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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评点马悲鸣精品系列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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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评点马悲鸣精品系列（四）
大隧之外，其乐泄泄
芦笛
“隧道眼”是一种眼疾，患者的视野只是正前方的一小圈，如同从隧道中看出去似的。借用
此话来描述马先生那种见木不见林、见树不见根的病态思路，或许有失厚道，但颇为传神。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隧道眼其实是伟大领袖给咱们装上的“国眼”，已经变成了民族的思
维方式。
只要随便到网上走走，便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决定论”。主张激进民主的人士鼓吹“制度决
定论”，认为只要推翻了独裁制度，建立起民主制度，中国的一切问题便能解决于旦夕之间
。而爱国志士们则主张“排外救国论”，把一切麻烦都赖在鬼子头上，认定振兴中国之道是
“尊夏攘夷”。至于攘夷与尊夏之间到底有无因果关系，攘夷究竟是尊夏还是毁夏的前提，
这夷攘得了攘不了，会不会夷鬼未攘夏先丧，这些问题是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管状视野中
的，正如鱼吞钩时只看得见钓饵。
为什麽一个号称“具有特殊的聪明才智”的民族智力会堕落到鱼脑的水准？这是党文化造的
孽。如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提倡“一元论”，而伟大领袖把它进一步简化为“抓主要矛盾
”。这种直线思维对复杂的客观世界做了惊人的超简化，把它的变化和运动看成是受某个单
一的主要因素支配。在这种隧道眼看来，“只要全力抓住并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
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种种“纲式思
维”的由来，它们在神州大地上作了什麽孽，似乎用不著再在这儿多说。
可笑的是，许多海外学者至今还在用这种鱼脑支配下的隧道眼观察世界。据说由马悲鸣先生
捉刀的贺文著《毛主席为什麽送我们下乡》，算是我见过的马先生写得最简练、霸气最淡薄
、条理最清楚、表达最流利的难得作品，可惜它同样是“隧眼向洋看世界”。
该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回答题目提出的那个问题。作者先举出了两个既有答案：毛的“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林立果的“回避城市就业问题”，然后在未作出有力驳斥的情况下便
否定了这两个答案，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送我们下乡的目的，是为了解
除当时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于无形。这才是‘很有必要’四个字的精义。”
至此，作者便全力捕捉到了那个唯一的原因亦即主要矛盾，却忘了一个学者在提出假设之后
，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验证他的假设。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代作者去验证这一假设，立刻就
要遇到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障碍。
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看到上山下乡政策带有极为浓厚的毛的个人色彩。作者根据周恩来
侄女先走一步，到内蒙为知青插队“探路”的事实，认为这一政策出於周恩来的建议。这种
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整个中国农村都在我党的严密控制下，送知青上那儿去并不是让他们
去南极探险，丝毫不需要“有人把路子趟出来”。上山下乡运动与“五七道路”、“赤脚医
生”、“工农兵大学”相似，是毛治下的独一无二的政治景观。这样一个具有毛个人特征的
国策，却被作者看作是周恩来基于个人“趟（探）路”经验提出来的建议，这不能不说是极
为可笑的。
事实上，与古今中外的一切其他统治者不同，毛很早就表现出把知青送到农村去的浓厚兴趣
。早在30年代，毛就写了《青年运动的方向》，明确提出：区分青年革命与否的标准，是看
他是否愿意并实行与工农民众的相结合。他以孔子不懂种地的例子来讥笑知识分子，把原始
农业的低等劳作技能当成“真正的知识”加以鼓吹。这一精神在毛著中反复出现。在《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甚至走到了讴歌农民脚上的“圣洁的”牛屎的极端。毛的这
种独特兴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和其他共产国家中都找不到例子，而且缺乏马列理论根据。
马悲鸣代贺文提出的假设却不但忽略了、而且无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这是该假设遇到的第
一个问题。
正是出於这种个人兴趣，早在50年代，毛便授意《人民日报》发表回乡知青王桂芹的日记；
在同一时期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青年们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指示；自19
63年起，国家开始鼓励并宣传知青下乡，将侯隽、董加耕、邢燕子等回乡知青树为榜样。此
时文革尚未爆发，这是马－贺理论碰到的第二个难题。
马－贺假说碰到的第三个礁石，是上山下乡并未因中学红卫兵组织的消解而终止。相反，它
成了既定的长程国策，在邓执政前，它变成了继红卫兵之后所有的中学生的必经之路。中学
不再是通往大学的桥梁，两者从此脱钩，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马－贺学说遇到的第四个障碍，是当时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并不能左右政局、构成对当局的严
重挑战。当时两大派的领袖人物是大学的学生领袖（如北京的所谓四大领袖），基本骨干力
量是工矿企业的职工。中学红卫兵只在运动初期起到轻狂造势的“药引”作用。除了四川某
些城市外，大部份中学生在后期都转向消极，变成了所谓“逍遥派”，根本不构成对政权的
致命威胁。如果从巩固政权的角度著眼，首先要消解的是工矿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力量与
学生的不同，并不会因毕业而自动消解。事实上，工矿的派斗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而且
直到八九“风波”，我党最重视的还是工人阶级的动向。
至此，马－贺理论便被事实颠覆。看来，权术上的考虑并不是那个“主要矛盾”，至少不是
唯一的原因。大隧之中，其乐融融，然而如果把视线投到大隧之外，便免不得其乐泄泄，跟
扎了钉子的轮胎似的。
为马－贺隧道眼忽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毛留在上山下乡政策上的个人印记。这其实是独裁
国家的普遍现象。独裁程度越高，国策上的私人印记就越深刻。在很大程度上，文革开始後
的中国政治风云起伏，可以看成是毛个人的血压曲线。亿万人民的命运取决于他的心理障碍
和偏执。这些心理疾患，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猜忌、鄙视和仇恨上，大多数文革
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都是其表现。
终毛一生，这个心理偏执一以贯之，渊源有自。毛十七岁时才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受到比他
小得多的地主少爷学生和教师的欺负与鄙视。以后他在北大图书馆作职员，想和傅斯年等名
流搭话，却被人家忽略。后来贵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却被回来的留学生轻蔑地贬
斥：“你懂什麽马列主义？你不过懂点《孙子兵法》罢了。”“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
！”所有这些痛苦屈辱的经验，都使他养成了深刻的侵犯性的自卑情结以及下意识的对知识
分子的复仇心理。充斥于毛著的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和嘲笑，就是他的心声情不自禁的流露。
另外一个心理因素是毛的“憎父情结”。一个老美（记不住作者了）首先在他写的毛传中用
此解释毛的行为特征，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众所周知，毛的父亲是个专横小气的富农，曾不
许毛上学，要他留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全靠毛的舅父说情，毛才能到东山小学去念书。
青少年时代的强烈刺激，使毛在成为全国的父亲形象后效法他的父亲，逼迫所有的孩子去下
乡。
根据这些心理因素来透视当时的政治形势，便不难理出脉络来。1968年夏，文革失控，全国
陷于内战。毛想调解两大派冲突，把北京学生领袖请到人民大会堂座谈，但学生领袖们对最
高指示置若罔闻，会议无结果而终。根据李志绥回忆录，这次会议是毛对我党培养出来的新
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的转折点。毛在会后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是给工宣队送芒果，通知人
民：青年学生已经失宠；第二是向全国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派出工、军宣队；第三
是指示姚文元写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第四便是那个“很有必要”的指示出
台，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毛自己在九大讲话中坦然承认了他的幻灭。他说：以前想从青年学生中培养接班人，现在看
来不行，还是得从工农里找。就是为此，工农兵都当过的王洪文同志才从此飞黄腾达。
此前毛已在反右运动中经历过一次对旧知识分子的幻灭。如今眼见经过高密度洗脑的学生领
袖堕为“资产阶级政客”，他内心的对知识分子的深刻猜忌被触发了。根据固有的直线思维
方式，他不能不得出结论：现有教育制度失败了，必须另辟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新途径。
在他，这当然就是把青年变成战争时代那些拥戴“伟大救星”的愚昧农民。等到他们变成可
靠的机器人后，再让他们去“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并进而“占领上
层建筑的政治舞台”。
这便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正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毛思想的逻辑发展。毛
的革命其实是披上了一戳就破的马列外衣的农民造反。毛本人对城市工人阶级毫无了解，后
者也从来不曾像农民一样成为他的革命的主力军。於是这便出现了对马列主义的荒谬颠覆：
根据正宗马列理论，农民本来代表落后生产力，是“再教育”的对象，如今却成了施教者。
毛不懂马列，当然也就不会意识到它的荒唐。实际上，这是毛的原始共产主义“理论”的组
成部份之一。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包括知青下乡在内，都是为了人为“消
灭三大差别”，取消社会分工，使社会倒退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去。
因为大学生已基本失去了“再教育”的可塑性，因此下刀的对象便是中学生。因为毛的直线
思维，亿万青少年便在“广阔天地”里栉风沐雨，备尝艰辛，被欺压，被凌辱，被剥夺，被
强奸，写下了中国历史上血泪班班的最辛酸的一页。
然而，毛的隧道眼没有看到的是，苦难没有使知青变成麻木的机器人，反倒造出了中国历史
上见所未见的真正懂得民间疾苦、和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独立思考的一代。从这些人中涌
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家、导演、画家和其他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汇成了后毛时代涌动的春潮
，冲垮了毛教的基石。大隧之外，其乐泄泄。世界在隧道眼中是管状的，不幸的是，它并不
能真的纳入那个只存在于病态视觉里的隧道之中。
在我看来，这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原因。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看，它都是综合了多
种因素的复杂原因。它并不排斥别的基于权宜考虑的现实原因，如为林立果和马－贺提出的
那些，而且可以解释一切所知的现象。
【附录】
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
·贺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廿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动巨手，向全国中学生发出伟大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到一九九二年的十二月廿一
日正好是廿四周年。
在老人家发号之前，已经陆续有一些人先下去了。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份的一批去内
蒙古阿巴嘎旗的人里恰恰有北京卅三中的周秉建。她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半年之后，正
好是周恩来借著周秉建的一封家信下令停止了愈演愈烈的“挖肃‘内人党’”运动。我们
有理由相信，周恩来建议毛泽东把中学生下放到农村去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他事先已经
知道那边有人把路子趟出来了。
随后两千万城市中学生先后到农村去。他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演出了一幕
幕气冲霄汉，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埋头苦干，悲欢离合，失魂落魄，生离死别，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和厚颜无耻的活剧。不仅为文人骚客留下取之不竭的素材，也深深地影响著
有过种地经历的一代人日后的思想发展，政治态度和人生道路。
可是伟大领袖把我们送下乡时说的“很有必要”四个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却再也没有
说明过。这其中除了显示他老人家权威的沉重外，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猜测和想象的空间。
“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没有下过乡的人或许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但凡是当过
知青的人迟早总要想到这一点。这个问题的答案前后曾经有过两个：第一个就是老头子在
号召中讲明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第二个是林立果在《５７１工程记要》中首次提
出来的“知识青年下乡是变相失业”。也就是说毛老头为了回避城市就业问题。
如今事过境迁，不管是当年大力鼓吹别人去，还是自己被别人鼓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的，已经没人再提，也没人再相信毛老爷子的理想主义了。剩下被林立果点破的第二
个答案便被普遍接受，直到今天彷佛还是主要论点。
现在普遍的看法认为：老毛当时无法为每一个中学生找到工作，以便解决饭碗问题，
於是把大家往乡下一送了事，让他们和贫下中农争工分，争口粮去。这种答案诚然也是一
种经济学上的解释，但仍然显得牵强。因为老头子从来只抓大事，向来懒得过问经济上的
细节。倘若他真的把国民经济放在心上，也就不仅是一代枭雄，而早已经是空前绝後的大
英主了。另外一九六八年的中国经济并未显露败象。败象是直到我们下乡数年之后才呈现
出来。许多工厂还需要，并有能力招收新工人。当时并无紧迫的就业压力感。从经济上说
，老毛其实并无必要送我们下乡，所以说这第二种的经济学解释也属勉强。
以上前后两个答案都不足信，本文则试图提出第三种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送我们下
乡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当时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于无形。这才是“很有必要”四个字的精
义。
“为什么老头子送我们下乡？”十分简单：“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党内头号
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曾经借过力的学生组织没有用了。大学生的人数少，先抓几个
坏头头，日后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结。这几千万中学生该如何处理呢？下乡！把他们
送到广阔天地里去，听凭他们自生自灭，於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便
消解于无形之中也。
文革初期红卫兵刚被允许成立时，首先是各大中城市的中学生群雄竞起，谁也不服谁
。随著时间的推移，大浪淘沙，这一混乱局面到一九六七年才算大致底定下来，全国各地
群雄并重的局面最终被两大派组织所代替。何也？“斗争的需要！”所有参与者均有考察
别人和考察自己的过程和机会。
经过两三年日日夜夜的争斗，浮上来，而仍能历久不衰的红卫兵头头都已经不再是等
闲之辈。既然是练出来的，便自然具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六六年风头
最健的宠儿，他们的涌起和地位的相对稳定证明了汰劣留良阶段的结束。这批人是有可能
对社会构成破坏力，乃至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本人构成威胁的。至少不如奴仆党员那样好使
唤。
载舟覆舟，若让这种红卫兵组织继续存在下去，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一支难以控制的力
量。毕竟，环视全社会，除了解放军之外，这是唯一的组织，较之当时已经瘫痪了的党组
织，不管从精神上还是精力上，都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样的红卫兵组织如果毕业后分布在
同一个城市，必将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只要时机一到，头头们一声令下，当初的红卫兵
们从各个厂矿、学校和机关里钻出来，汇集成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能把所有的政客都弄
得焦头烂额。这对任何当权者来说，都是十分头疼的事。
毛老头没有坐等组织起来的年轻人坐大，就在中学红卫兵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之
前，适时地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一巴掌把他们都扇下乡去了。因其
功名欲之势而力导。“很有必要”地诱使红卫兵组织自然瓦解。
仔细查看一下就会发现，即令是号召力，战斗力最强的组织，也至少已经一分为五了
。这种分拆开的组织一经进入散布在各村的集体户里，就如同沙漠中的露水，一下子便消
失不见了。
用这种方式，伟大领袖毛主席便将一场由他亲手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又亲手扼杀了。而
且毫不沾血。其手段之高超，用心之歹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用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
的标准，毛老头子是又黑又厚。黑得发亮，所以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厚得坚硬，所以毛
泽东思想战无不胜。
笔者除了向毛老头这个“玩人”巨匠脱帽致敬，深表佩服外，还想对比一下红卫兵运
动与八九民运，乃至目前已历三年之久的海外民运之差异。
我们过来人清楚地看到，八九民运和海外民运实质上还停留在相当于红卫兵运动的一
九六六年八、九月份的水平上而裹足不前。其原因是阿猫阿狗都自以为是个人物，仍然互
相不服气。因为海外民运实在不具备当年红卫兵运动那种动辄几百人日以继夜地朝夕相处
，耳鬓撕磨，互相鉴别的条件。而且没有来自直接对立面的攻击以便汰劣留良。几年来打
长途电话的累积总小时数只抵得上几天的经历。因此海外民运中涌现出来的千姿百态也便
不令人奇怪了。
□（摘自《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２０期）
（《华夏文摘》９３０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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