懑之后，
接着说：
“然而过后想想，如果那些强盗们不把这些旷世奇珍或抢或骗或买地弄到这里来，我今
天还能有这个眼福麽？那些无穷无尽的战乱匪祸先不说，光是那场‘破四旧’，那位古
代的帝国主义胡鬼子和他的骆驼们恐怕就躲不过。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里效寡妇
嚎丧，韵味悠悠、一波三折地且哭且诉，数落了一番敦煌的王道士，却忘了没准王老道
是为中华文化抢救了一点精华。他没有埋怨那些肩扛马驼、不辞辛劳的把圆明园的汉白
玉搬回家里砌猪圈的京郊农民──鬼子们只在抢了细软后放了把火，把那‘万园之园’
彻底夷为平地的真正英雄，是咱们拿手的人民战争中那无数身手矫健的好男儿。”
的确，余大师之所以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倒还不只是此人出类拔萃的缺乏见识，居然
把咱们这个败家子民族的整体责任，方便地赖到一个区区老道头上去，更因为他那矫揉
造作已经到了拿肉麻当有趣的大师级地步。这种矫情滥情煽情的浅薄玩意居然会在大陆
变成畅销书，实在是让人黯然。
因为这点看不上，所以后来我把散文《流星》贴出来，蒙某前朋友激赏，拍驴拍到了蹄
子上，谓之曰有余秋雨大师那种韵味，我便勃然大怒。其实那散文是我所作中最不满意
的一篇。有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短处，那便是“浓得化不开”。但尽管如此，似乎
还没浓艳到余村妇那种大红大绿的恶心地步吧？
后来见余杰单挑老余，质问曰：“你为何不忏悔？！”颇觉得无聊，因为那是道德批
判。小余此举，似有哗众取宠之嫌。凡文革过来的人，有几个良心真的洁白如初生羔羊
？我敢放肆说一句，恐怕就连小余同志在他的“抽屉文学”里提到的长辈，也未见得就
是忠亮耿直之士。连使用人民作肉盾、利用鲜血作资本的“天安门一代”政治家们至今
还有脸粉墨登场，招摇撞骗，非政治家的老余即使真作过不道德的事，起码人家现在不
过是舞闲文弄散墨，又何必专跟这种帮闲过不去？
但现下金余之争就完全不同了。那不是人言言殊的道德批判，是有客观统一标准、针对
“硬伤”的智力批判(intellectual criticism)。这种争论，谁是谁非一目了然。例如
方舟子和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打架，把刘的译作和原文贴出来。不管读者的主观好恶如
何，谁看了都得承认刘大教授的英文水平还不如个发愤的高中生。金余之争的实质也如
此。连我这种国学的百分之一瓶醋看了都得承认金的批评完全正确。如果余是个敢负文
责、有起码担当的decent写手，唯一可做的事就是低头认错，并向金先生致谢，从此执
弟子礼。
然而余大师就是有那脸皮强辩到底。那“致仕”之辩最令人恶心：
“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
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
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
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
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
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例如我们今天写‘行走于大野荒原之间’，不必考究在古代
经典中‘大野’是指山东巨野县北的湖泽；又如我们今天写‘开场不久，乐曲已乱’，
不必挑剔在古代，‘乱’是指尾声。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
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
一读。”
余大师在这儿引用的胡适的论述，我早就在论述中国语言文字的有关文章中作了深及本
质的阐发了。按费正清的说法，中文以形表意的特点，决定了每一个字都像沉积岩，历
经各个朝代沉积至今，每个层面都有不同的涵义（记得费用的是比喻“洋葱”，我觉得
不如我用的这个比喻恰切）。要说明“死活文字”，根本就用不着去举那些可笑的例子
（例如余用的“乱”例在古文中是名词，现代文中是动词，根本就不会混淆）。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古人的“江、河”，特别是“大江”、“大河”，与今人所用涵义
不同，是特指“长江、黄河”的。常见的例子还多得是，如“妻子”在古代指的是“老
婆儿子”，在现代专指“老婆”；“青春”在古代指的是“春天”，在现代指的是“青
年时代”；“强人”就更不用说了，在古代指的是大王爷爷，在现代则是英文
strongman的硬译。
但“致仕”真是这么回事么？敢问余大师，现在有谁像使用“江河”、“妻子”、“强
人”乃至“大野”、“乱”那样使用“致仕”这个词？与貌似而义殊的“活文字”同时
存在的“死文字”不同，“致仕”这个词早就作古了，被“退休”代替。难道余大师连
这都不知道？
最可笑的是大师在狡辩中进一步露出了自己囊中空空如也，居然说什么：“从两千多年
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
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根本就不消去查什么词书。老芦不学无术，可也早在年轻时代就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了。那不是“儒学典籍”中“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这里帮大师顺一下文
句，对不起了），而是所有史书的“列传”里，凡是光荣退休而未掉了脑袋的同志的传
记里都用这个词。看来看去，不用查工具书也就自然蒙出它的意思来了。不知道这个词
的人，绝对是毫无起码史学素养的人，连青年小芦那种浅薄票友都不如。
或许余大师可以进一步狡辩，说他真的知道“致仕”这个彻底死了的词汇的意思，只是
想活用它，来点“旧瓶装新酒”。既然如此，为何会袭用这种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不
去生造一个“谋仕”、“求仕”之类的新词？而且，在那种场合下，如果余大师真有点
国学功底，最合适的词应该是“热衷”才对（谨此建议余大师去查一下这个词在古代是
什么意思）。
退一万步说，就算余大师讲的都是真话，那也是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着干。谁都知
道，今人的通病，是用今日“活文字”的字义去穿凿昨日“死文字”而不是相反。看过
《三国演义》的人，恐怕没几个知道“刘备”那“妻子如衣服”的诗指的是“妻与
子”。一般人都以为那说的是现代汉语的“妻子”。照您的说法，他们也是“活用死文
字”了？“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应该肯定，而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
说，弄清今古“妻子”这不需要付出多大劳动即可区分的区别，在您看来就是“没有必
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辩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就是应该用现代意思去穿凿
古籍，否则就是搞“琐碎又狰狞的‘中华文化’”，是不是？我怎么觉得，用您倡导的
方法去“热爱文史知识”，搞的决不会是什么“大文化”，只会是伪文化呢？敢问胡适
先生什么时候提倡过这种“古为今用”？
更滑稽的是大师“论证”“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确实有妻有子的“逻辑”：
“大家知道，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一个叫姜石
帚的人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
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当然，即使有妻也未曾举行过嫁娶仪式。我倒并不过于相信
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
验，那首词大家都能背诵。”
于此，读者不难洞见余大师何以毫无星点见识──因为他根本没有正常的思维能力，而
这不幸正是国内文科学人的一个通病。任何思维正常的人看了姜的诗，大约都只会觉得
：“林可山是个骗子，不知道林和靖根本没结婚，却出来冒充人家的后代，让行家老姜
戳穿了。”不意老余却从这里得出“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
子”这种反常的结论来！敢问那是什么样的“文化界”，怎样反常的“一批人”啊，老
余？
更有趣的是老余那句“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之含混，堪称举世无双，一般人
根本就看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是不相信林可山的claim，还是不相信姜石帚的打假？
这也罢了，更惊人的是他的“论证”中隐含的那个“有过深刻恋情体验的人必然有妻有
子的”大前提。如果补足展开，老余用的无非是这么一个三段论：
“有过深刻恋情体验的人必然有妻有子；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
恋情体验；因此林必然有妻有子。”
请问余爷，这种论证方式就是您那不得了、了不得的大文化么？我怎么觉得这才是您痛
加诋诲的“琐碎又狰狞的‘中华文化’”呢？
诸如此类的笑话，端的是美不胜收，最绝的还是那“金圣叹哭庙”，余爷居然有本事不
看本传，就望文生义地猜想那是“哭太庙”，闹出“爱国英雄”的天大笑话来。说来这
就是余大师这类同志和气功大师们的共同点所在。君不见气功大师们开口闭口“四维时
空”，靠这“密宗咒语”蒙人唬人？余大师的“大文化”，其实不过是一种撒在劣质文
化商品上的佐料，论本质和“四维时空”代表的“人体科学”毫无二致。两者的共同点
都是以毫无必要的卖弄来impress 读者。可惜推销者腹中空空，无知愚氓当然可以给蒙
得一愣一愣的，趋之若骛，可惜在稍有点文化和见识的同志心目中，那免不得依然是一
种媚俗邀宠的伪劣文化而已。
最令人气愤的是，余爷玩这伪文化（＝没文化）也倒罢了，他还要玩党文化，搞无限上
纲的文字狱功夫，不但把一场单纯的文字争论引到毫不相干的人身攻击上去，诬蔑金先
生指出他的错误是报私仇，“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诬蔑金先生是冒充《辞海》编
辑的骗子，甚至闪烁其词地使用已故长者的私下议论作为“辩论武器”，暗示金先生的
人格有问题！
看看，这就是一代文化大师的风范！给他指出点文化错误就会面临如此可怕的毁灭性打
击！胸襟气度如此之小、行事作人如此之毒的“大师”，究竟是怎样在神州大地上炼出
来的？
我想，这还是党文化作的孽。从余大师的话中，人们不难看出，他对使用“政治挂
帅”、“上纲上线”这类致人死命的法宝是何等驾轻就熟，对把学术争论化为政治斗争
这套下流作法又是何等运用自如：
“‘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必要过度
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辩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
华文化的不幸’。我当时还不知道金文明此人已到了那个编辑部，这段话，一方面是劝
导那位来信者，我想他一定很高兴；另一方面是劝告‘咬嚼派’，要他们从年轻人的前
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邪门了。现在金文明那本‘石破天惊’的
书，是写给我的回信。我知道，他实在咽不下‘中华文化的不幸’这口气。”
这当然是国人拿手的“阴暗心理分析学”，所谓以大师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老实说，
连老芦这种不相干的局外人看了这话，也实在“咽不下‘中华文化的不幸’这口气”。
《咬文嚼字》这种刊物乃至“咬嚼派”的应运而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文革的空前浩劫
使得余大师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幸青年失学，中年以后只得来做无本生意，玩大而无当的
“大文化”。咬嚼派补偏救蔽、拾遗补阙，不但着眼于增进青少年的基本文字功力，而
且为那些时代造就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大师”们补点饥荒。不意这种善举却给上
升到吓得死人的路线“高度”，“咬嚼派”居然成了民族罪人！“既是个人的不幸，也
是中华文化的不幸”！
余秋雨，在当今这种中国日益与国际文明接轨的时代，你还使出四人帮那套文字狱手段
来，把敢于为你纠正劣等错误的人打成祸害民族的罪人，把人家往死里整，怎么就会毫
无愧恧之心？你为何不忏悔？！
在我看来，你这种人为了一己那其实一钱不值的面子，把批评者一棍子打死不说，竟然
还高张反对加强青少年的文字基本功训练的大旗，盗用胡适的名义变相鼓吹“古为今
用”，让亿万青少年像你那样去作无本生意，以玩“大文化”的名义用浅薄、媚俗、矫
情的滥洒狗血外加“伪文化浇头”去批量生产伪劣文化商品。这才真正“既是个人的不
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
事实上，不用你提倡，咱们的“文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伪文化界了。记得90年
代初我回国，买了本岳麓书社出的《白话聊斋》，带回来给吾家小芦那中华文化盲阅
读。那书是该出版社组织大教授们翻译成现代汉语的。不料打开一看，误译比比皆是。
毫不夸张地说，译者们基本是文盲，连“先是”是“此前”都不知道，居然翻译成现代
语的“最先是”。而“谢”在古文中本来是“谢罪、谢过”等“道歉”的意思，也居然
给翻译成了现代的“感谢”。虽然身居海外，毫无藏书，无法找到原文，但我光凭记忆
（《聊斋》是我看得最熟的书之一，许多篇什可以大致背诵出来），就找了四五十条错
误出来。于是我写了封信寄给该出版社，从此石沉大海。照你的逻辑，如果去纠正那些
教授的劣等错误，就“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了？而那些教授象您一
样误人子弟，则是胸有大丘壑，目无小文化？
余秋雨，你为何不脸红？
返回目录: 芦笛杂文集 下一页: 传统文学的雅与俗
1999 - 2006 qiq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