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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评点马悲鸣精品系列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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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评点马悲鸣精品系列（五）
酷爱引喻失义的民族
芦笛
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中说过，以一种事物比喻另一种事物，只是抽象思维的“
初阶”而已。它只在民族的幼稚期活跃，也只对幼稚民族有巨大的感召力。本民族据说是世
上最古老的民族，不过似乎却得了长生不老术，至今鹤发童颜，脱不掉那股永远不干的乳臭
。这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别脚的比喻总是引起人民巨大的共鸣，简直就成了政论作家们的
学术论据。
最善于使用这个法宝的群众鼓动大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似乎有痞子文学家的特
殊天赋，最善于发明出一种粗俗生动的比喻来图解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当年三湾改编，他
对弟兄们说：人得有一个屁股，咱们搞革命也需要一个屁股，才能坐下来休息，所以咱们不
能当流寇，得上山落草，找个屁股去。
越到后来，他的比喻功夫就越是出神入化，到了离此无法写政论、作演说的地步。他有本事
从“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按：他忘了下雨刮风的时候）”的自然现象中，推
导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政治学、社会学上的一般性结论；以人必须
有头（这回不是屁股了），来证明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奉苏联为头（大概咱们是任老大哥坐的
屁股）；以“月经”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概西方现已进入“今年花期
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定准”的更年期，而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则刚进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
潮儿”的青春期））；以农民锄草肥田的例子来证明镇压学术界异端的必要性；以“种牛痘、
打预防针”来证明“引蛇出洞”、诱骗思想犯自动暴露的科学合理…。无论怎样倒行逆施，
他总是能找到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论证它的合理性。
可就这麽一些莫名其妙、一钱不值的比喻，却让全国人民如同犯了魔症似地如痴如醉、信受
奉行。上面那段“扫地”语录，当初被八亿人民倒背如流，足足念了九九八千一百亿人次。
可除了老芦外，至今似乎就没一个人指出这种“论证”方式的荒唐。光这一点，似乎就足以
说明本民族的智力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不仅如此，这种劣等文字游戏至今还是咱们的爱国主义理论基础。国内最流行的一个口号是：
“儿不嫌母丑”。十三亿人中，似乎就没有多少人想过：就算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母子关系，
政府的丑陋似乎也不等於母亲的丑陋。后者丝毫不影响子女的福利，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但
前者呢？“爱国”爱成白痴，实在是让人废然长叹。这般爱国法，不爱怕还更有助于智力发
育些。
同样地，当年老芦推出《丑陋》，某爱国志士大骂：“嫌家贫的狗！”我回敬曰：“爱家贫
的狗”，也不知那位壮士见了作何感想。把人民当成国家养的狗，还不许嫌这个家贫，不但
自己要无限热爱它的贫困，还要咬死一切想改变现状的同族，这倒真是狗们的爱家主义。
一般人如此也倒罢了，就连高知们也就这德行。记得80年代初在国内看过费孝通先生的访美
观感。他讲到罗斯福的新政时，举了自己的冠心病来打比方，说罗的新政其实只是缓解心绞
痛的硝酸甘油，治标不治本，云云。几年前国内学习罗的新政大搞公共工程，拉动内需，克
服萧条，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费老先生的冠心病，暗自猜想这回他要发明出一个什麽别的比喻，
来证明咱们的硝酸甘油既治标又治本。
在这种举国昏昏的智力状态下，马先生的《船长不能逃生》的出现便毫不足奇。此文的中心
思想很简单，是指出民运领袖有道义上的责任，不能在危急时刻弃众独自逃生。在这一点上，
我和马先生没有根本分岐。可惜，渊深而别脚的比喻，加上惊人的概念混乱，使文章完全丧
失了说服力。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让作者彻底弄成了一盆浆糊。
作者花了约一半的篇幅来介绍西方的航运史和海事法。如果这篇文章不是政论而是趣味读物，
这些段落倒确有存在的必要。问题是它们在本文里起的作用是论据，而这论据却完全与要论
述的主题背道而驰。
在那些冗赘段落里，马先生介绍了“船长不能逃生的”的法理依据，据说，这是旧时的海事
法规定的：只有船长随船沉没，保险公司才能认定船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险公司不无故
损失金钱而牺牲人命，这种作法与现代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实在是大相径庭。任何一个现代读
者看到这里，恐怕都会本能地对这条规定产生反感。
再读下去，读者就会发现，作者虽然声称：“船长应和船一起沉下去的航海传统对于‘八九
民运’号来说只是一种比喻，笔者无意逼总指挥和保卫部长们必须全数死在天安门广场。”
但全文的立论整个就是建筑在那野蛮的航海传统上的。於是谁都免不得要想：既然那规定已
经过时，为什麽今天还要根据它来作出“船长不得逃生”的判决呢？而且，你既然通篇反复
强调人家不得逃生，怎麽又会说什麽“无意逼总指挥和保卫部长们必须全数死在天安门广场
”？既不许逃，又不能死，难道是逼人家去坐牢？但若坚持下去，谁又能知道将来只会坐牢，
不被杀头？
头脑再清楚一点的读者还会想到：如果这个比喻成立，那麽谁是为“八九民运号”沉没承担
经济损失的保险公司？莫非是马先生？这看起来倒满像那麽回事──如果他不是保险公司，
为何要逼人家和船一道沉没？
再细看这篇文章，立刻就能发现作者惊人的概念混乱。以他提到的戊戌变法为例：他把中国
比成一个船行，百日维新是一条船，老船主是慈禧，新船主是光绪，谭嗣同是船长。
如果这个比喻成立，人们立刻就要问：中国这个船行难道只有一条船？百日维新时有没有别
的船在同时航行？如果“戊戌号”是新造出来、只航行了百日就沉了的船，那怎麽还会有什
麽“被解雇了的老船长们”一说呢？如果“戊戌号”没沉，它会不会把中国那个船行载到光
明的彼岸去？根据常识来判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既是船行，想必是固定在岸上的某个机
构，并不会被船拉到某个地方。马先生这个比喻，实在是神妙到让人无法捉摸。
越想下去，疑问便越是排山倒海而来：根据马先生的介绍，船长是船上说一不二的最高权威。
因此，就算戊戌变法是条船，那真正的船长似乎也是慈禧，连光绪帝都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名
义船长，老谭充其量只能算个不慎打了个“左满舵”的舵工而已。马先生为什麽不顾历史和
常识，非要派个伟小舵手当船长？
在明眼人，这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马先生这样做，是因为老谭“以身殉船”了。如果不把
他派作船长，就引不出“船长不得逃生”的旧海事法来，也就没法逼柴玲和她的部下们去坐
牢，这篇文章也就写不成了。为了将就一个别脚的比喻，马先生始则引用过时法律，继以偷
换概念。在网上文字中，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削足适履的东西。
再下去，中国似乎又变成了既是一个船行，又是一条船（大概是开在船上的浮动船行吧），
於是我们就有了“中国船行的大破船被…见习水手强抢船长指挥台，一个劲地打左满舵弄得
在原地转了九十年的圈”。可到后来，这船又成了“八九民运号”，而柴玲则是该船的船长，
并不是“强抢船长指挥台的见习水手”。为什麽呢？这大概还是为了那条旧海事法规定，它
逼得马先生像对待老谭似的，给小柴提职加薪。
不用再写下去，我想读者就足以看出此文的荒谬。可惜的是，它的中心思想并不荒谬，荒谬
的是那论证方式。柴玲等人临难先遁，毫无道义责任感，素为老芦深恶痛绝。但这伙人只是
搅屎巨棍，并不是什么为中国把舵的伟大舵把或船长。真把中国这艘巨轮交给他们，马上就
得翻船。如果非要用比喻，那就是，此辈是在船好不容易驶入正道时煽动水手哗变的海盗。
没把那船弄翻，真是侥天之幸。
遗憾的是，马先生见不及此，却为了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炫耀自己的博学，不惜把思路塞进
一个钻不出来的别脚比喻的死胡同中。他这麽做，大概是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的
确，被党文化弄成了亚白痴的人看了这篇文章，也许只会觉得那比喻的生动，看不见里面惊
人的思维混乱。“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咱们既然连伟大领袖那些粗俗比喻都会视
作金声玉振，对马先生那渊深的比喻也就自然只有五体投地的份。
林思云先生在《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中提出，不应该使用文学手法写政论。老芦当初曾反对
这个提法，现在我倒觉得他其实是对的。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学会清晰地思维，缺的不
是比喻一类的劣等文字游戏。这不是说一定不能用比喻，而是说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逻辑上的
可比性，以免陷入引喻失义的党文化陷阱。不管观点如何，思路的清晰是第一位的，可读性
只是细枝末节。当鱼和熊掌不可得而兼之时，就该毫不犹豫地舍鱼而取熊掌。
【附录】
船长不能逃生
·陶生汉·
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里有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海运商。他以尚未抵达海岸
的自己的船队做抵押为他的朋友借高利贷娶媳妇。债主心怀叵测，开著玩笑要他签了如果
他的船队回不来则割他一磅肉抵偿的合同。后来船队全部遇难，他破产了，没钱还债。债
主拿著合同要割他一磅肉。那个借了他的钱的朋友娶的媳妇化装成法官出面判决：按合同
办事，债主可以割他一磅肉；但合同没规定可以出血，所以不许出血。债主没辙，只好作
罢。
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的主角在发了大财后开始报恩寻仇。当他找到当年雇佣
他的船主时，发现这个海运商刚刚因为船队全部遇难而破产。他悄悄地花钱雇人把船主失
事的船队和货物再造和重新购置出来，驶进港口，以报他旧日东家之恩。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讲远洋航运的。如果船队安全返航，则船主发一笔。如果船队沉没
则船主破产。大洋上风浪不定，谁能保证每次都能安全返航？所以那时候暴发和破产的时
有所闻。虽有暴发的诱惑，但破产的恐惧也威胁著人们冒险经营海运业的决心。
随著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开始有能力经营海运保险，如果保了海运险的船只出事
，则保险公司按预先签好的合同赔偿。保险业的这一发展刺激了人们经营海运业的决心。
海运业也因此大规模发展起来。但保险公司只能赔偿失事的船只。如果船长因此就减低了
责任心，不再全力抢救尚有一线希望的遇险船只；或船长故意把船弄沉，再回来索赔，那
保险公司还不都赔光了吗？如果保险公司都因此而破产，谁还给船主保险？
一条船在大海上孤零零地航行，一旦沉没则从海面消失得无影无踪；谁能给它出证明
，证明船长不是故意把船弄沉，或不是没有全力抢救。海事法庭在给保险公司和船主之间
打官司时总得有个判断凭证。这凭证从何而来？没办法，海事法庭被迫作出一个硬性规定
，如果船沉时船长同时遇难，则判保险公司赔偿，如果船沉而船长生还则不赔偿。这条法
规执行起来方便多了。但听起来似不很人道。这是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式为了效率牺牲人
道的做法。马克思肯定要说这船行资本和保险公司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淌著船长的血。但
请问在当时的技术装备条件下还能设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吗？如果有的话，船长工会早
就想出来了。而且这周瑜打黄盖式的西方自由雇佣关系并没人逼著你非当那个找死的船长
。
自从这条海事法规出现，象莎士比亚和大仲马小说中的情节就不再有了。代之而起的
情节大多是当船只遇难时，船员和乘客在船长的协助下离船逃生。他们在海里或救生艇上
大声呼唤船长，但船长在熊熊大火的映衬下傲然屹立在船头不为所动，直到和这大船一起
缓缓地沉下海去。作者的用心是在刻画经年的老船长对他的航海生涯和伴他一生的船只的
爱。但绝大多数作家都没有写出来这后面的海事法：如果船长死了则保险公司赔偿这条船
的全部损失给他的船东，否则不给赔偿。
根据海事法规定，在海洋上航行时船长是一船的至尊，对全体船员有生杀予夺的绝对
权力。对海上叛乱事件可以格杀勿论。返航后的法律事宜一律以船长的航海日志为准。但
在船只靠岸时船长则没有这种特权。航海是远离人类社会，在惊涛骇浪里讨生活的冒险生
涯，尊与严是船长资格的人格保证。
船长和船一起沉下去，第一是报答船主雇佣他，把全船的货物和人员都托付给他的知
遇之恩──他不能让船主破产，当然他平时的工资也高得惊人。第二是船长在同行之间保
持了自己的敬业精神和尊严。在那个时代如果一条沉船的船长活著回来，他一辈子都抬不
起头。
这条法规虽然在效率上对航海业，对进出口贸易，因之对海洋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大
有好处；但确实不很人道。作为专业人才的船长的损失也很大，每沉一条船必赔一名船长
。这条法规直到本世纪中叶，才在船长工会的一再要求下宣告废除。但请别忘了，这时航
海业已借助这条法规大规模发展起来，提供判断一条船是否还有抢救的可能，或是否故意
弄沉的其他手段已经足够充份了。每条船都装备有无线电通信系统，遍布全世界航线附近
的岸基救援飞机，都可提供证据。直到这时船长才可以逃生。
八十年代中期，当联合国通过对南非的贸易禁运以后，一条满载的油轮以居奇的高价
悄悄地在南非卸下数以万吨计的石油，然后灌满海水，驶进大海纵深把船弄沉以再求另加
一番的索赔。船长和全体船员一起安全脱险。但船长在沉船以前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按规定
程序发出求救信号。救援飞机随即赶到，在执行任务时没发现足够大面积的泄漏石油漂浮
在出事的海面。海事法庭的专家立刻就拆穿了骗局。
大清光绪年间，中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上营运得太久的船行，技术装备大大落后于千帆
竟发的其他船行。船主光绪帝特聘谭嗣同等人当“戊戌”号改革船的船长。这船是向右倾
斜得有点厉害，谭嗣同他们几个书生向左打了几下舵轮，船身一晃，招来被解雇的老船长
们一片叫骂声，他们都跑到右舷，力图压住大船不使左转。
“百日”维新，谭嗣同是个充其量只有八百小时航行经验的船长，连一个远航航次的
来回都不够，这等海校学员的水平在航海业只能当最低级的见习水手。他这个不够格的船
长倒好，一生气，打了个左满舵──要杀船主的母亲。因为船主的母亲是老船主，器重昔
日雇佣的守旧的老船长，老在掣他的肘。这一下可好了，由于谭嗣同这个左满舵，“戊戌
”号触礁沉没。我不知谭嗣同是否向严复问过海事法，但他的行为倒蛮象一个他那个时代
和船一起沉下去的船长。“戊戌”号是他弄沉的，他自己从容赴死以衍其咎，报答他的船
主光绪皇帝雇佣他的知遇之恩，也向世间有个交代，博了个死后英名。但从专业角度看，
这场“海难”的“技术责任”实应由谭嗣同负。
自从明朝洪熙年间，满朝文武的“议会”以“全票”通过决议，在海滩一把火烧了那
支当时堪称举世第一大吨位的中国皇家郑和远洋船队（这事要放在大英帝国，他们准是把
皇家船队拍卖给私人经营），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就只剩捕鱼捞虾了。直到洋务运动才派员
重学航海知识。不料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邓世昌不依舰长可以弃舰的海军军规跳
海逃生（军舰没有保险），而以船长不可以弃船的海运传统随舰自沉，致使真懂航海规矩
的人才损失殆尽。甲午死了个邓世昌，戊戌死了个谭嗣同，从此中国人行事不再有尊严和
敬业精神可言。
中国船行的大破船被一拨儿又一拨儿没上过一天海运学校，初登甲板的见习水手强抢
船长指挥台，一个劲地打左满舵弄得在原地转了九十年的圈。直到文革，这左满舵转得人
晕头转向，还自以为是全速前进呢。这些见习水手只知打左满舵过瘾，却从没有人知道触
礁以后船长是要随船沉下去的规矩。没有哪家保险公司敢给这家船行保险，致使这家船行
九十年来损失惨重。戊戌以前中国经济实力排名大约在世界前十名之内，否则也引不来外
国人的侵略。四十年前已落后到前四十名以后了，侵略者看著没什么油水可捞也就走了。
如今已掉到一百名之外了，大给优惠条件请人家侵略人家都不情愿来了。
最近的“八九民运”号也触礁沉没了。它的船长，保卫天安门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和保
卫部长们没有正式宣战，所以不属于有权逃生的舰长。你们明知左前方水域礁石密布──
总指挥的录像带表明，她已料定开枪的结局──但你们第一不按规矩通知全体船员放下救
生艇准备跳海逃生；第二不改变航向，而是把左满舵打到头锁死不松手，终于轰然一声撞
到礁石上。这些除了打左满舵什么都不会的儿童海军，少年水手抢救生圈跳海逃生的动作
倒是蛮利索的。你们既然硬充船长不计成败地打左满舵，又不通知船员逃生，你们也得有
勇气和责任承担后果──作为一任船长与船共沉。中国这个船行不是西方那种有充份证明
手段（新闻开放自由）的现代化船行。连你们在层层封锁线防卫下做的秘密决议至今也没
有“航海日志”可资查核。你们向公众和你们指挥下的学生隐瞒绝食时已有两人饿死的事
实以维持士气（注：见《中国之春》载“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保卫部”部长的答记者问
），这手段和你们挑战的对手隐瞒三千万人在大跃进时饿死的做法虽有数量上的不同，但
没有形式上的差别（看了海湾战争吧？二十八国联军每日的伤亡当天就精确地报导出来。
人家还是正式宣战呢。你们这些争新闻自由的人自己就不给新闻自由）。这一切都表明，
中国船行还处在必须以船长遇难为证据才能向海事法庭提供证明的时代。“八九民运”号
船长在触礁后率先跳海逃生的做法无法向外界证明你们不是故意把船弄沉的。这些挠丫子
的总指挥和保卫部长们和当年那些沉船后生还的船长一样，大概你们的航海生涯就此结束
，不会有人还敢冒著赔本的风险雇佣这样的人当船长，即使有人愿意雇，也没有什么好水
手愿意在这样的船长手下当船员了。
最后解释一句，船长应和船一起沉下去的航海传统对于“八九民运”号来说只是一种
比喻，笔者无意逼总指挥和保卫部长们必须全数死在天安门广场。但你们向部下号召以牺
牲为最高原则，而你们自己却如此不顾体面地夹著尾巴悉数逃跑（有的逃出来了，有的没
逃成），无法让人相信你们的诚实和敬业精神。诚实和敬业精神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
任何行业都是一样，包括不厌其诈的兵家。仁，信，义，勇，严；这为将的五德就是对兵
家诚实和敬业精神的中国式注解。
（《中国之春》９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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